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高考历史上最大作弊案
“湖北武汉一考生将高考数学题上传小猿搜题”的高考舞弊事件，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其实，自从有了科举考试，作弊之事是层出不绝的，只是方式和手段，因时代不同，不断推陈出新罢了！
在封建帝制时代，要当官作宰，就得走科举考试之路。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题名天下知”，通过寒窗苦读，一朝题名，跃龙门，入宦途，是无数士子们的终生梦想。
然而，正如同作弊与如今的高考俱时而生一样，在科举时代，同样有着让人防不胜防的作弊手段。因此，历代帝王大都将科场的治理作为重点。尽管有着严刑峻法的威慑，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无论是士子们，还是考官们，不惜铤而走险，让科考充斥着乌烟瘴气和熏天铜臭。
大清顺治朝时的“丁酉北闱大狱”，所揭示的科场的肮脏内幕，今天看起来，也触目惊心。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清王朝，足智多谋的谋臣范文成建议，应该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以消除中原百姓对满洲贵族的反抗情绪。顺治帝当即采纳，并当即决定，第二年秋天，也就是顺治二年（1645年）的八月份举行乡试，并接着在顺治三年（1646年）的春天二月份举行会试。而且，沿袭明朝旧制，规定：“嗣后，以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这样，有清一代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就由此开始了。
科举制与科场案历来是相伴的，清朝更是如此。清朝开国以后发生的第一起科场大案，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今北京）乡试时，因考官贿卖“关节”而引发的舞弊案。按干支纪年，这一年是丁酉年，顺天乡试贡院又称“北闱”，所以此案被称作“丁酉北闱大狱”。
百中取四
顺治十四年，参加顺天乡试想考举人的考生共有5700人。其中，直隶各府、州、县送来的生员也就是秀才有4000人，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即国子监的贡生、监生们有1700人。考生这么多，可是，正榜和副榜的举人名额总共才206名，录取率还不到百分之四，竞争激烈的程度可想而知。
根据大清《钦定科场条例》，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由皇帝指派，负责总阅试卷，决定取舍，核定名次，并将所取中的举人及其试卷向皇帝奏报，他们是举人考试的最高长官。主考官之外，皇帝还要钦点同考官十几名，协助主考官阅卷。因同考官在考场内都是每人一房，所以也称为“房考官”。所有试卷，都先由同考官们分头批阅，然后择优向主考官推荐。
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顺治帝钦定的正主考官是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曹本荣，副主考官是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宋之绳。同考官共有十四人。而这次乡试酿成大狱，恰是由于充任同考官的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大理寺右评事张我朴等疯狂贿卖“关节”引发的。
关节内幕
要弄清楚这场科考大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得对科考场上的“关节”略知一二。
