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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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寥寥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事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善用比喻
《围城》中的妙喻有三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或者反行之，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第三种是利用喻体和本体在价值等级上的强烈反差逻辑性，达到对对象的嘲讽贬抑，使作品更显诙谐、幽默。
开篇一段中“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阳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这一句话比喻与拟人混用了，整体流畅自然而不带任何矫饰，这是第一种比喻，书中很是常见，又如五人赴三闾途中描写“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老成”用在雨上，可谓唯钱先生一人，用的好！雨丝密说水面上在“长毛”，更是形象新奇，但却又恰到好处！
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比喻，也是全书中的亮点。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学术报告。在县省立中学作演讲时，鸿渐说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使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耳朵失去贞操是因为耳朵进了污秽之言，这种换位的应用钱先生可谓炉火纯青。
上述这个例子，变抽象为具体，采用了以虚为实的手法。书上还有一些语句变具体为抽象，将具体的感觉用抽象的物象来比喻。例如第一章中“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将眉眼间的距离比作离得远了害相思病，真是妙极。
第三种比喻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关键在于他所用的喻体。喻体和本体间强烈的反差所形成的效果，实在令人叹服。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眼睛与鸡蛋，本无联系，作者想常人所不能想，运用夸张的手法，贬讽了李梅亭，让读者对之产生厌恶之情。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的春气入耳，蠕蠕欲活”，更突出了李梅亭的性格特点。
钱钟书在他的《旧文四篇》里曾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的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之高超的想象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形成众多脱口而出的比喻。
心理描写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文学作品应该“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围城》就是他的理论的最好实践。大部分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写，但钱钟书的心理描写与众不同，关键就在“曲传”“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节曲传心理，并且调动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中心情景的琐屑细节。如结尾一章，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释柔嘉的怨气，柔嘉刚才正向姑妈讲鸿渐的不是，害怕已被鸿渐偷听到，方鸿渐其实并没听到，只得摆空城计：“你心里明白，不用我说。”结果柔嘉心虚之下，说“本来不是说给你听的，谁教你偷听？”这就无异承认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鸿渐，结果正准备向妻子低头的方鸿渐和一心想给丈夫找个好工作的孙柔嘉竟然越吵越厉害，终于走向“不离而散”，不欢而散。第二个常用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妙喻来曲传人物的心理，如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赵“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充分传达了赵对情敌方鸿渐的故作姿态的轻视，因为一来赵因为追求苏小姐而确实在乎方，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一来因为他知道方得了个克莱登假博士还在报纸上登广告，确实看不起他。接下来“他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显示了钱钟书的一大特点：博喻。我把博喻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在全书广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来定义，即一个接一个的比喻纷至沓来，形容同一个事物。钱钟书的博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时时与心理刻划结合在一起，并且带有深厚的学养，充满了机智，如上举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来形容一种心理感受。而机智与好辩及博喻结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现在方鸿渐为自己做错的事辩护时，如他写给唐晓芙、苏小姐的信等。举一个最简单而微型的例子，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因为同一个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个地方学习叫同学，而同一个情人，则叫同情。
《围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现实、典型，心理描写的逼真、传神以至于读者们心灵感应；批判人性与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内涵深刻。这些多得益于独具匠心的比喻手法。比如，用火柴点车灯的一节“连划了几根火柴，只点的心里的火直冒”（凭记忆，与原文或有个别字错，下同）；又如坟后的那扇门“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等等。诸如此类，妙语连珠，深入脑海，不仅记住这些佳句，更记住了这些佳句所叙述的人、事，以及这些人、事背后的深刻而广袤的隐喻。《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是“新儒林”中尚有正义感的人物,他的出国留洋,目的是“光耀门媚”，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正是传统文化所致。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琐、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也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封建遗老方豚翁不用说了,就是于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
在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旧式女性的面孔。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批判。第三个层面则是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诸如对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的探讨,对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的探讨。钱钟书夫人杨绛在电视连续剧围城!片头上写道：“ 围!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说中也多次点明了”围城“的含义。它告诉人们,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围城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多层意蕴
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游离于当时的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结果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鸿渐、“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等……作者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剖析了这群人的个性与道德上的弱点，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评论《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方鸿渐经历的叙述，传达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要理解这层意蕴，需要首先了解“围城”的含义。作品在人物的对话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第五章中，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老是与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却也因“祸”得福，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不想得什么学位，在父亲和岳父的催促下，才买了一个假文凭充数；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纨，爱上了温柔伶俐的唐晓芙，眼看就成了，却因为误会分了手；到了三闾大学，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上假学历，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却受到同样是“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韩学愈的排挤；他害怕自己爱上孙小姐，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小姐的婚事……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也有人认为阐释了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还有人把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的斗争生活结合起来，认为这种荒谬性是由于他们精神上的围城造成的，只有面对广阔的生活，才能摆脱各种围城的束缚。每一种理解都有道理，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小说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隔膜，与时代结合并不紧密，我们不可能像别的小说那样通过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说的主题。虽然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一上来就点明了时间──1937年，结尾也说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因此描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堕落，“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这可以看作一种解读，但是有强为之说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他并没有刻意突出时代性，阅读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入文本阅读，切忌把对小说的理解往政治和时代上靠。
《围城》是一部学人小说，他的语言体现了钱钟书作为学者的一面，虽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卖弄才情，但总体而言，并不使人感到沉闷，因为许多话语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含量，时常散发出机智的锋芒，不断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这一切都可以给我们的写作以有益的借鉴。《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钟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