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蒋方舟日本
她可以不输旁人地勇敢自嘲，比如「过气网红」、「低配于丹」、「相亲狂人」，但她始终拒绝在写作这事上死皮赖脸，「你得永远在这种被羞辱的状态当中，因为是会痛的，而不是你也开始自我羞辱。」
文｜翟锦
编辑｜朱柳笛
摄影｜黎晓亮
蒋方舟在2018年度面孔·女性力量盛典上演讲
一直这么勇敢
10年前，蒋方舟在一家杂志社实习，一次聚餐中，她替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女实习生挡了酒。几个男生一直灌女实习生，还说要送她回去，蒋方舟直接站起来，说别送了，我来。
「你会突然想起来，哦，她以前就这样，所以站出来指责章文也并不奇怪。」黄博士比蒋方舟大7岁，是她的好友，经常刻薄她，但回忆到这件事，他的口吻非常感性和温和，「我会发觉，有时候忘了，其实她一直这么勇敢。」
「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句话被蒋方舟写进一本书里，为很多人引用，以彰显一种勇敢。但蒋方舟觉得，解救女实习生，算不上勇敢。「我心中的勇敢，有一个前提是不计一切代价。但我会去衡量代价可不可承受。勇敢这个词，我不想随便乱用。」
就像2018年7月24日的那个晚上，她也衡量过。朋友圈看到有人提到媒体人章文性侵的事，她想立即跟随发声，但母亲尚爱兰阻止了她，「女孩子不要那么愣……事情已经那么久，过去就过去了。」
事情也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两年前，因为参加一个日本文化项目，蒋方舟曾和章文凑到一块吃饭，同行者还有一位翻译。在翻译点菜时，章文伸手，开始摸蒋方舟的腿，被她几次制止。
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再没有任何交集。蒋方舟原本的想法，也是像尚爱兰所说，过去就算了。
但第二天，被骚扰女孩的自述长文出现，两三秒后，蒋方舟决定转发这篇《章文，停止你的侵害》。「如果我不说的话，要么这事默默过去，要么女孩会被人肉和侮辱。那我在这件事上的发言是有价值的，我应该说。」
她觉得这次还是称不上「勇敢」，它是一个理智判断后的发声。在接受虎嗅的采访时，蒋方舟说：「人们喜欢用『掺和』去形容某种言论或社会议题的参与，经常说『你别掺和这事了』『别趟这趟浑水』，以为只要缩一缩头，忍耐一下，等这片乌云过去就好了。可我觉得，这时候掺和一下是必要的。」
很快，她看到章文在后来的采访里朝女孩泼脏水。那一刻，长久保持的理智被打破，血液一下冲到大脑，她气到浑身发抖，「当时就不行了，如果我是女生，想死的心都有。」她对朋友说，「我非常愤怒。」「愤怒」这个词，她重复了9次。
当天晚上，蒋方舟约了女孩出来见面，「我得见你，我怕你有事。」刚一坐下，女孩哭了，蒋方舟难受又生气，她安静地陪着女孩，告诉她自己会一直支持她。
她能体会到女孩复杂的感受。这场行动里，她支持者众多，但也被迫面对一些无妄的揣测和指责，比如你为什么去老男人饭局？你为什么当时不拒绝得更严厉？
实际上，那个饭局不过是一次正常的社交，但她也在思考，被骚扰的时刻，自己一直在避免引人注意，尽管已经低声制止了章文，还借故上厕所打断他，但始终没有大声骂出来。「其实会有点后悔，应该去骂两句或者是什么的，但我不太会那种表达。是技术上不会，不是说因为道德阻止了我，是技术上我没有经过训练。」
因为天才少女和青年作家的身份，蒋方舟在这场运动里站出来的行状，在公共视野里格外引发轰动和议论。我们很熟悉大众媒体之前构建起的那个蒋方舟，那个拥有讨好型人格、相亲市场上被挑选、将《洛丽塔》看作一部道德小说的蒋方舟，但章文事件，加速了公众去穿透这些被标签磨平的表象，发现另一个蒋方舟。
一个「勇」字能贯穿起她这几年的成长。她承认写作上的局限，坦白婚恋上的焦虑，以及逃离北京前往东京独居，回来后追求想要的价值。在自省和坦诚这件事上，蒋方舟确实比大多数人要更真实、更勇敢。
真的可以有
蒋方舟穿着一件灰色针织衫和印花灯笼袖拼接的上衣，脚底蹬着高跟鞋，走起路来有些不稳，「哒哒哒」地到圆桌边坐下，小声同陈晓卿说话。两束柔顺的头发垂在肩前，灯光打掉了脸上的阴影，会频繁点头、「嗯」和笑出门牙的她，此刻看起来像一位认真上课的小学生。
