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蒋方舟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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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春天，蒋方舟参加了一档叫《文学英雄》的真人秀，她和另外三位作家、四位演员一起去了少林寺，他们走在寺院中心线上，踩着石刻莲花，拜望一棵1500年的银杏树，又换上灰色僧袍，跟随僧人学习“龙含珠、凤点头”地吃饭，大拇指掐在小指上，示意加饭的数量。一直有人围观，手机森森立着，跟在他们身后。蒋方舟年轻，惹眼，镜头故意多给她一些，她坐在树下，笑着说：“穿了这件衣服以后，就不太想男欢女爱的事情了”。一句当然会被捕捉的话，后期在她脸颊上加了两片粉红色，少女的甜蜜感被放大了。
在少林寺，蒋方舟被分配学习螳螂拳，她和演员张晓龙一道跟着僧人，拇指卡进食指和中指之间，让手看起来更像螳螂的利刃。
第二天，四组人马将要比赛，为了不输给另一组的扫把功，凌晨，蒋方舟起身，在漆黑的庭院里练习螳螂拳。这一幕被抽烟的分组导演看见，叫来摄像，把她的练习拍进画面。多少有点荒诞。但蒋方舟挺认真的。
录制前，节目组告诉她，想炒一炒CP。她说，没问题，别太过分就好。穿着红羽绒服一出场，她就被张晓龙握住了手腕，接下来，两人被花园中的红线指引着，走到了一起。往后，在节目组设置的两组CP中，她配合地扮演着痴情柔美的少女形象。因为这种和善，节目组有个小姑娘，白天忙前跑后，晚上就到蒋方舟的房间哭，“真是太不容易了”，蒋方舟也陪着掉眼泪。
节目最初的设置是作家主导，在一天的游戏后，作家花一小时写一篇800字的命题作文，演员朗读。作家的脆弱从第一期就暴露出来，一个90后女作家哭着说“我就是这么没本事的一个人”，还有作家根本没写出来。而蒋方舟始终稳定，按时交稿，愿意为演员着想，愿意摄像机对准她的电脑屏幕，在镜头前，她还引用名人名言，“海明威说，写作就是在重压之下依然保持优雅”。
随着节目进行，占据更多社会资源、也更熟悉综艺行当的演员占了优势。到少林寺那一期，作家和节目方有了嫌隙，双方在长桌对坐两旁，蒋方舟坐在长桌一端，试图扮演那个居中调停的角色。
“你来都来了，是吧？”
谈到那些写作之外的活动时，蒋方舟常这么说。如果你是为了赚钱来的，就不要希冀更多——接下这档节目时，蒋方舟正需要钱，她买了房子，还没钱装修。录节目比写书来钱快，在商业规则中，蒋方舟是顺从者。
不过，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真人秀，《文学英雄》还是给了她特别的困惑。连续四个月，《文学英雄》几乎占满了蒋方舟的时间，每月二十天，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化妆，八点开拍，直到第二天凌晨。她发现自己习惯了这种被设置好的生活，扮演什么角色，下一步做什么，都是明确的。忙碌，辛苦，但轻松而脚踏实地。她知道自己正在被按小时计费，知道哪句话会被节目放大，知道会引起网友什么样的讨论，那是一种清晰的控制感，她喜欢这种控制感，在工业化的娱乐中种豆得瓜。她想每天录节目，同时，她恐惧拍摄结束，恐惧一个人呆着，恐惧在真实生活中消耗和选择，那常常是种瓜得豆的结果。
对比太鲜明了，她开始思考，“我的人设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社会审美什么样？我在哪个区间里？”以及，“我是谁？谁是我？”
在《文学英雄》中，蒋方舟在学螳螂拳。
为了不输给另一组的扫把功，凌晨，蒋方舟起身，在漆黑的庭院里练习螳螂拳。这一幕被抽烟的分组导演看见，叫来摄像，把她的练习拍进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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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蒋方舟困惑的开头，要将时间继续往前，那是2010年，她还在清华上学。学校令她感到压抑，仅仅是因为校外的酸奶便宜五毛钱，她也愿意出门去。2010年有一半时间，她常从宿舍骑车到校外，坐公交到航天桥附近，参加一档叫《零点锋云》节目的选题会，到饭点了，节目组各人吃饭，她再公交回校，骑车回宿舍。
那档节目一如其名，在午夜播出，两位嘉宾在一家假日酒店的大堂里聊，因为年轻，蒋方舟常常承担发问者的角色，节目组也总问她，你带着你的问题来了吗？你的问题获得解答了吗？在那里，蒋方舟见过欣赏希拉里的女作家，著名的理想主义者，将爱国做成生意的人，声称“把观众当傻逼”的喜剧导演。一个人在大众媒体上谈论自己的时刻往往也正是其春风得意的时刻，蒋方舟发现，他们都对自己的成功经验充满笃定，这些“经验”，有些她觉得不对，但面对那种笃定，她又不禁感到对方说得有点道理，要不Ta为什么成功呢？
有一回，她的对面是刚刚写完《奋斗》、身价暴涨的石康。石康说：“作家越有钱，写得越好”。蒋方舟刚21岁，还是短发，脸圆圆的，眼睛也瞪得圆圆的。石康解释道，譬如你的小说写到数学，如果有钱，你就可以飞去麻省理工找最好的数学家聊。蒋方舟说，看几篇论文不就行了吗？石康说：“你不能理解是因为你太穷了。”
“只有石康老师的问题是直击灵魂的。”蒋方舟说。
2019年3月，我在六道口一家西班牙餐厅见到蒋方舟。这是个灰秃秃的园区，餐厅旁边就是知乎和脉脉，穿着衬衫的年轻人和蓝的黄的快递员外卖员在窗外的小路上急匆匆地走。蒋方舟住在附近。四五年前买的房，当时五万一平，父母劝她再等等，她不听，很快出手，现在已经涨到差不多十万。第二年，她用《文学英雄》的酬劳装修，请那个晚上和她抱头痛哭的编导姑娘到家里玩，开心地展示，瓷砖！马桶！以前她鼓吹年轻人不要买房，不要把大笔的钱固定下来，失去了生活的可能性。但买房之后，她改变了看法。有保障的物质生活是重要的。现在，晚上入睡前她会看看债市消息，这是她的休息。
