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博物馆文物喊你去蹦迪
编辑手记：在发达国家，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陶冶人类心灵和启迪人类智慧的最优美的场所，人们在博物馆里触摸历史，接受文化的“补养”。
博物馆近年来，在我们大多数人中渐渐得到重视，北京市为把市民带进博物馆，曾以发放博物馆套票、推祟参观博物馆行为、推广具有收藏价值的博物馆“参观护照”等方式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博物馆渐渐成为人们向往和关注的重要文化领地。日前，本报记者专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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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了和博物馆密切相关的5位文化人士，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现状，撩开了蒙在博物馆这个文化领地的神秘面纱。
在这一版里，我们的记者采访到的有：喜爱古币并在钱币博物馆工作的姚朔民；建国后第一个创办私人博物馆的古玩收藏家马未都；在古人类遗址博物馆工作的时髦男孩刘洋；在戏曲博物馆担任讲解员的张丽珍，还有和北京警察博物馆结下不解之缘的警察女作家穆玉敏。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非常热爱自己的博物馆，都想尽自己微薄之力让博物馆里保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精神得到传承和保护。
我相信，读者在看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也会从内心由衷地产生了解、保护、继承好中国文化的渴望和热情。
张丽珍：大戏楼上保存“古戏曲”
“请问，你认为建立戏曲博物馆主要是为了什么？”“京剧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老祖宗留下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有责任把它传下去。”面对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代表团的提问，张丽珍充满感情的回答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坐落在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是一座占地3200平方米的清代古建庭院。迈入一个圆形小拱门，就见南北两边各有一座古香古色的红木小楼，这就是北京戏曲博物馆和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清末民初时，这里曾是名人荟萃之地，一些京剧名家常来此献艺。上世纪80年代，湖广会馆被多家单位和个人占据。据张丽珍介绍，为保护古迹，北京市政府从1992年起决定全面修复湖广会馆。1997年，戏曲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开放，这是北京第100座博物馆，也是北京惟一一家戏曲博物馆。
张丽珍是1995年调到这里参加博物馆筹建工作的。她说，当时大戏楼的大幕本来应请专业人士设计，但为了省钱，领导对她说：“这任务就交给你了。”就这一句话，她一连好几个星期，跑遍了北京所有的戏剧院所，看了大量的资料，一天到晚冥思苦想，终于设计出一幅既传统韵味十足，又有创新风格的舞台大幕。至今，这块明黄色的大幕，已成为湖广会馆大戏楼的招牌。为了搞到好的展品，她和同事们费尽心血，一家一户地找单位或个人去做工作，说服人们把好东西拿出来让大家共享。目前，馆中藏有“瘦云轩受贺图”、“宫廷御用唱机”、“中国四大名琴”等不少梨园珍品，许多都是来自私人捐赠。
戏曲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看完展览后，还可以坐在大戏楼里，一边品着香茶一边欣赏着丝竹古乐，观看着京剧名家表演。在这浓浓的艺术氛围中，本来对京剧所知不多的张丽珍，很快就被京剧那巨大的魔力吸引了。她废寝忘食地钻研戏曲知识，业务掌握得很快。现在已是博物馆副主任的张丽珍，仍每天担任讲解工作。对观众提出的问题，她总是给予最详尽的解答。1997年，一位酷爱京剧的台湾老先生来馆参观，对她的讲解十分满意，临走时表示有机会还会再来北京。没想到第二年这位老先生真的又来了，而且还向博物馆捐赠了一张他珍藏多年的“广德楼戏班演出”旧账单。张丽珍回忆说，当时老人的一番话令她刻骨铭心。老人说：“这账单记载了梨园界的一段历史，把它捐给你们比我自己收藏更有意义，我相信，京剧艺术这一民族瑰宝在你们手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张丽珍是69届的初中毕业生，最想上学的时候去了广阔天地。