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闲淡抄人
原标题：金宇澄 在平静中，爱以闲谈消永昼(1)
金宇澄，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黎里，《上海文学》执行主编。
《回望》
作者：金宇澄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金宇澄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上海的冬天，照旧阴雨绵绵。爱神花园的作协大厅里，窗玻璃上水汽氤氲散不开，金宇澄从三楼沿着回旋楼梯下来，穿一身黑，听不见脚步声，像从民国走来一位说书先生，准备开口前，要静默。大厅外花园里，爱神丘比特的妻子普绪赫的雕塑一声不响。
他拿了两包香烟，准备闲聊一上午。爱以闲谈消永昼，写作的真谛，金宇澄认为就像博尔赫斯说《一千零一夜》那样，“旨在给人以感动和消遣”，而文学终究要给人以安慰。虽然这安慰，并不能逃过“花无百日红”的人生宿命。
“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这是他总摆在嘴边的一句话，面对的不仅是以《繁花》为代表的吴方言和话本写作实验，更是面对父母辈的人生。2016年，他写完记录父辈记忆的《回望》，一切归于平静。
《繁花》写在《回望》之前，35万字，忍不住念出声，耳边果真是一位苏州口音上海话的说书先生笃笃定定的声音。第四章，写四个人去苏州玩，有一晚无法进旅馆，只能在沧浪亭门口坐等天亮。这是金宇澄和朋友的真人真事。四个荒唐子，三更流浪天，南依古园，缄默坐眺，姑苏朦胧房舍，温风如酒，波纹如绫，一流清水之上，有人想起弹词名家“沧浪钓徒”马如飞。
都说《繁花》写沪上风情，我看底子是苏州的。这无解的直觉，看完《回望》后便得到宽解。原来金宇澄说苏州是他的精神源泉，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原型，就是他的苏州父亲。
关于父母辈，关于记忆的细部，金宇澄有踟蹰，担心它们消逝在白茫茫的历史迷雾中。说完《繁花》里的上海故事，他开始追溯自己的根脉。
1952年，金宇澄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就读复旦中文系的上海姑娘，父亲出生在吴江古镇黎里，和柳亚子是远亲，自苏州读书时便家道中落，解放前参与潘汉年领导的中共谍报工作，1942年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受尽折磨。1950年他的人生才与母亲会合，却不得美满。1955年，父亲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
情报工作出身的父亲，常年西装革履，也曾身无分文。1949年以后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初期，他在大红纸上写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玻璃门上。这扇门却在半个月后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闯入，搬走书籍、日记和相册。运动结束后他被通知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被抄图书。在杂乱巨大的飞机库内，他遍寻当年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不得。
2013年，父亲去世，母亲情绪大坏，金宇澄常陪伴她翻看旧相册，牵起话头无限。母亲曾是上海虹口凤生里银楼家的“小囡囡”，读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停课闷在家看《家》《春》《秋》。1945年，她考上私立复旦中文系，认识当时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的维德（金宇澄父亲），觉得维德“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他们常在平安大戏院附近的吉士咖啡馆会面。后来她放弃学业去南京大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回沪后成为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同志，经组织批准与维德结合，生了三个孩子，老二是金宇澄。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金宇澄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去黑龙江嫩江农场，七年后从东北兜转回沪，1988年调入《上海文学》编辑部，至今已近30年。这些过往记忆，被金宇澄写在《洗牌年代》里，成为《繁花》的底子。
父亲留下的书信和日记，与母亲整理的剪贴本形成补充对照，汇聚成《回望》这本看似平凡、却透露丰富历史真实的非虚构传记。父亲母亲的故事，用三种不同的叙事讲述，从青春到晚年，情节旁逸斜出，金宇澄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下笔犹豫，人与史的碰触，一旦深入细部，只陷于浑茫。
大动荡之后是大平静，世相光明剔透。因这《回望》，金宇澄在时光中又见父母，满头银发，两颊早有老年斑，对着“地下党”电视剧的屏幕，在沙发里坐着一声不响。晚饭前的黄昏，父亲开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漫长的人生边沿上，他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在十四根香烟的缭绕中，从父辈记忆回归文学漫谈，金宇澄很慢热，逐渐显现一种松弛的天真。一听我是狮子座，“我们合得来”，他一拍大腿，点了第一根烟。
回望父辈
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
新京报：去年《洗牌年代》再版，初版是十年前，当时没有大反响，《繁花》出来后引爆文坛，《洗牌年代》据说在去年上海书展的签售会上，读者排队绕了好几圈。看完此书明白，原来《繁花》许多故事素材都铺陈在《洗牌年代》里了，现在又出了《回望》，擅长讲市民故事的上海爷叔，原来出自这样一个家庭。你怎么看待这三本书的脉络？
金宇澄：说《洗牌年代》是写作素材本也有道理，《洗牌年代》留下很多城市生活的细部，就像《繁花》的准备。《繁花》是偶然所得，它出版后没几个月，我父亲就过世了。
《回望》是一种整理，父亲过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给友人马希仁先生的信件，其中几封写他1942年在上海时如何被日本人抓走的细节，信里说，1942年7月29日那夜很热，他吃过晚饭去福熙坊（今延安中路），看见对面外国坟山（今静安公园）里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心里惆怅，早早回家。深夜一点钟，日本宪兵冲入家中将其逮捕，之后被反复刑审。这几封信画面感强烈，让我产生了写父亲的冲动。
新京报：你曾谈到，如果有一天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共进晚餐，你会选择和父亲重逢，在苏州“得月楼”吃饭，为什么这样选？
金宇澄：他出生在吴江黎里，算是苏州人，在苏州读书。越是年纪大了，越会返回出生原点，经常会回忆起黎里旧俗，除夕“祭祖”、“小辈为长辈磕头”……几乎深入他血液的印痕。年纪大了慢慢恢复了乡音，他不是所谓劳动人民出身，身上一直藏着江南旧文化。简单说，是很有魅力的老先生。得月楼在那个年代名震苏沪，我们父子没能在得月楼吃过饭，是我想象的一个美好场景，我知道他会喜欢的。
新京报：苏州对你和你父亲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金宇澄：苏州和吴江黎里，大概是我的情感源泉。有个看过《繁花》的读者和我说，“金宇澄，你的感情维系不在上海，在苏吴这一块，我发现你只要一写苏州，一写黎里，文笔就放慢了”，我心里一动。
就说语言吧，我个人觉得没有标准意义的上海话，日常上海话都有其他口音，苏北腔，山东腔，宁波腔，而只有苏州腔的上海话，开口最是高雅，它有古吴文化的千百年积淀，极其“通文”，昆曲也用这个语言。写《繁花》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开初云里雾里，然后遇见最亲切的苏式吴语，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其实是我父亲，他90岁后不看书也不看报，只听评弹。
我翻过他笔记，他写过这句话：书中没有真理。我还记得在他中年时，大概1967年某个早晨，我问过他，为什么他当年不去做上海的码头工人，那样的话，我们家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就不会多次被抄家了……当时他正准备出门赶去某个学校扫厕所，他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
90岁后，他却说书里没有真理，像一种自我的颠覆。那时每个礼拜六我去看他，一般是上午十点，他都在看电视里的拳王争霸赛。一个男人深感无力，需要这样的寻找吧，或者叫返璞归真。
（下转B03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