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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帝王当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书写 中国传统史书中并无这种写法
2009年4月8日，一件宋徽宗真迹《写生珍禽图》在北京保利博物馆“游艺――比利时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画绘画展”中亮相。图/CFP
想象一下宋徽宗时期的开封城。与开始就被规划为都城的大唐长安不同，宋都开封由一座州郡治所发展而来，起初，它远没有长安城恢弘。开封城里没有对称分布的宽阔大街，也没有整饬分明的功能规划区，以及专门划拨的集市场所。
有宋以来，开封的人口密度一直在增加。太祖定都开封前，开封的旧城墙每边不足3公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城墙外建屋，每一边的城郭被扩至7公里，白色的城墙高达12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布21座城门。城门外，一条30米宽的护城河环拱。新城墙将开封府的规模扩大了3倍。徽宗的童年时代，护城河又被扩建至宽77米、深约5米。当时，开封府的居民已经有一百二三十万。
在开封府的正中央坐落着王朝的心脏――皇城所在，它从视觉上象征着王朝的政治中心。京杭大运河自西向东横贯开封城，将其与扬州、杭州等南方重镇相连，丝绸稻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开封。每天清晨，猪倌驱赶着几千只猪进入城门。这些粮食谷物，有些进入皇家粮仓，有些进入市场。贩售同类商品的商铺自发比邻而居，有专门卖金银的街巷，还有集勾栏、酒肆、客栈、茶馆与妓院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区“瓦子”，马行街的夜市灯火通明，以至于“蚊子与苍蝇都会躲得远远的”。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宋徽宗》一书中以细腻的工笔描绘徽宗童年和登基后的宋都开封，那里生机勃勃，市民生活空前发达，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政权的威胁，似乎会一直繁荣下去。
寻找宋徽宗
伊沛霞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这所学校以浓厚的古典学传统和对学生的高要求著称。60年代末，伊沛霞大三，学校要求人文学科的学生从主要的东方语言选择一门学习，伊沛霞觉得印度文明似乎太过于精神化，而大洋彼岸，中国正在发生“文革”，那是美国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试验充满好奇的年代，也是东亚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年代，伊沛霞选择了汉语。
没想到去教室上课第一天，老师竟然从古汉语开始讲起，但伊沛霞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大四那一年，她又主动选了古汉语，就此，伊沛霞一脚踏入了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领域。此后，伊沛霞读研究生时转入了汉学研究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75年拿到博士学位。但直到她博士毕业，她还没有真正的去过中国，相反，她在有限的资料里遨游，试图贴近古代中国的呼吸。
70年代中期，伊沛霞刚进入学界时曾读过一套史景迁主编的系列中国人物传记，那套书帮助她那一代人去了解当时尚属神秘的中国，从那时起她就在心中种下写一本中国人物传记的念头。
博士毕业后又过了几年，1978年到1980年之间，伊沛霞终于有机会去中国旅游，伊沛霞对展现在眼前的一切感到吃惊而心醉：古老的文明正以逐渐开放的姿态从新的体制中焕发活力。而六年前的1972年，西方世界还只能通过受邀去北京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眼睛观察这个古老文明。