如今，她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自学，她说，工作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总有新东西出现，这就使她非得不断学习不可，她很高兴自己忙得“没时间空虚”。为了弘扬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她想方设法组织各种专题展览。今年5月她策划了一个“戏曲脸谱展”，展览办得非常成功，受到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广泛好评。让她感触颇深的是：“发扬民族文化艺术，最难之处就在于没有钱还要干成事。”没钱打广告，她就通过网络发布消息；为了征集展品，她挨门挨户去各个文化单位、社会知名人士家里借，从一无所有到最后荟萃了1200多幅珍贵脸谱。
张丽珍爱工作的同时，也像所有的女士一样，爱美。化着淡妆的她，总带着温文婉约的神态，着装上既时尚又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2000年夏季，她接待了一个来自台湾的神秘妇女观光团，这个团有十几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大陆参观。一看到张丽珍，领队的副团长就拉住她的手说：“你们看，谁说大陆的姐妹不戴首饰、不化妆？”她的话一出口，全团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张丽珍，异口同声地夸她漂亮，夸她穿着得体、气质优雅。张丽珍说：“的确，那天为了接待工作我做了精心准备。听她们夸我，我心里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到痛心，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她们对我们大陆却这么陌生和不了解。当时我就想，要尽可能多地向她们介绍我们这边的情况。”
张丽珍说：“虽然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但我想在2008年时能用英语回答外国参观者提出的有关戏曲方面的问题。有句话说得好：珍惜民族遗产就是珍惜我们的过去，保护好过去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张丽珍从事的是与过去、与传统相联系的事业，然而她的一言一行却让人感到：这个美丽、要强的女人，是个着眼于未来的女人。
马未都：建博物馆获得内心满足
马未都是建国后创办私人博物馆的中国大陆第一人，也是收藏界的名人。7月份一个炎热的上午，我采访了这位观复艺术博物馆馆长。
“乱世收黄金，盛世藏古董”，收藏可以令人快乐无比，情趣高雅，投资取利。在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收藏古董就像快乐的病毒，在普通人中广泛传染开来。作为收藏界的名人，见到马未都后，我本想听听他对收藏的体会，没想到他谈得最多的却是“文化”。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到西方文化，从鸦片战争到现代经济，马未都都把这一切归于文化的影响：“中国为什么以前没有私人博物馆？这是与中国人文化心理有关。在欧洲，有很多私人住宅或大专院校，是根本就没有围墙、完全对外敞开的。而我们中国人的个人意识很强，注重的是个人空间，思维是封闭式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把自己的区域用围墙包围起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我愿意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与大家共享，这也是我办博物馆的目的之一。”
马未都上小学四年级时，赶上了“文革”。他先随父母到东北农场呆了几年，后来又回到北京，农村里插过队，工厂里摇过车床摇把。那时他常在业余时间写些散文、小说，并多次在报刊上发表。1981年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被刊登在一家大报上，从此他的命运开始转变，成了一名出版社编辑。上世纪80年代，他和王朔、莫言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创作了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着实火了一大把。虽然搞写作能做到这份上足以使很多码字的人感到羡慕，马未都却激流勇退，从出版社辞职了，他决定干他更想干的事：收藏古董。
写作是平面文化，而收藏玩的则是立体文化，马未都写作也好，搞收藏也好，皆缘于内心对文化一种化不开的情结。在他眼里，每一个文学作品，都表达着一种文化理念；而每一件制作精良的中国古玩，也都渗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1992年，他从琉璃厂小摊花5000元买了一只鼻烟壶，在香港以6万港元成交。有人说他眼光特毒，只要他玩什么文物，市场上什么文物就升值。对此，马未都认为，要想寻找具有投资潜力的古玩，关键就是要熟悉中国的文化。
