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经常听到他叫我的名字，一阵惊醒后，我才意识到是在做梦，父亲已不在了。”
亲人癌症晚期，面临艰难的抉择、无可奈何时，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张浩医生（化名）的选择是完成父亲最后的心愿，来一趟“最后的旅行”。
一、纪实：父亲患癌后，我满足了他的心愿
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从医数十年。在医院里，我每天都在经历生离死别，对于死亡好像已经麻木了。直到父亲生病，住进隔壁的肿瘤病房，我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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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每年都定期体检，从没发现什么大毛病。18年11月初，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身体有点异样，食欲下降了不少，还经常腹胀、腹痛，反酸、嗳气。当时我正在忙于评职称，只是让母亲陪着父亲去医院检查一下，可能是消化不良引起的。
但父亲嫌麻烦，就随便买了点胃药吃，怕打扰我的工作。春节我回家后，才发现父亲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甚至连饭都吃不下了。第二天我带父亲到医院检查，几天后，他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知道结果的那一刻，我捶胸顿足，恨自己没有早点察觉。父亲却反过来安慰我，“人老了老了，就是会生病，病了就治，没什么大不了”。看到父亲这么乐观，我慢慢冷静下来，开始安排他住院手术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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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治疗都比预期的要差，化疗三个月，结果不如人意，副作用却极为明显和痛苦。父亲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体重从130多斤瘦到80多斤，瘦骨嶙峋，每天只能勉强吃一粥，吃多了就吐，出行要靠轮椅。
化疗结束复查后，主治医生陈哥告诉我，父亲的癌细胞已经发生多处转移，时间已经不多，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无比失落，回到病房，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艰难地做出一个决定：办理出院手续，带他去旅行。
父亲72岁了，为了培养我成为医生，他苦了一辈子，从没好好享受过生活。他曾对我说过，自己年轻时忙于工作和家庭，老了帮忙带孙子，现在好不容易清闲了，希望能去旅旅游，出国转一转，去北京看一看。
我想，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与其让父亲继续受折磨，不如满足他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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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工作打点好后，跟家人说了我的决定。没想到，话一出口就遭到了集体反对。家人担心，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承受不了旅途的来回奔波，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最后，还是父亲自己点头，家人才同意。父亲也说，自己实在不想躺在病床上走完这辈子，趁还有一点机会，去外面走走。
说干就干。为了让家人放心，我做了全方面的旅行规划，从机票到酒店，从景区到医院，我都一一进行核实，做好充足的准备。
办好护照，收拾好行李，我就和父亲、母亲坐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第一次出国，父亲在飞机上兴奋地像个小孩，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日记本，写下了旅行的第一篇日记。
我知道，他是想留住这些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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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途中，父亲有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在沙滩玩沙、第一次看游艇、第一次穿花衬衫、第一次露营……
我惊讶地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精神状态好多了，饭量也增加了。他还和母亲学英语、学画画、弹吉他、吹笛子，都过得丰富多彩，每天都笑呵呵的，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1个月后，我们回国飞往北京。父亲说，这辈子能来一趟北京，爬一次长城，看一次升旗仪式，他心满意足了。4月16号，我永远记得这一天，凌晨5点，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排队进场观看升旗仪式。我牵着父亲的手，生怕他被别人挤到，当国歌响起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从未见到的。
就在那天晚上，父亲在酒店突然晕倒，随后住进医院一个多月，最终不堪癌痛折磨，驾鹤西去。或许是我和母亲都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们没有过多的伤心。我很庆幸，自己能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陪伴着他，让他不留遗憾地离去。
二、癌症晚期，如何让生命更有质量？
癌症晚期，如何让患者的生命更有质量，是每个家属和医生都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癌痛是绕不过的坎——一种由肿瘤压迫、侵入或手术、放疗或化疗引起的剧烈疼痛。
调查发现，在所有癌症患者中，癌痛的发生率为50%-60%。超七成晚期患者表示，生命到了最后，除了钻心的痛，其他什么都感受不到了。也许，“痛到想死”是每一名患者的真实感受。
曾有患者这样描述：“我感觉肚子里有无数条虫子在钻，又酸又麻，又好像有刀子在割，连呼吸都是痛的。”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当病情已不可挽回时，减少痛苦不等于消极治疗，更不是放弃治疗。
在父亲的临终前，张浩医生为父亲选择了安宁疗护，让他走得更有尊严。
安宁疗护也称“临终关怀”，是姑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已经丧失救治意义，存活期少于6个月的临终患者提供身体、心灵等方面的照顾，减轻痛苦，让患者走得更有尊严。
与普通治疗不同，安宁疗护不会采用增加患者痛苦的治疗方式，而是对症治疗，保障生存质量和尊严，延长生存期。
2017年，著名女作家琼瑶公开了自己的生前预嘱。她表示，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她在自己临终的时候，要选择“尊严死”，进行安宁疗护，没有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愿自己变得遍体鳞伤。
死亡是每个人的终点，如何面对死亡，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当疾病丧失救治希望，亲人备受折磨时，我们或许应该考虑如何减轻他们的痛苦，提高生存质量，而不是担心自己会不会背上“不孝”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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