或许是受芝加哥社会学派传统的浸润的缘故，伊沛霞在学术生涯早期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学家，她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历史的重要的帝王或名儒，而能触及更广泛的精英阶层，1978年，她以贵族家庭为单位展开的研究成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三十余年，她从汉唐转向宋朝，话题从家族转向妇女又转向文化的视觉层面，为美国汉学奉献了逾12本著作。
伊沛霞在传统的论证性的学术叙述中引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细节，这使她的著作更加丰满，吸引了学术界和校园之外的更广泛的读者。从执教之初，她就致力于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写作，为此她很注重自己的表达效果。她最初的努力是在一门中国历史课上，当她为学生编撰课程读物时，她特意选取那些可以活跃课堂气氛的文本。之后，她受邀为普罗大众撰写一本中国史，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基础课的通行教材。
写完自己的第一本书后，伊沛霞发现宋朝历史可以为挖掘古代贵族家族提供更深入的话题空间。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相较于唐朝，宋朝留存下来更丰富的史料，宋人热爱以笔记体记录当时的风土人情与奇闻轶事，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和普通人的生活场景。整个80到90年代，伊沛霞尤其着迷从宋朝时人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中追问人类学问题。重视时人的记录也成为伊沛霞后来写作《宋徽宗》时延续的一种治学态度。
在90年代以后，随着图像学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崛起，伊沛霞对历史研究中的视觉对象和视觉方法兴趣日渐浓厚。伊沛霞认为，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言辞，城市的空间布局、礼仪的制式、建筑的样式、书画内容以及风格，都承载了历史的叙事。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对象，他参与艺术实践、城市规划、建筑营造，同时以个人的历史嵌入更大的历史进程中？起初，伊沛霞选中了南宋诗人刘克庄，这位诗人著述颇丰并在朝中担任要职，卷入过南宋末年的政治风波。但随着不断阅读收集资料，1998年左右，伊沛霞发现徽宗是一个更理想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实践十分全面地与空间、建筑、景观、雕塑、绘画等视觉因素相结合，还因为他在其中展现了鲜明的个人取向。
文人皇帝？
有关徽宗的研究在国外汉学界已经有一些成果，有汉学家重新研究徽宗时的权臣蔡京，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徽宗的诗，但这样一本全方位透视徽宗的书尚属首次。伊沛霞广泛博取徽宗手诏、大臣奏疏、史官记载与文人笔记，尽量做到不偏重任何一方的叙事。
伊沛霞阅读过尚留存在世的宋徽宗所有的御笔手诏，这些公文写作或是使用高度格式化用语，或是曲笔隐微，不着情绪，帝王的真实面孔在掩藏下模糊不清。如何拨云见日，寻找隐藏其间的真实人格，是伊沛霞写作《宋徽宗》时定下的目标。
将帝王当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书写，中国传统史书中并无这种写法。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帝王因为身份也被高度抽象化，他被视作上天的儿子，国祚的象征，唯独很难的仅仅是他自己。帝王的言行很容易被解释出政治意涵，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朝政社稷，为此史家下笔不得不审慎，《宋史》中对皇帝的叙述相当枯燥。和20世纪前中国史家普遍认为替皇帝写传记不合适的观点相反，西方发达的君主传记传统，和宋同期的拜占庭哲学家Michael Psellus就曾写过《十四位拜占庭统治者》。