在这次《圆桌派》的录制里，小学生蒋方舟主动接过窦文涛关于年龄的话茬，说起自己明年即将迎来30岁生日。「怕我30岁的时候立不住，一屁股就坐那了。」她坦承了年龄增长给她带来一些焦虑，排在首位的就是写作。
半年前，蒋方舟同一家出版社的主编见面，刚落座，对方扔出一句话，「放弃吧，你没什么写小说的天赋。」
蒋方舟的脸腾地红了。她原本是准备来迎接表扬的，意外反转，像拳击选手，瞬间被打懵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击，想找补几句，从小说意图讲到构思，还有后面的情节，说着说着，开始在混乱的思维里找出一条出路，「你相信我，我是肯定能写出好小说的。」她低头看着桌面，摆弄着面前的茶，重复这句话，没有抬头看对方的反应，这更像是对自己的交代，「不对，我可以有，我真的可以有，我只是练习还不够。再放段时间，我能把它改得更好。」
「你写杂文、做读书音频都挺好的，做这些东西，有天然之喜，写小说就没有。」对方觉得，相比于写杂文的轻巧，蒋方舟在小说的文本上呈现出了费劲，「类似于那种用力过猛的东西。」
但蒋方舟不认同，那些不费劲的路— —写杂文、做读书音频，就是为了更好地写小说。后来的聊天里，话题几次转移，蒋方舟硬是又拉了回来— —你感觉哪里不对？哪部分写得不好？具体的，咱们得聊聊。
这不是蒋方舟第一次遭受「没有天赋」这种评价的重创。外界对蒋方舟写作的审视和质疑，从她24岁写出《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时爆发，到她两年后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成为沸点，她对这本书的回忆是「恶评如潮」。新的随笔《东京一年》分数是7分，似乎是进步了一点，但排名第一的评论是：「如果作者不是蒋方舟，这书有出版的机会吗？」
此前一半人生，蒋方舟是顶着「神童」、「天才」的光环度过的。7岁写作、9岁出书、11岁开设媒体专栏，是大众眼中的闪光少女。18岁时被清华降60分录取时，她已经出版了9本书。尽管写作这回事是以母亲尚爱兰「不写书就会被警察抓进监狱」的恐吓开头，但不可否认地是，从开始的那一刻起，蒋方舟的人生已是不寻常。
只是，上帝并没有一直握住蒋方舟的手。「她自己写成什么样子，实际上心里是有数的，但当时的能力只能是那个样子，端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告诉大家，行了，现在是普通人了。我觉得这是对的，人生一直开挂的人太少了。」黄博士在评论蒋方舟写的这些书时，并没有留情。
黄博士跟蒋方舟也是因为写作而结识。当时蒋方舟写了一篇时评，被黄博士看到，直接在网易微博上留下一句话— —「蒋方舟该和许知远凑一对。」蒋方舟主动关注了他，几次聊天后，黑粉黄博士成为了蒋方舟的好友。
他们有着特殊的相处模式，黄博士总结了几个避免冲突的条件：不聊「有没有天赋」，避免讨论社会问题，不看蒋方舟写的东西。黄博士笑着解释，「因为我害怕，大家朋友，何必呢。」
但也有逃不过去的时候。蒋方舟需要读者，在写《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时，她写完一个故事就会扔给黄博士看。「当时对我的那个折磨。」黄博士回忆说，「人物不对，说话也是错的，她写的那些东西，不是你生活里的，但是她又在描写生活，很别扭的状态。」
那个时候的蒋方舟还是不大承认「没有天赋」这件事。她已经是写作这场超级马拉松里的熟练选手，比别人出发更早，技术更多，但质疑数年如影随形，甚至愈演愈烈后，她开始觉得刺痛。「每当别人说我没有作品，焦虑感都更深了一层。」
完全无能为力的事
如果说承认写作上的焦虑是近乎于被羞辱，承认婚姻和生育上的焦虑则近乎于残忍。
29岁的蒋方舟已经有段时间没恋爱了，母亲尚爱兰着急，「为什么要折腾？为什么不赶快结婚生子？」蒋方舟来了例假，会听到尚爱兰惊呼，「哎呀，卵子又少了一个。」
在北京六道口的房子里，蒋方舟曾经与尚爱兰同住。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舟每天蹬着高跟鞋在外头跑活动，一次她打电话给尚爱兰：「太累了，我昏倒了，早晨起来发现睡到了地上。」尚爱兰不忍心，搬来北京照顾。