科场“关节”，是指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一种幕后交易。广义的关节，指在科场内外托人关说、行贿、干谒、樊援，历朝皆有；狭义的关节，指卷面上的暗号，此弊主要发生在两宋特别是明清时期。
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制定了两项在科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场规则：一曰糊名，二曰誊录。
糊名，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项用纸糊盖起来，使批阅试卷的考官不知道手头的卷子是何人所作。誊录，就是在考生交卷后，另由考场专雇的誊抄人员将考卷重抄一遍，然后再交考官评阅，这样，就连考生的笔迹，考官也无法认出了。
可是，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在有了“弥封糊名”和“誊录易书”这两项防弊措施之后，考官和士子们又想出了新的作弊“对策”，即订关节递条子，又称“关节条子”、“关目”。
在明清时期，科场“关节”指的就是考生与考官为串通作弊而约定的符号，密通的字眼。一般说来，采用密订“关节”这一舞弊方式，大多是在应考前考生与考官直接或辗转相托间接地约好，在试卷内诗文某处用什么字作为记号，其中大多数是用“夫”、“也”、“矣”这一类虚词作暗示，大多用在某文开头、某段结尾。
为确保录取时准确无误，每个关节条子都要订三四处的字眼。对订好的关节，写在条子上，辗转递送给考官。考官入场后，留心于他要关照的士子，凭手头字条上的“关节”暗号录取。送了银子通了“关节”的考生，哪怕是答卷驴唇不对马嘴，也能取中，这便是“关节”的妙用。
科举考场
疯狂兜售
顺治朝丁酉科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大理寺右评事张我朴等人，“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这类人，忘乎所以，把充任同考官看成是谋私树党、大捞横财的良机。在入场前，他们或是巴结权贵，馈送榜名，或是使人招摇，贿卖“关节”。其中，尤其是李振邺甩卖“关节”最来劲，他嫌单靠自己卖的太少，还找来一个叫张汉的考生帮忙。
原来，李振邺与张汉早就是狐朋狗友。张汉一向景况不佳，便依附在李振邺门下。李振邺则因张汉交结颇广，有可用之处，倒也乐于相助。
顺治十四年的夏天，李振邺忽然接到家书，说夫人将来北京。这下使李振邺急得慌了手脚，因为他在京中，私养一妾，已是多年，他担心夫人到京后，见他纳妾娶小，向他撒泼。于是想把这个小妾转出去，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
一天，李振邺和张汉聊起天来，问道，你在客栈无聊，怎么不找个小妹做伴？张汉回答说手头没钱。李振邺乘机说，我的家眷就要来京，现有一妾可以转送给你，房帐各物，也全都送你。
白捡的便宜谁不占？张汉一听这等的美事，喜出望外，马上伏地拜谢，欣然接纳。
李振邺虽说是把自己的爱妾转给了张汉，暗中却仍是偷情往来，藉断丝连。
一天，那小妾向李振邺抱怨说：“你既然可怜我，就该为我找一个富家子，了我终身，现在跟了那个寒酸鬼，免不了一辈子都要忍饥挨饿。”李振邺安慰她：“你不用担心，我已有主意了，保准让你稳坐热炕头，柴米油盐终年不愁。”
接下来，李振邺伏在小妾的耳门私语道：“过几天我就要入闱充任房考官了，你可先暗中告诉张汉，要他留神寻找想要贿买‘关节’的士子，每个条子先卖6000两银子，若入场后使用上了再加2000两，我要大头，一个关节条子要5000两。这样，若是能卖出3个，你们就可稳拿3000两的银子，你还担心吃穿吗？”
那小妾迫不及待地把这桩美差告诉了张汉。张汉转念一想，又与这女子合计起来：“我们与其为别人转卖关节，何不自己谋利呢？如果你多要一些关节来给我，我高价卖出去，只用一半的价钱偿还给李振邺，我们自己便可得到一半的银两。若是这样，你就可以做我的贵夫人了，又岂止3000两银子呢？”
过了两日，李振邺又来与小妾偷情，那小妾便求多给张汉一些关节，李振邺一开始不答应；但经不住小妾撒娇纠缠，最后也就答应了。