在马未都眼里，文化就等同于历史。他说，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积淀，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延续了自己文化的国家。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但它的文化对世界的冲击是最强有力的，美国的文化教育输出意识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一直试图用美国的文化价值来“重塑”整个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延续自己的文化就变得十分重要。
不知马未都脑子里是否有“天降大任于斯”的潜意识，他把创立私人博物馆看成是延续中国文化的一个具体行动。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马未都认为，西方文化中更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的具体责任，而我们在过去很长时期里被灌输要承担的责任都过于庞大，人人都喊“要解放全人类”，但这类口号容易被架空，延续中国文化是要靠每个人一点一滴具体行动来实施的。他说：“有人说我很傻，没事吃饱了撑的办什么博物馆？办博物馆是国家的事。我成立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件既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事。虽然办博物馆是赚不到钱的，我为博物馆付出了很多精力、时间、金钱，但我从中获得的内心满足却是别处无法比拟的。”
5年前马未都把儿子送到英国读高中，学校的老师把儿子领到一个墓碑前，告诉他这个碑下埋着200年前所有的前任校董。马未都感慨地说：“就因为200年前几个外国人干了一件办学的好事，200年后，会有一个远隔千山万水、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孩子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们这样几个人，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学校，我儿子也不会坐在这个学校，英国也不会有世界上一流的教育。我刚开始办博物馆是个人行动，现在我下一个目标是把体制完善起来，使博物馆不会因我的变化而变化。我希望博物馆能够完整有效地留给社会，在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还有这样一个博物馆。”
穆玉敏：为警察博物馆“写字”
一本厚厚的《北京警察百年》，陈列在北京警察博物馆内。这本书讲述了中国警察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是中国第一部详细叙述中国警察的书，书的作者就是在北京警察博物馆工作的穆玉敏。
穆玉敏文静秀美，讲话细声细气。她是北京公安学校“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期学员，20岁的生日礼物是第一套警服。她做过片儿警、刑警，在基层摸爬滚打20多年，对文学的热爱始终陪伴着她。2000年，她被从基层部门选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参加北京警察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在筹建博物馆期间，穆玉敏负责公安史布展的所有文字创作。从2000年5月开始写布展大纲、布展脚本、解说词等，到2001年8月正式开馆，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先后撰写文稿100多万字，写好后又反复修改43次，每天工作到深夜，每段解说词的撰稿、每个展牌的布置、每张图片的安排，从策划到具体操作，都要她亲自过问、亲自动手。平时举止斯文如的她，此时也顾不得优雅，走路都要一溜儿小跑。一次，因进度问题受到领导批评，她睡不着觉，半夜女儿又呼她，说自己发烧了，爸爸值班去了。望着窗外正下着的大雪，忍了一天的委屈终于爆发了，她对着漆黑的夜，放声大哭起来……然而第二天一早，她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投入了工作。
博物馆开馆之时，也是穆玉敏和她的同事们庆功之日。回忆起那段日子，太多的感慨涌上心头：极度的疲惫、不被理解的委屈、对亲人的牵挂……过滤了所有的情感后，留在她心头的是沉甸甸的喜悦：“经历了的就是财富。”她充满深情地说，如果她去当讲解员，一定会比那些专职的讲解员讲得更丰富，别人讲10分钟她能讲1小时，因为她知道每件展品后面的故事。