但同居延续到今年7月结束了。尚爱兰搬离了这里，在小区另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剪纸工作室。像小时候尚爱兰引导蒋方舟写作一样，蒋方舟非常认真地给母亲设计了一条路— —剪纸艺术家。她特意带尚爱兰去日本很偏远的美术馆，去看各种艺术展，还给妈妈画了一个大饼，「你剪，我就给你办展览，我就找人来吹捧你。」
用蒋方舟的话来说，尚爱兰是困囿在小城市小妇人皮囊之下的人，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但到了女儿的婚恋上，她终归是一位寻常的母亲。过去的一年里，每隔几天，她们会因为蒋方舟的婚恋问题大吵一架，妈妈甚至说服了道德感很强的爸爸，一起撺掇蒋方舟跟前男友复合。
「那我明天随便抓个人结婚就好了！」某次争论中，蒋方舟少见地情绪失控，说出赌气的话。一旁的赵彬听了，很严肃地问蒋方舟，「你这太随便了，怎么能这样呢？你是认真的吗？」赵彬接连问了三次。他是蒋方舟的朋友、助理，更早之前，也是蒋方舟微博上的黑粉，被蒋方舟以对待黄博士的相同方式，从评论里打捞了起来，成了朋友。
「我是认真的，就是要这样。」蒋方舟表现出了攻击性。赵彬不高兴，语气笃定：「你看你选择这条路，事情那么多，你肯定过不了（结婚生孩子的生活）。」
「我生气了」，蒋方舟说。她不愿意接受这种「拷问」。场面冷了下来，一时间没人说话。她觉得委屈，眼眶红了，要掉眼泪又忍住了，心底又清楚，确实哪一条路都走不通，哪一条路都是错的。
在她从小到大的人生规划里，婚姻和小孩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她对30岁的期待，是头婚结完，抱着孩子，即将开始第二段婚姻。比起结婚，她其实更想当一个妈妈，笃定自己会把小孩教育得很好。「人越老，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有点像一个通关游戏，在确实感觉到自己可能性变得有限的时候，有了孩子，你可以restart，解锁一个新战场。」
当天晚上，冷静下来的蒋方舟给离开的赵彬打电话道歉了。这场听起来有些可笑的争论中，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结婚生子这件事上太过真实的恐惧— — 一想到孤独终老不会再被人爱了，一想到对人生没那么有把握，她会陷入很多年前那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慌中。
那时她才10多岁，和一波作家们出游，大家讨论的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把写作作为终身职业一直继续，还是转身投入到这以外的生活里？这场出游给蒋方舟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于她后来习惯于把每一件事提前安排得很好。因为儿时成名，身心早熟，她一直在比同龄人更快速地成长，甚至从27岁开始，她就在为进入30岁做准备，但被爱这件事，准备得再好，也是完全不可控，「这是你完全无能为力的事。」
在她的认知里，自己人生中真正特别无能为力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而且「自己也不是特别愿意承认」。而这些事，等到真正勇敢面对的时候，才格外触目惊心。
再不跑就完了
蒋方舟曾经尝试寻找这些焦虑的源头。这要回到她和商业和娱乐太过于接近的时刻。
2015年，她参加了一档竞技类真人秀节目。拍摄起床时，化妆师会提前给演员们上好妆，再躲进被窝里，假装刚被摄影师叫醒，表演出惊恐和愤怒。其他人并不抗拒，只有蒋方舟，觉得「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
被第一个淘汰后，摄影师为了拍到哭泣、愤怒、情绪崩溃的镜头，跟着蒋方舟很长时间，节目导演也一直问她，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很难受？遗憾吗？可是最后，蒋方舟只憋出一个短暂的干笑，说了句「哎呀，可以回家了」。这种回答和反应，对综艺节目来说几乎是无效的镜头。放下摄像机的时候，蒋方舟听见对方骂了句街。
那是蒋方舟最穷的时刻，刚付完北京这套房子的首付，卡里只剩下11块钱，几乎所有的活儿她都接。录节目，给个车马费就去。「拿到两千块钱，觉得哎，又挣了一个马桶，因为真的是完全没钱了。」