科考临近了，李振邺先为应考的张汉本人密订了关节，答应入场后凭条子找到他的卷子，极力推荐，绝对可以取中。然后，李振邺又一口气拟订了几十个关节条子，让张汉拿着去寻找买主。
张汉虽然还未入闱考试，但因有考官李振邺为他作保，自然觉得稳能中举，现在又得了兜售关节这个有利可图的美差，便喜形于色，日夜奔波于富豪子弟之中，四处叫卖。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一张考卷便可决定一个考生能否入仕做官，而若一旦通了“关节”，便可有望榜上题名。于是，卖“关节”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兴隆的“生意”。
李振邺没费什么劲，在开考前，通过张汉已卖出24个“关节”。另外，还有一个送人情的，这就是颇有医术的士子陆庆曾，他曾经为李振邺治好过一场大病，现在李振邺想用科考中举来酬谢这妙手郎中的救命之恩，便主动为陆庆曾拟订了“关节”。
在李振邺炒卖“关节”的同时，其他考官也没闲着，竞相找买主，兜售关节条子。例如，另一个同考官大理寺右评事张我朴也卖了不少。
李振邺一伙同考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叫卖“关节”，广受贿赂，几乎人所皆知，当时就有人称张我朴、李振邺二人是“张千李万”。有人还公开说，今年北闱乡试可是难考，光是李振邺一人，就不知卖出了多少“关节”，还有什么公道可讲！
这些街谈巷议传到李振邺耳朵里，引起了他的怀疑：很可能是张汉的嘴没把紧，把他给出卖了。同时，李振邺在入场前也获悉张汉在贿卖“关节”的时候，高价抛出，私自匿下了大把的银两。这两桩事，促使李振邺对张汉反目为仇，记恨在心，打定主意报复这个忘恩负义之徒。
乱翻卷子
顺治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各同考官入场后，便分房阅卷。可是，李振邺等贪赃的考官不是评判考生答卷的优劣，而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核对“关节”上，寻找那些与手中“关节”相符的卷子。
由于入场前众考官卖出的“关节”太多，而这一科乡试要录取的名额却是很有限的，所以，究竟该取谁，不取谁，着实让考官们费尽了心思。这比起通过批阅试卷好坏来决定取舍似乎要难得多。
最后，李振邺等同考官不约而同地执行着如此录取规则：“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摈之；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非夙著者又摈之。”
由于同考官们几乎都有要照应的士子，他们彼此之间便频繁地把卷子换来换去，翻腾自己要找的人，以致把试卷弄得纷乱不堪。贡院之内早被这帮贪吏们弄得没了体统！
李振邺手里拿着25份关节条子，在几千本卷子里，他实在是难以对上号，就把家仆灵秀叫到跟前，把手中的“关节”用蓝笔写在一张纸上，让灵秀去翻腾卷子，核对“关节”。
原来，清廷规定，乡试期间考官可带仆人入场，以便差遣使唤。主考官可带仆人三人，同考官可带二人。家仆灵秀就是因此而随李振邺进入科场重地的。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与李振邺通“关节”的考生，最终只找到了5名，其余的20人自然都榜上无名了。
李振邺没有忘记负心的张汉。在场内，他把卷子翻来覆去地找了几遍，终于根据“关节”查到了张汉的卷子。大笔一挥，在上面胡乱地涂抹一通，作为废卷扔在一边。开考前稳操胜券的张汉怎么也没想到，为他打保票的李振邺反而把他死死地踩在脚下！
有位同考官名叫郭浚，年迈而愚庸。在场内，郭浚找到与他通了关节的一份卷子，想向主考官推荐。张我朴发现后诈唬他：你的底细我都知道，你就明说吧，这位举子是谁？“关节”卖了多少银子？
迂腐胆小的郭浚经不住张我朴的追问，便说这是江浙籍一位姓蒋的考生。张我朴立即想起平时与他有些疙瘩的蒋文卓，怀疑此卷很可能就是蒋文卓的，于是对郭浚说：“此人文章不通，若是取中，必遭物议。”
在张我朴的极力阻止下，郭浚最终没敢向上推荐这份卷子。张我朴只是想报复与他不和的蒋文卓，岂料这糊着姓名的卷子实际上是名叫蒋廷彦的士子的。