或是受到这些传记的启发，伊沛霞希望自己也能从徽宗的眼睛看当时的世界，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中，试图理解徽宗所有的惹起后世是非评议的政治选择，并藉此向读者还原更为丰满的徽宗形象。
所幸，徽宗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皇帝。如同他十分欣赏的南唐后主“李煜”，除了手诏、内批以外，徽宗留下了大笔私人痕迹的作品，如诗词、书法、绘画，这使伊沛霞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迹可循一些。
在涉及艺术、文化工程方面，徽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即位之初，他就点名批评前朝宫殿在柱子上涂饰翠金羽毛的做法，嫌弃过于奢华而不够效法自然，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修建皇家园林，搜罗长臂猿、瑞鹤、麋鹿置于园中，将其装点成自然而不失风雅的风格。
他是极其专业的艺术收藏家和赞助者，收集了包罗万象的书画、铭文拓片、古器，还命手下文官编制详细的目录，记录古器的《博古图》共有三十卷，每件古物均配有图示。《宣和书谱》收录了247位书法家的1220件作品，而《宣和画谱》收录的作品更有《宣和书谱》的五倍之多。
徽宗还是热情的仪式主义者，他决心将礼仪恢复到更为崇古的形式，为此不仅亲撰了十卷《冠礼》，命人铸造仪式需要的礼器，还亲自为典礼作曲。在他主持新修《政和五礼新仪》时，他兴致勃勃地与大臣讨论“国子监的孔子塑像应该描绘什么样的服饰？是否应当具体规定州县官员在主持仪式时的着装？不同的祭祀中应使用何种祭器，为数多少？哪些神祗的牌位使用涂金的木头，哪些使用朱漆木头？”这些细致的问题。
徽宗以创立书法中独特的瘦金体和高超的花鸟绘画技法闻名，如今沈阳博物院展览的《瑞鹤图》是该馆的镇馆宝之一。中国的帝王有悠久的诗书传统，远者不谈，唐宗宋祖，不是爱好诗歌，就是喜欢书法，缘何徽宗的文人气质如此突出？
学者陈威认为，“君主的诗不能自由选择要表达的诗意与主题，他的帝王身份决定了他能说什么，以及怎么说出来。”陈威在唐太宗的诗歌里几乎都看到了君主的影子。而伊沛霞通过检视徽宗的诗歌作品发现，徽宗的诗歌似乎却看不到帝王的身影，徽宗的诗歌经常表达“对身边美景的欣赏，对生活的满意，对广博的宇宙力量的惊叹”。如果遮盖作者的身份去读这些诗歌，读者会很容易想象作者是一个文人或道士。
帝王身份让徽宗比普通人更方便地征调人力物力去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他亲自设计宫廷画家的培养方案，提高画师和书法家的地位，让他们获得和普通文官一样的品阶，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道观推广道家。从徽宗的角度看，这与王朝的政治目标并不矛盾，相反大兴文化工程是彰显君主威仪、展示国富民强的重要方式。然而正是他大兴土木被后人诟病为“虚荣”、贪图逸乐、好大喜功。
在伊沛霞看来，徽宗的花费不算过分。她拿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同徽宗朝比较，发现当时宫廷人均花费比徽宗家族高得多。执掌佛罗伦萨知名的美第奇家族只有一百万人口，占据的面积不比宋朝的一个州大多少，但却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碧提宫。
胸怀大志
在着手研究徽宗之前，伊沛霞曾听说过徽宗的固定形象。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宗总是道德训诫故事的负面主角，张居正编写《帝鉴图说》列出了古代皇帝的善举与恶行，来教导年幼的万历皇帝以史为鉴。在收录的三十六则恶行中，三则发生在宋朝，全部与徽宗有关。或许因为其经历传奇，徽宗也是各种演义小说里的常客，在演义小说中，徽宗常常被塑造为荒淫无度、为了一己私欲大四搜刮民脂民膏的昏君，《水浒传》就以徽宗朝后期方腊起义为背景。
“花石纲”(为装点花园徽宗令太监童贯为他四处搜罗奇花异石)，“六贼”(语出徽宗朝太学生陈东，指的是徽宗朝后期六个祸乱朝野的大臣和宦官)、乃至“夜会李师师”，经过历代史官和小说家的演绎，成为粘在徽宗身上的固定标签。