更早之前，她也去做文化节目的评委，录制时台上冒出一个成语让解释，她赶紧用手机在底下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甚至还主持一档访谈节目，「装模作式的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探讨彼此的中国梦」。她还尝试过把自己套进主持人这个模子里，因为看起来「正经而稳定、又有曝光率」。
也是在那时候，梁文道感受到蒋方舟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看重，有资源或诱惑靠近时，她并不会太拒绝。在他看来，少年成名的姑娘很早就知道自己的价值，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数人主动向她招手，她需要常常对各种事情展示一个意见跟表态，跟人交流，这是机会，但也是消耗。
当时的蒋方舟似乎还在说服自己这不要紧，她在知乎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冯唐的娱乐化？」「我觉得参加几个综艺节目，微博上很活跃其实无所谓。不存在过度娱乐化。只要不放低自己在文学上的标准，对每部自己出版的作品都负责任 — — 至少是现阶段水平的极限，就没问题。一码归一码。」她显得天真又笃定，似乎不为靠近商业和娱乐而担忧。
梁文道知道身在其中的矛盾，「如果你不做那些事情的话，就会担心将来有一天不红了，那该怎么办。我这几年正好这么多这种节目，在一个最红的时候来找我，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握好机会，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但节目一个个找过来，好像没有止境，时间少了，写作则退居其次，蒋方舟慢慢意识到，自己似乎滑进了「文艺活动家」的轨道，看不到其他可能性。就像梁文道所说，她当时根本都没有放弃的勇气。「你不说话，（说话的机会）就要被别人抢走了。那是一种矛盾的状态：焦虑，很想做点什么，又觉得肯定会赶不上趟，一面又不想放弃目前所拥有的。」在她的视野内，找不到可以参照的样本，是既过得舒服，又过得很有价值感的。
与此同时，她一直紧绷着，少年成名之后一直被质疑「伤仲永」，她也真的会恐慌— —如果有朝一日江郎才尽成为普通人怎么办？这个假设长久以来如噩梦般相随，几乎不曾有过彻底的休息，无论做什么都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的人生，不怀好意地等待一个坏结局，于是她总得提着一口气。
猛然间，她脑子里冒出一句话：「再不跑就完了。」
最后一只竹鼠
蒋方舟到底还是跑了。2016年，她去东京独居了一年，几乎切断了和国内的联系，没有商演，没有活动，镁光灯和注目都离她远去，「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
她觉得这种被迫的认真和被迫的隔离，把她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等回来后，这些经历和感受被她写进了文集《东京一年》里。也是在这本书里，蒋方舟开始直面此前没有真正承认过的两个人生命题：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不再年轻的天才少女。
从东京回国后，她还去了人大文学院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和青年作家们一起，由阎连科、张悦然、梁鸿授课，冗余的人和事也渐渐少了下来。
直到今年，蒋方舟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选择权：这个事情要不要干？这个表达有没有价值？她终于有了爱惜羽毛的条件，开始尝试每年给自己定一个挣钱的KPI—挣够一定数目后，不再接受过多商业活动的邀请。今年4月，KPI达成了，包括北京和东京两套房子的房贷、每个月的生活费，以及出门能够打专车、偶尔出国玩玩的费用。