顺天贡院内的考官大人们，就是这样手持关节条子，完全凭着个人的恩怨好恶，来决定取谁，不取谁！
物议沸腾
科考结束后，李振邺的家仆灵秀刚刚出闱，就把李振邺在场内交给他的写有25个关节的条子，拿给同伴冯元看。冯元与李振邺一向有隙，便好说歹说，把这张条子要了去，想日后以此挟制李振邺。
九月间榜文发下后，众情汹汹，舆论大哗！而轻薄孟浪的李振邺却丝毫不知收敛，竟把自己通“关节”受贿赂当成神通广大，到处炫耀，见人就说：某某人的卷子，原本不通，因他与我有些交情，而使他中了副榜；又有某某人，我极力想把他取中，无奈某考官从中作梗，还是落第了……
从李振邺嘴里说出的考生，竟有数十人之多！
李振邺为何如此张扬呢？除了显摆他的本事外，似乎还要为自己没能把通了“关节”的25人全部录取而开脱；也想拉上另外一些考官，来说明科场取士盘根错节的关系，借以告诉人们科考大典的内幕难以揭开。
李振邺的话被一些人添油加醋，在京城内外广为传播。一时间，怨恨李振邺等同考官的人更多了，特别是那些通了“关节”花了银子却榜上无名的士子，就好像火上浇油，一个个怒气冲冲。
一心想当举人的张汉美梦成了泡影，而这美梦正是李振邺“搅黄”的，越想越气愤，决心非出这口恶气不可。于是，他愤然剪掉辫子，佯装狂徒，挥笔写了一堆贴子，把李振邺贿卖“关节”、大肆舞弊的事翻了个底朝天，先后向京师科道衙门投送了四份。
在场内被张我朴诈唬了一顿的郭浚，出场后急忙找到蒋廷彦说：“你的卷子我原本已经取中了，但无奈有张我朴的极力阻挠，只好对不起你了。我还听说张汉的卷子本来是可以中的，被李振邺拿去给涂抹了。”
蒋文卓和蒋廷彦两位考生知道了这事儿的原委，对张我朴不禁恨之入骨，二人接连写了大量的匿名揭帖，到处散发传播，对听说到的张我朴在科场内的丑恶行为进行揭露。
蒋文卓、张汉等揭发科场舞弊的事，迅速传到了吏科给事中陆贻吉的耳朵里。蒋文卓的揭帖把他也牵涉进去了，说他协助应考的亲侄子陆其贤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关节。陆贻吉顿时方寸大乱。
陆贻吉故作镇定，找到好友刑科给事中任克溥说：“今年北闱乡试，科场上下舞弊成风，张汉、蒋文卓要公开揭露此事，不知怎的把我的名字也挂上了，这实在冤枉，为表明我的清白，我想亲自上疏，公开检举。”
陆贻吉虽是这样说，却一直没有呈递疏文，实际上，他是想请任克溥帮忙捂着，关键时候说句话。
然而，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丁酉北闱科场的种种舞弊情节，已是形迹大露，想遮也遮不住了。最后，这个盖子恰恰是刑科给事中任克溥揭开的。
俱著立斩
就在京城内，上自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在纷纷议论秋闱舞弊，舆论一片哗然的时候，顺治帝巡幸南苑。
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这天，顺治帝在南苑行宫召见各部院的汉大臣及翰林科道官员。
顺治帝严厉批评各部院的汉大臣“庇护为奸，竟成积习”，斥责科道等官“明知隐匿，不行据实陈奏”，要求朝中大臣“痛改前行，勉图效力”，否则“国法俱在，决不少宥”。
听过顺治帝的训导，刑科给事中任克溥感到，这是作为言官弹劾的良机，随即递上一道奏疏，揭发顺天科场大弊。奏疏中说：
“北闱榜放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闻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乞皇上集郡臣公同会讯。”
顺治帝览奏，龙颜震怒，立即给吏部、都察院等衙门下了一道措辞强硬的御旨：贪赃枉法实乃科场中的最大犯罪，场闱分明是考取国家人才的重要场所，岂能容忍乱臣贼子为所欲为，扰我江山？立即捉拿任克溥奏疏内提到的各犯，到吏部会审。
任克溥所参奏的官员士子们全部拿齐后，顺治帝便命满汉部院大臣联席审理。会审之初，满族大员不知关节究竟为何物，因为这时满人入关的时间还不长，对汉人科举作弊那一套手法还不很熟悉。汉员王永吉便向他们作了详细解释。满员听后不禁惊愕：堂堂科考大典，竟有这种玩法！
会审开始后，同考官李振邺对甩卖“关节”之事吞吞吐吐，张我朴等则拒不承认有舞弊之情。为了找到李振邺等关节作弊的证据，吏部尚书王永吉传讯知情人冯元到堂。
