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是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品,书写人们想要逃离的现实之中,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揭示那些人们想要逃避的现实。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曾收到一封书店来信。信中要求他以后尽量在夏天出版新书,因为在穿大衣的冬天,他的书太容易被偷了——他是传说中“在以色列作品遭窃最多的作家”,其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他的短篇小说短则两三页,长不过十数页,有旋风般的能量,常常从第一句起就将读者裹挟。起初还是日常生活的俗常情境,但往往,故事会出人意料地遁入另一个领域,一个充满幻想、梦境、隐喻和诡计的,或古怪奇异或超现实的世界,并在那异质、并非传统意义上“真实”的世界里,呈现现实世界的真相,揭示那些人们想要逃避的现实。
埃特加·凯雷特的短篇小说非常好笑。《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的38个短篇充满各种笑点,有的甚至像段子、脱口秀、单口相声或伍迪·艾伦喜剧片里的知识分子在酒吧讲冷笑话。决不要边喝水边读这本书。然而,如同篇幅短小不等于浅薄,好笑也并不等于它们不值得被严肃看待。《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笑话背后,有敏锐的洞察,有基于同理心的同情心,甚至黑暗的底色。这些故事在深入描绘当代人内心生活图景的同时,对于嬗变的身份、何为现实及至小说书写本身做了深刻的思考。
对于埃特加·凯雷特来说,何为现实?开首的标题短篇做了最好的回答。一名也叫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家在自家客厅里被大胡子瑞典佬、问卷调查员及比萨外卖员绑架,绑架者的要求是:讲一个好故事。“在这个国家,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作者借绑架者之口道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以色列。而当作家凯雷特将眼前的处境编成故事时,绑架者打断了他:“这不是故事,更像是证人的证词。你说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的现实。”这个段落是理解埃特加·凯雷特短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他看来,要真正地书写现实,并非“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在我们头上”;而是运用想象力,“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
“我是谁?”,或者说,对于身份的探寻及思考,在《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中反复出现。相比更关注国族身份的美国犹太作家,凯雷特探讨身份的角度要更个人化一些,也有更多存在主义的意味。在最表层,身份和名字与外貌有密切关联。《阿里》里的女孩只交名叫“阿里”的男友,且一达到性高潮就会大叫“阿里”之名,但“我跟房东的名字都叫阿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叫的到底是我还是房东”。而在《额外的生活》里,一对孪生姐妹与一对孪生兄弟结了婚,孪生者虽然相貌相同,但性格迥异,最后引发了出轨事件;但凯雷特的故事并未在此止步,而是反过来探讨了出轨的本质——人们出轨,不就是有另一个相貌相同的自己,在过“另一种额外的生活”吗?——即以孪生喻身份之分裂及复杂性。同样写身份,《拉开拉链》是奇幻风格:艾拉发现齐基的舌头底下有一条细小的拉链,当她拉开拉链时,“齐基整个人就像牡蛎那样打开了”,而里面的那个男人“留着山羊胡子,鬓角修得很整齐,也没有受过割礼”——凯雷特在这里同时探讨了犹太人的身份迷思。“假装成为他人”是——探寻身份问题的另一视角:如《白日做梦》里的男人“会幻想自己做着别人的工作”,“会把其他女人幻想成自己的老婆”;《健康早餐》里的主角米龙则更出位,孤独的他在咖啡馆扮演他人,甚至在入戏太深被人殴打流血后反而“感到自己还活着”,因为在想象的世界里,他已经成为了他人,“想象自己正跟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在一块,而且几乎就要成功了。”
埃特加·凯雷特1967年生于以色列,父母皆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与以色列文学传统不同的是,埃特加·凯雷特并不像阿摩司·奥兹或大卫·格罗斯曼那样直截了当地书写以色列政治。《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虽然也涉及自杀式爆炸(《约瑟夫》)、经济大萧条(《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战争与和平(《石榴》)等社会政治问题,但凯雷特书写的角度总是私人而疏离的:恐怖袭击对他而言“只是和愤怒和疏远有关”,经济大萧条的本质是“该死的钱他妈的毁了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凯雷特将芜杂的以色列当代社会的表象剥离,以突出人性及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孤独、爱情、欲望、偶然等,由此从人们想要逃离的现实之中创造出好故事来——或用凯雷特在标题短篇中的话来说,“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