她永远也忘不了征集上来的第一件文物，带给她怎样的心灵震撼：一顶本应是绿色的头盔，已被鲜血染成暗红色，上面还有子弹穿过的枪眼。这是民警曹付坤戴过的头盔。1994年9月20日，正在值勤的曹付坤，接到命令追捕歹徒。在北京东三环路口与歹徒的对射中，曹付坤倒在了血泊中，那天正是月圆之夜的中秋节。穆玉敏说：“对曹付坤来说，他生命中的月亮，永远残缺在那个月圆之夜了。虽然他仍留在生命线上，但子弹穿过他大脑的瞬间，使他永远失去了喜怒哀乐的情感。”这第一件文物，在同事们的手上是那样沉重。子弹为什么能击穿这个头盔？原来这不是防弹头盔，而是防击打头盔。现在，这个头盔陈列在博物馆内的英烈纪念墙前，它在告诉人们：警察的生命随时都承受着牺牲。
触发穆玉敏立志写警察史则缘于一次特殊的葬礼。1995年春，她在北京周口店山里邂逅一群北京市公安局离退休的老警察，他们在一个悬崖下，正为一个名叫靳新明的年轻警察补行葬礼。在20世纪60年代，500多名错划为“右派”、“坏分子”的北京警察，被送到这里植树造林，血气方刚的外线侦查员靳新明，不堪忍受重压，跳崖一死了之。
这个迟到了40年的葬礼，触动了穆玉敏的心灵，她决心写一部警察史书。她开始用公休日寻找采访那些老警察。于是，一段没有记载的历史被她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从此，写作对她来说，不再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而是一种沉重的使命。她说自己20多岁时写一些幼稚可笑的诗，30多岁时写报告文学和散文，这个葬礼之后，她对研究警察历史有了特殊的感情。她深深感到，警察是个英雄的队伍，它对国家的忠诚是别的行业比不了的，没有战争的年代，警察的牺牲是最多的。她说：“我写这部书的惟一目的，是想为热爱的警察事业留下些什么。”
目前，穆玉敏是中国作协会员。身为警察的她，用文字去书写自己的职业，是她的志向和一大快事。在警察这支英雄队伍里，她像畅游在海里的鱼，吮吸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丰富着自己，点缀着大海的美丽。她说：“正是警察队伍造就了我，我今天的成就，就是在警察队伍中摔打锻炼出来的。要没有这么多年在一线的摔打受伤、流血流汗，是不可能培养出我内心那种独立、坚强品质的，也更不会有我今天的作品。我希望能用我的笔，让世界了解中国警察。”
刘洋：和“古人类”打交道的时尚男孩
留长发、爱穿牛仔服、酷爱摇滚乐、喜欢攀岩、蹦极跳，一切与刺激冒险有关的事，都能引起他强烈的好奇，21岁的刘洋，从内到外都与时下的小青年一样，时尚而又前卫。然而，这些都是他休闲时的爱好。在单位里他可不这样：浅色长衫、深色长裤、留平头、表情严肃、待人接物很职业，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在古人类遗址博物馆工作好久了，其实他目前只是个实习生。
家住北京东四附近的刘洋，是个“胡同串子”。就像2.4万年前古人类遗址发现在当今最繁华的王府井地区一样，刘洋身上也有着既古老又现代的统一：从小生活在皇城根脚下，他的言谈话语中都透着老北京人尊老爱幼、古道热肠的侠义劲儿，又如当今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对一切“酷”的事物总是情有独钟。在他看来，“酷”除了代表时尚、前卫、另类、冷漠、清醒、好玩外，还代表一种智慧，一种建立自己独特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的智慧。所以，在“文化鉴赏”大专课程结束开始实习时，虽然有好几家单位可以选择，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古人类遗址博物馆。
以前上学时，刘洋很喜欢音乐，尤其是摇滚乐。他曾在音乐学院学过5年吉它，还经常在外演出。平时他喜欢穿黑色衣裤，不久前还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因在博物馆上班不允许，他马上将长发剪成寸头。他认为，玩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玩，肆意挥洒青春，这才是生活。现在工作了，就要全力投入，为自己的将来打拼。
虽然在古人类遗址博物馆上班时间不长，但刘洋既管卖票也负责讲解，总是一副很职业的样子。有一次来了一个学生团，刘洋尽己所能，把博物馆从发现遗址到建成开馆的过程及里面各样展品的来历、使用方法、古人类生活的情景等，讲得活灵活现，学生们都听得入了神。
古人类遗址博物馆正式建馆于2001年。1996年东单广场施工时，北大一个博士研究生在工地上偶然发现了古人类生活遗迹，后来请了一些文物部门专家共同鉴定，认定这里曾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古人类生活栖息地，距今已有2.4万多年。“想想吧，人类的老祖宗曾在这里用石砧、石锤、石核、石刀，狩猎耕种，直到2.4万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当年制作的铲、刀等工具。作为一个北京人，看到北京先民们在这里生活的情景，怎么会不让人生出历史一瞬的感觉！”刘洋说，这个古人类遗址是世界上惟一在都市中心发现的遗址，也就是说这块2.4万多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至今仍是人类居住的集中地，而且还是个国际大都市，来到博物馆真像现代人对两万多年前先祖的家园进行一次回访。