办案大臣又是好言相劝，又是晓之利害，终于使冯元交出了他从好友灵秀那里得到的李振邺亲笔写的关节条子。只见条子上25名通关节的士子中，第一名便是李振邺“借中式以酬医”的陆庆曾。
但是，当王永吉再往下看时，脸色顿变！原来，名单上的第二名士子正是他的亲侄子王树德。
此时，久经官场的老奸巨滑的王永吉立即提出回避本案，并上疏自劾，请求处分。十月二十五日，顺治帝传旨：士子王树德审明处分，吏部尚书王永吉不必先自请处分。
会审大员根据李振邺的这张条子，按卷核对，顺藤摸瓜，与李振邺私通了关节的士子们，很快全部清查出来。
十月二十七日，根据办案大臣的审理意见，顺治帝颁下谕旨，对丁酉科北闱乡试中交通关节的考官、士子分别惩处：
“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李振邺、张我朴、蔡元曦、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
李振邺等七人，当即被押往菜市口刑场处斩。
起初，李振邺总觉得与他通“关节”的举子是大员子弟，诸大臣会出面营救他的，所以并不十分畏惧。但当看到死已临头时，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顿足狂呼。行刑者见死囚发怒，立即勒紧捆绑李振邺的绳子，挥刀砍下他那颗浮薄轻狂的头颅。
李振邺等七人被斩后的第二天，吏部和刑部向有关各省发出急件，敕令将顺天科场案内各犯家中的老幼全部逮捕关押，家资财产查抄入官。
十二月初四日，正是寒冬腊月，从科场案内各位人犯家中捉拿来的男女老少共有108人，一起被押往关外盛京北部杳无人迹、冰天雪地的尚阳堡。这种株连大批家属的做法，在清朝诸多科场案的处罚中极为罕见。
囹圄几满
将七名要犯正法，这一科场案并未因此了结。刑部要进一步追根查底，讯问蒋文卓当初揭发的科场舞弊情节，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蒋文卓说，是从同考官郭浚那儿听说的。郭浚本来不认识蒋文卓，所以他死活不肯认账。
刑部官员再一次动用刑具，讯问蒋文卓。酷刑之下，蒋文卓终于供出：“有个考生叫蒋廷彦，在同考官郭浚的房内落榜了，有关这次科考作弊的原委，郭浚对蒋廷彦说的极为详细，我是从蒋廷彦那里得知详情的。”
于是，朝廷又下命令捉拿蒋廷彦归案。同考官郭浚，出场后一直愤恨忧愁，到十二月份在刑部的司房中一命呜呼了。
还有一个叫沈旋的举人，曾在茶叶商行陈显之那里存了几百两银子，科考前他想取出来，用以行贿通关节。茶商陈显之因为把银子用了，一时拿不出来还他。沈旋心里一急，就和陈显之吵了起来。当时，恰有茶贩子于子文贩卖茶叶住在陈显之的茶行里，一直想交结官场中人，知道了沈旋要科考的情况后，便主动出银资助，沈旋果真行贿得中。
东窗事发后，胆小的沈旋投案自首，茶商陈显之、茶贩子于子文二人，则因为知情不举，一起被捉拿拷问。
有个人叫李燧升，已候选漳州司理，因在顺天乡试时，为人说合，替士子交通作弊牵线，从中分得银子五十两。乡试结束时，李燧升已从吏部领到任命书，正在赴任的途中。当他行至苏州时，由榷关受命截拿，解京归案。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没有定罪的官员和士子，共有40人，其中有张天植父子、孙伯龄父子、郁之章父子、学士诸震、张汉之兄中书舍人张恂，以及光禄寺少卿李倩，都相继被拘拿。那些虽有关节而没有中举的士子，也陆续解拿归案。
一批又一批与顺天科场大案相关涉的人被押解至北京，以致京城内“朝署半空，囹圄几满，镇抚司前开张茶酒馆、饭食铺，闹盛过于前门”。
至于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曹本荣、副主考宋之绳二人，因没能发觉同考官的作弊行为，被顺治帝分别处以失察之罪，一同降了五级官职，仍留在原衙门供职。
顺治复试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据办案大臣奏报的意见，清世祖顺治帝向礼部颁发谕旨，命令道：