剥除徽宗身上沉积的意识形态迷障，是伊沛霞写作这本书的又一目标。伊沛霞尤其注重考辨不同来源材料的真伪，在阅读宋朝笔记时，她会下意识地考虑，记录者当时是否在场，他是从哪里获得信源等问题。注重风趣的笔记小说可能会将很多历史名人的故事进行修饰，比如传言徽宗的诞辰被人为修改，她甄别后觉得不合逻辑，因而弃之不用。在她阅读言官的奏疏时，她也会仔细考虑到言官所属的派系和立场是否会导致他对所言陈之事有所夸大。
随着更加细致的研究，伊沛霞发现后人站在回溯的视角，不公正地使徽宗承担过多道德指责，甚至为了警世，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徽宗与他的大臣头上。比如，尽管花石纲对宋朝经济造成实质性伤害，但其费用与国防军务开支相比不值一提，宋朝的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并非是花石纲的苛政猛税，而是军事失败后金向宋再三索要巨额的赔款与岁币。又如，世人皆以为蔡京是主张北宋与金联盟，最终惨遭盟友反噬的罪魁祸首。而事实上当时蔡京已经致仕，和金结盟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主要是童贯和接替蔡京的王黼主持。
伊沛霞认为徽宗并不是单纯地沉迷于艺术与宗教，他雄心勃勃，期望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建筑、文化工程，名留青史。这或许能解释，徽宗为什么将自己主持编撰的医学、礼仪、书谱和画谱之前都冠以自己的年号。政和年间，徽宗诏书中首次“丰亨豫大”这个词，这是徽宗提出的政治理想，“丰亨豫大”出自《周易》的《丰》《豫》二卦，它承载了一整套理想的治世结构：圣人在上、大臣在下、最终至于天下之人和悦安乐的理想境界。
而后世却以“君臣逸豫”来批评徽宗与大臣们好大喜功、贪图安乐。徽宗提出的“丰亨豫大”的政治理想时，“豫大”的对象是百姓，而对应的自己，是要做超越自己父皇和哥哥的圣君，只是美好的政治理想在施行时发生了变异。
在徽宗早期，他曾试图通过广纳谏言、整顿党争来实现理想。登基之初，他召回了一系列之前被打压的保守派官员，试图斡旋保守派与改革派同朝共处，然而在他发现两派之间的斗争无法用政治协商与妥协解决时，徽宗不再有耐心，他在两派中选择了更有行动力的一方领袖――蔡京来执掌朝廷。
大臣们向徽宗举荐道教宗师，报告象征国泰民安的祥瑞消息。渐渐徽宗发现，如果不能通过整顿吏治来超越父兄，那么至少他可以通过制造祥瑞、大兴土木、举办恢弘的皇家典礼来营造出太平盛世的气象。当时地方迎合徽宗的心理，隔三差五就向徽宗上奏哪里又发现了“芝草”，哪里又出现了“麒麟”等种种祥瑞征兆，徽宗甚至命人制作了一套祥瑞图册，详细描绘各种象征祥瑞的千奇百怪的景象。
这种野心在他修建明堂时达到顶峰。明堂是儒家等级最高的礼制建筑，《白虎通》记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形者也。”徽宗之前的宋朝皇帝都没修建过明堂，但仁宗和英宗朝都讨论过这件事。史料中记载的最完整的明堂，一座是王莽宣告建立新朝修建，而另一座是武则天宣布自立为王后修建。自古以来，敢于修建明堂的君王，不是自诩明君，也是自信非凡的人。
对熟悉的建筑、文化工程领域，徽宗可以自信满满，但在处理他不熟悉的军务时，徽宗却明显缺乏决策力。事实上，北宋军事失败和徽宗一生没有走出京城，去边疆前线实地了解军情有关。与游牧政权中领袖带兵打仗、亲征沙场相比，已经发展为更为文明而成熟政权的宋朝的君主承担更多的礼仪和政治职能。徽宗登基以来，除了偶尔拜访大臣，大多数时间他被要求待在宫中，假如他想出宫狩猎，则会收到大臣上书劝诫阻挠。
在伊沛霞看来，徽宗当然不是圣主明君，但也和那些因为残暴或愚昧，或遭遇军事政变而丢掉皇位的皇帝不同。徽宗朝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化合后的结果。可以设想，假如契丹平定女真叛乱，女真就不会在灭契丹后又入侵宋朝，而徽宗很可能在皇帝的宝座上再坐十年。
或者，让我们把如果的时间轴再推得更远一点，如果在徽宗十八岁那年，他的皇兄没有无嗣早逝，徽宗就根本不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徽宗可能还是一个爱好文艺、宴饮、娱乐、各种节日的人。但是，也许他一生的轨迹，会更像他的姑父王诜，成为广泛结识当时文化名流的著名的书画收藏家， 一生全心致力于自己挚爱的艺术事业。
责任编辑：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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