刘洋认为，干考古这行知识面要很广，还要懂古汉语，古文字。虽然还没毕业，他已把博物馆工作看做了他的一生职业，平时没事常看看专业书，电视中有关考古、文物的节目，如“鉴宝”、“艺术品投资”等，凡是与文物有关的，他基本上每期都看。每每看到有人珍藏数十年的宝贝，让专家一鉴定，其实只是普通工艺品，他就要和物主一起扼腕叹息；看到有人当年无心插柳、花不多钱买下的古玩，在鉴宝节目中却被估价值几万、十几万元人民币时，他也和物主一样喜出望外。
许多朋友对他的决定感到不解：那么好动，喜欢蹦迪的人怎么爱上考古呢？其实正如刘洋自己所说，他是个“骨子里很喜欢历史”的人，凡是与历史沾边的东西他都感兴趣。在古人类遗址博物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每天有许多参观者来这里观看古人类是怎样生活，其中还有不少是专业人士，从他们的言谈中，刘洋长了不少知识，还看到很多货真价实的文物。他说：“我喜欢在这儿的工作，也很适应这里的环境，如果以后能留在这里上班，我也就满足了。”
姚朔民：是个“爱钱”一族
来自大海晶莹夺目的贝壳，怎么会成了远古时期的钱币？王莽时代“一刀平五千”的钱币交换印证着怎样的社会经济状况？宋朝钱币的多样化与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外汇券又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处？听姚朔民讲述有关钱币的历史，就像在听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在他眼里，陈列在中国钱币博物馆里那些形状各异、质地不同的钱币，它们虽不像《春秋》、《史记》是有文字的史学书籍，但其存在本身，就是在向人们印证着一部有形、有景的人类社会发展史。
中国钱币博物馆成立于1992年，是一所国家级专业博物馆。2001年，当上级领导决定在前门附近的原“北洋保商银行”和“大陆银行”两座大楼内重建钱币博物馆时，姚朔民就被任命负责博物馆的重建工程。博物馆开馆后，他一直负责保管部和陈列部工作，对馆里的每件展品都了如指掌。
上大学时，姚朔民就对古钱币有着浓厚兴趣。可能是学历史出身，也可能是天生爱好广泛，他总想探究小小钱币背后以历史为背景的发展规律。他说，一个钱币背后有很多故事。从制币工艺上，就可以推测出当时社会工业水平是什么程度；从钱币的种类上，也可以了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只看重史书上记载了什么，对于发现的实物印证了什么，与史书记载是否有矛盾，却关注不多。实际上，实物不但更直观，而且能够补充文献上的缺失。研究历史，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更全面。钱币博物馆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功能。
谈起钱币的起源，姚朔民如数家珍：“贝币是中国最早的实物货币，在殷商晚期出现的铜铸币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指着陈列柜里大小不同、花纹各异的钱币，姚朔民侃侃而谈：“这是王莽时期的钱，当时有句话叫‘一刀平五千’，就是一枚刀币价值当时的5000个小钱。王莽执政时期并不长，但货币改革就进行了4次，而且钱币做得很漂亮，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在姚朔民眼里，这些无言的古币，每一枚都凝结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印证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变革，它们用自身的存在，默默串起了一条悠悠数千年中国货币文化长河。
姚朔民说，许多人以为，钱币博物馆只与专业人士或搞收藏的人有关，但实际上了解自己国家钱币的历史，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今天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更体现了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教育程度。他说，作为一所专题类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除了面对大众，还代表国家向世界展示中国钱币的发展状况和水平。目前，中国钱币博物馆内珍藏着各种钱币文物30余万件，今年6月份，维也纳艺术博物馆首次展出了中国钱币，在西方钱币学界引起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姚朔民认为，现代人应对银行、金融有一定的了解，钱币只是物，是不动的，如果博物馆也有银行、金融的展示，就会使钱币“活”起来，而这正是博物馆的下一个目标。他说：“目前博物馆只完成了钱币部分的展示，还有银行、金融部分没完成。我希望能为建银行馆再尽一份力量。”57岁的姚朔民说，这也是他退休前最大的心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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