“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中式举人田耜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今年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
顺治帝还特意告诫说，如有故意躲避不来复试者，立即革去举人，永远不许再参加科考，还要拿解来京，严格究查躲避复试的原因。
当时，丁酉科北闱所录取的190名新举人都已回到老家。礼部遵顺治谕旨行文各地，命令各府、县速速将这些新举人“老爷”们拘留，押送到京。
于是，新科举人们就像囚犯一样，一个个地从四面八方被押解到北京。
恰在这时，顺治帝为躲避天花，临时巡幸南苑，所以复试的时间一时定不下来。新举人们便各找住所，临时栖身，但京中店铺都像防瘟疫一样拒绝新举人留宿。新举人“老爷”们游离冻馁，有的只好钻进破庙道观，有的干脆像乞丐一样在颓垣倒屋之中度日，个个面如死灰，手里还拿着书卷不停背诵，为复试做准备。
饥寒交迫的新科举人们在数九隆冬的京城一等就是两个多月，一直等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十五日，顺治帝才在太和门亲自主持复试。
这天，参加复试的举人们入场时，“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也许因为元宵佳节，顺治帝格外开恩，他先安慰举子们说：“顷因考试不公，特亲加复阅。尔等皆朕赤子，其安心毋畏，各抒实学。朕非好为此举，实欲拔取真才不获已尔。”还传旨向答卷的士子们供给烟茶物品，并告诫在旁边站岗监督的兵卒格外小心，不得放肆无礼。
复试题目是由顺治帝钦定的，顺治帝还临时点了几个大臣批阅试卷。
复试两天后，榜文就发下来了，结果是朱汉雯等182人，保留举人的头衔，准许参加春天的会试。另有苏洪浚、张元生、时汝身、霍于京、尤可嘉、陈守文、张国器、周根邰等8人，因为试卷文理不通，着革去举人头衔。
那些获准会试的举人，在一场大惊之后，无不庆幸绝处逢生，并以“天子门生”自称，于是，你设宴，我请客，欢呼鼓舞，相互祝贺。
杖责四十
前文提到的那些没有定罪的40名官员、士子的下场是如何的呢？
他们被捉拿归案后，都被拘留在刑部大狱之中，锁在十三司的伙房，每个人的身上又锁有9条铁链，均有二名拨什库看守，每两个犯人又专门有一名章京逐日查检。可以说是插翅难逃。这样囚禁了半年，还不见什么动静，人人都以为必死无疑。
顺治十五年四月，刑部等衙门对续审各犯提出分为五批处理的意见，奏报顺治帝：
第一批，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旸、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放尚阳堡；
第二批，孙伯龄、郁之章、李倩、陈经在、邱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升、盛树铭、徐文龙、查学时，俱应立斩，家产籍没；
第三批，张名、孙兰茁、郁乔、李苏霖、张绣虎，俱应立绞；
第四批，余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
第五批，曹本荣、董笃行等另行定罪。
四月二十二日，大内传出顺治谕旨，命令刑部提取各犯，御前亲审。
清时定制，朝廷若有斩决之事，镇抚司开南角门，刑部准备绳索嚼子，招点刽子手，工部肃清道路。这天一大早，刑部便备下绑索40副，口嚼40枚，刽子手40名，行刑大刀一大排。
各犯在兵卒押解下进入太和门，顺治帝御临太和殿，亲行审讯。
太和殿之下，受审的40名官员、士子失魂落魄，以致有的人屎尿失禁。只有兵部右侍郎张天植敢在大堂上辩白，说他们父子本来没有什么舞弊行为，因为他的儿子早已得了荫生，即便不中式，也已是富贵自有，况且其子也算是能书善写，皇上若不信，可召来面试。
顺治帝见张天植竟敢在御前争辩，便命令动用夹刑。行刑的校尉想夹张天植的两脚，顺治帝竖起一个手指，示意了一下，只夹一足。酷刑之下，张天植仍死不承认，坚持说：“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或许是由于张天植的辩白，顺治帝在做了一番审讯后，传下旨令：所有犯人都从轻发落，先在长安街上杖打40大板，然后候旨。
