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蒋方舟公知文章
前两天刚去参加了蒋方舟跟阎连科《速求共眠》的首发式。蒋方舟是阎连科的铁粉，现在也是他的研究生，他们俩对当代文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俩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形式上的探索仍未能超脱出20世纪现代文学的框架，而在整体文学成就上也还比不上19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国作家要学习西方文学的一切有益元素，但又必须超越它们。如果你觉得《战争与和平》好，然后模仿着写了一本同样风格的小说，即便艺术水平不低于《战争与和平》，也没有什么价值。
阎连科和蒋方舟的观点不能算错，阎连科本人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的确也是非常出色的。但站在当下的文化语境来看，这个结论并不客观。关于中国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和人才断层问题，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说中国文学的边缘化问题。中国文学的边缘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的探索有所倒退，跟世界主流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断裂；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经验跟世界主流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之间，在气质上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中国文学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是乡土经验。作为百年来中国成就最高的题材领域，中国作家对于乡土题材的挖掘已经到了比较深的地步，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有过出色的乡土文学作品。但是，对于早已经跨入了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对于这种经验是陌生的。甚至都不用说西方，就拿中国来说，对于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来说，看《挪威的森林》、《蒂凡尼的早餐》等外国小说，是远比《创业史》、《人生》等更具有亲切感的。
中国在这20年间的变化有多大？不说深圳这种平地而起的城市了，就拿北京来说，先看这张照片。
这是作家余华在93年来北京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从站牌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团结湖。当时的团结湖，看起来还是一片荒地。而如今的团结湖附近是什么呢？是三里屯。当年的余华，可以在北京写出《活着》，但现在余华能把三里屯里的芸芸众生写好吗？我觉得基本没有可能。
除此之外，由于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对于城市文明、工业化等等态度跟西方主流话语是有差别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作协的某位著名作家曾带领作家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在作品交流环节，中国作家拿出的都是歌颂改革、歌颂工业、歌颂城市的作品，搞得美国人面面相觑——这玩意儿我们五十年前就不玩了，你们怎么还在搞？
为什么中国作家要歌颂改革、歌颂工业？在已经全面完成了工业化的欧美眼里，工业化带来的弊端他们是清楚的，但中国当时是真穷，我们迫切需要工业化来创造财富。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中国还有大量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中国城市的建设仍然在路上，对于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固然要注意，但如果因此而停下工业化，那是不会有多少人获益的。在这种背景下，主流话语对于工业与城市的正面评价仍然会成为主基调，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作家的断层问题。蒋方舟说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但在我看来，这不算是一个问题。很多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经济成就的背后，带来的是传统经验的失效。说人话就是，城市人不知道农村人在想什么，你跟老家的爸妈之间的共同话语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很简单，转型的速度太快了，一代人还未老去，另一代人已经成熟。
从西方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从大规模城市化的出现到现代文学的诞生，中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压缩到了二十年左右（从90年代中期开始算起）。因此，中国的年轻人对于都市经验的体验普遍是不足的，再加上中国特殊的体制原因，社会的流动性还没有那么高，中国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想从都市生活中获取经验，并转化为文学语言，难度是比较高的。这绝非靠一代人的努力能完成的。
所以，中国文学人才的断层问题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但这个人才的接档要靠创作者自发的努力来完成，而不是靠大跃进式的行政命令。
不过，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如果仅从人口的角度来说，当下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是确定无疑的现实，而中国、非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非洲、印度等国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几十年要经历跟中国同样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文学在转型期的一系列经验，反而有可能获得这些国家的认可。
如果从人口规模来看，仅中国一国的人口就超过了G7之和，而未来几十年非洲的人口可能会占全球的一半。如果非洲的经济也能获得提升，那么我想整个世界经济和文化圈的话语结构就有可能获得改变，所谓的边缘文学也可能会成为主流文学，现代西方文学的价值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形式的探索和审美标准上。
总之，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既不必过于悲观，但也不必通过否认现代文学价值的方式来告诉自己“我们很牛”。如果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认定为“西方话语霸权”，那中国就什么都不需要发展，原地踏步就挺好的。
PS：
1、关于经验失效和边缘化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乡镇中学上读书的，之后高中去了县城读了三年封闭式高中，再之后高考考上了北大。那么，这个孩子有实力吗？当然有，不然怎么可能单靠考分就上北大。
但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他到了北大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会被边缘化。因为现在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于大中城市。当别的同学日常聊天都是“今晚去哪个酒吧坐一坐”、“暑假去美国还是法国旅游”、“你的雅思考了多少分”的时候，这个学生能说什么呢？他可能连护照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说，中国文学的“边缘化”不是因为中国文学质量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在经验上跟当代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你硬要聊，那就只能是尬聊。
构成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主体的，就是类似这个学生这样的作家。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更适合写乡土，写农村与城市的碰撞，而不是写都市。或者说，即便他们写都市，这种体验跟从小在都市中成长起来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2、在评论里好多人还在说，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中国必然会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
敢问这位少侠是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麻烦先去翻翻什么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要说经济发展水平，一百个古希腊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现在的欧洲，但现在欧洲有谁敢说自己的艺术作品是能吊打三大悲剧、三大喜剧的？
3、文学作品应当记录现实、反映现实。只有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
如果以记录和反映现实为唯一标准，那么对民国的社会现实反映的最深入的难道不是《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等等吗？可是，同样是反映民国历史的作品，任何一个有点良心和品位的评论者，会认为《毛泽东选集》跟《白鹿原》具有同等的文学价值吗？
从另一方面来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商隐的《无题》、苏轼的《水调歌头》等等，反映了什么社会现实问题？难道这些作品称不上伟大？
文学作品可以反映现实，但不是必须反映现实。作家阿来曾经说过：“如果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历史深度和思想深度，那么写历史深度你写的过专业的历史学家？写思想，你比得过哲学家？既然这些你都写不出来，那文学到底为什么而存在？”
对这个问题，阿来是有自己的答案的。但在这里我就不贴出来了。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所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人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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