当然，生活舒适是要有成本的。「有时候我真的会想，假如伍尔芙那个年代就有化妆品去找伍尔芙卖广告，她该怎么办，她如果卖的话，是不是表示她就不能够写出《到灯塔去》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就表示她背叛了她的文学呢？」一个严肃作家该与商业保持什么距离，梁文道还持有疑惑，但他肯定的是，与商业走得近，作家就必须得考虑要怎么保住自己的元气和时间，而这是他对蒋方舟的担忧。
蒋方舟理解梁文道的话。「那也是很公平的，写作时间上确实会有影响。而且公众表达的活跃，会削减大家对作品的印象分。」但她不觉得作家一定要穷困，一定要对外部世界充耳不闻，也从没想过要把面向公众的活动和节目广告都推掉后全身心写作。「我就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个非常实际的人，可实际了。」蒋方舟非常爽快地承认这一点，「我不太会做孤注一掷的选择。」她希望在继续写作的同时，能选择在有价值的公共议题上发声，比如章文事件。
现在的蒋方舟正在同时推进两部长篇小说，前些天又忍不住开了一个新长篇。她拥有职业作家的某些作息习惯：每天早上8点多起床，什么也不干，就站在书桌前，开电脑写小说，写上一两个小时后，再刷牙洗脸吃饭。一直写到晚上6点。作家的职业病在她身上显现，颈椎痛得不行，她不得不把电脑放在支架上，叉着腿，将身子矮下来，站着打字。
「压力太大了，她不会太放松地让自己胡闹。」同在写作的好友杨薇薇曾感叹蒋方舟的自律。一次她和蒋方舟一起去欧洲，等飞机的时候，蒋方舟会把kindle拿出来看，边读边标注。白天紧绷的行程结束后，是难得的休憩时间，但蒋方舟会提前回酒店写小说。
真正承认自己没有太高天赋和30岁近在眼前后，蒋方舟依然觉得，最有价值的生活还是继续写下去。她的理想模式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人生，写完《使女的故事》后并未停止，直到80多岁，还在稳定输出。而「没有天赋」被她设置了一个语境：尽管没有写出诺奖作品的天赋，但是非常努力的话，依然有可能比肩韩国80后女作家金爱烂— —她被称作「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韩国女作家」。
阎连科与蒋方舟熟识已久。他回想起三四年前，蒋方舟在她面前发愁：「哎呀，我成名那么早，我的少年那么大，我得做出大事情才盖得住少年。」阎连科不赞同，劝她，「你把日子过得好也是盖得住，不要有什么压力，写不出也特别正常，过好日子特别重要。」
但这两年，阎连科能明显感觉到蒋方舟不一样了：再被评价没有代表作的时候，她更多是笑一笑，不会再忧心忡忡，不会像以前那样，在他面前比划，要怎么创造一个更庞大的自己。梁文道也对蒋方舟抱着期待。他看到蒋方舟最近在做一些认真、系统的阅读，也更认真地对待写作，「她一定是想给自己一个更深入的沉下去的机会。」
尽管尚爱兰还是经常调侃，女儿写作的代表作可能就是12岁时写的《正在发育》，人生的高光时刻就这么过去了，余下都是漫长的人生，但蒋方舟也这么渐渐接受了，决定要让自己尽量过的多姿多彩些。不依赖天赋，稳定地创作，对世界葆有表达欲。
对少年成名这件事，蒋方舟已经放松了下来— —这也是一种勇敢的状态。她不再像10岁的时候，因为一句批评沮丧，而是把自尊心的核缩到了最小，把写作的核放到最大。她可以不输旁人地勇敢自嘲，比如「过气网红」、「低配于丹」、「相亲狂人」，但她始终拒绝在写作这事上死皮赖脸，「你得永远在这种被羞辱的状态当中，因为是会痛的，而不是你也开始自我羞辱。」
最近，蒋方舟迷上了「华农兄弟」。在短视频里，这对江西兄弟每天都在挑竹鼠，有的太胖，有的太瘦，有的性欲太强，有的没有性欲，有的太活泼，有的太抑郁— —最后，它们统统被吃掉了，像一个现实版的寓言。
蒋方舟已经意识到，任何一个人都要面临未来可能被「吃掉」的命运。对抗命运的唯一方法可能是承认30岁来临前的种种焦虑后还能倍加努力，以此成为「最后一只竹鼠」。
「如果一定会被吃的话，似乎成为最后一只竹鼠也没有什么意义。」 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形状，看起来还是那个勇敢的少女模样：「但只有成为最后一只竹鼠，你才有希望啊。」
（马延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标签组：[蒋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