按惯例，若是40大板下来，犯人即便不死，也是奄奄一息了。然而这次行刑时，刑部左侍郎杜立德把兵役们叫到一边说，皇上特地施恩宽宥了这些官员、士子，你们若是真的打死一两个，就辜负了皇上的旨意了，所以动刑时只要象征性地辱打一下就可以了。
有了刑部官员的话，行刑的兵役们没有哪个是往死里打的。当天晚上，在长安街上挨完打的犯人们，又全部押往刑部狱中。
杖责的第二天，刑部等衙门奉顺治谕旨：“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讯，王树德等俱口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徒尚阳堡。”“董笃行等本当重处，朕面讯时，皆自认委系溺职，姑从宽免罪，仍复官。”
后人评论认为，如果没有张天植的据理力争，宁死不招，很难想像顺治帝会有这样从宽处理的谕令。
王树德等犯人，被审后暂令囚禁于京师，由刑部行文各犯的原籍，催提家属，抄没资产。可是，各地的巡抚、按察使以及州、县各官，多存有怜悯之心，想出种种理由，文移往返，商来议去，没有马上发落，这样拖来拖去，各犯就一直囚在刑部狱中，最后也没有几个，真的被发送关外的尚阳堡。
自从顺治帝从轻惩处这些犯人的诏书颁下后，每个人身上的锁链纷纷取下，各找要好者同居一室，房间低洼狭小些，便雇人搭盖修饰，置设锅几，竟安心过起日子来。这些犯人们在狱中闲着无聊，就日夜叫牌贿色，消磨时光。于是，外间有人把这囚禁犯人的牢狱称为“福堂仙境”。
总体来说，顺治朝丁酉北闱科场案，惩处官员、士子及被株连的家属将近200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大案了。
以史为鉴
试想，如果没有任克溥的参奏揭发，那些贿买关节的士子们一旦平平安安地做了举人，得了功名，做了官，他们首先会干什么呢？显然，他们首先会想方设法捞回在贿买关节时花掉的几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因为赔本的生意谁会干？所谓“想方设法”，除了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外，显然很少有其他的正当渠道。因此，吏治腐败已经在官吏选拔的源头上埋下了危机。
任由李振邺们这样的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官吏的选拔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呢？官场就变成了肮脏的交易场。爬上来的人不是靠才德，靠能力，而是靠金钱，靠关系，那些真正德才兼备者则可能永远沉沦在下层，永远得不到施展之机。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痛心之处！
在今日，要进入官场，当官为吏，再也不必经过“科考”，因为科举制度在一百多年前就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高考考场似乎很难绕得过。
作为选拔优秀人才的高考，真正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神经，有人因之名扬天下，飞黄腾达；有人因之黯然神伤，甚至自绝人世。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然而，我们的高考考场就是一块公平公正的“净土”吗？谁也不会断然肯定。因为多年来，考题泄密事件时时发生，替考事件多见报端，阅卷“定关节”的把戏似乎也没有绝迹，现代高科技作弊手段正在入侵高考现场，防不胜防。更有甚者，某些神通广大的官吏们同样有手段干预考生的录取……各类资格考试、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各种考场和录取，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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