我们又谈回了石康，谈回她最初的困惑。她打开手机，给我看当时的节目截图，她圆睁着眼，一脸掩藏不住的不高兴。
“当时我觉得不高兴，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不高兴。有些人造成的困惑可能两天之后就消散了，觉得他就是错的；但石康的话，我困惑了九年，觉得他还是错的。”
“困惑了九年？”我感到惊讶。
“不是持续性的困惑，但看到这张截图还是有刹那的恍惚，他说的是对的吗？不对，他说的是错的。就是这样一个自我验证的过程。”
《零点锋云》中。
《零点锋云》中，蒋方舟和石康对话。
“越高级的知识越贵吗？”石康回答：“一定是越贵的。”
蒋方舟1989年出生在湖北襄樊，一个小城市，父亲在铁路工作，母亲在铁路下属的小学当教师，一个不贫穷但也算不上宽绰的家庭。她从七岁开始写作，出于母亲的逼迫。如今想来，她认为那是母亲对生活的不满，不愿被消耗、被浪费在女儿身上重演，而写作是改变命运最便宜的方式。她很快出了书，以“天才”、“神童”的形象进入大众视野。
蒋方舟了解自己的时代位置，她出生于变革之年，往前，文学与理想占据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往后，商业大潮席卷。在一篇谈论90年代的文章中，她写道：“九十年代是文化和产业第一次并列的时代，也是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入‘文坛’的特殊节点——到了文化产业真正繁荣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坛’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当年。”
2008年，又一个时代节点，她来到北京上大学，更密切地接触文化界；临近毕业时，微博兴起，普遍的社会热情高涨，她成了“小公知”；在层出不穷的电视节目中，她顶着“才女”的光环，担任评委和主持人；在真人秀风行的时候，她也可以奔跑，羞涩，娱乐大众。与此同时，早年的光环依然有效，时常有人把她作为一种路径，请教“我的孩子学习不好，可不可以去当作家？”
二十年来，蒋方舟在各个领域积累声名，在时代的种种变迁中占得先声。在信奉流量的今天，这也构成了她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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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不喜欢我”，蒋方舟说。这是她多次谈到的“初始设定”，她记得她的第一本书《打开天窗》被评为2000年十大垃圾书之一，有媒体发布了整版的评论员文章，标题是“早熟的苹果未必好卖”。可能是一种应激反应，她“就像一个独裁者一样，把负面情绪全部杀掉”。她经常接受采访，总是兴致很高的样子，谈论自己，发表观点。多少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大一、大二时，她在一次采访中说，“只有60岁以上的人才能征服我”，其实当时根本没谈过恋爱。
“这个‘伪人格’在人格形成之前已经形成了，自我表达在想清楚要表达什么之前已经表达出来了”，蒋方舟说。她可能是全民表演时代的先行者——待她看清那层“伪人格”、开始逐渐了解自我更深的部分时，真正的全民表演时代到来了。
这个时代，“伪人格”，或者换个更常见的说法，“人设”，越来越多地被使用。
每次她录节目，对方都会问，你有没有给自己想一个人设？
“当你开始想这个，你就被迫进入了这个游戏，依照别人的想象和社会舆论不断调整。”
公知风气盛的那会儿，她想过，“如果我是XX，我会怎么说？”都是老男人的谈话节目里，她是“年轻人”；一堆娱乐明星的商业活动中，她是“文化人”。
诗词节目里，她扮演“才女”，盘头，旗袍，看起来知性。最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公共传播的调性需求，一次，她看一个诗词节目，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获得冠军，有人评论，“她满足了中国男人对才华的所有想象”。她突然意识到这种限制是双重的，一种是公共传播领域需要的“人设”，另一种是性别层面的，对才女想象的人设。符合主流认识的“才女”是一个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存在，对男性应和，但永不“提出”。
“表达上我一直挺规避性别议题的”，蒋方舟说，“从个人经验来说，说得更诚实一点，我经历的性别所带来的好处，比性别所带来的压迫更强。作为一个年轻女作家，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资源和关注。麦克风就在那儿，怎么去抵御这种好处和诱惑？这是我经历更多的。”
“没办法”，蒋方舟说了很多次“没办法“，“你觉得自己在写作，但别人看到的是你相亲，恨嫁，初老，被性骚扰”。获得共鸣是容易的，在不占用太多时间精力的情况下她愿意配合这个演出，就像她在《奇葩大会》中谈“讨好型人格”，后续引起了很多讨论，但蒋方舟说，她花半天写了个稿子，化妆一个小时，录了15分钟，完，“很快的、没什么精力投入的一件事”。
她毫不挣扎。她不愿意在挣扎上花很多力气。就像上班，把这个东西做完。
拍商业性广告也挺好的，就拍看书写作，拍得美美的，不重体力也不重脑力。“它确实是我并不重要的一部分，拿上来就拿上来，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你怎么看自己的商业价值？”
“也就是这几年吧。”
整个商业趋势越来越崇拜年轻，蒋方舟今年30岁，“渐渐没办法成为年轻无极限的代表人物”，“中年”，可能是写写东西，或者在幕后做文化传播，她表示接受。
蒋方舟在日本。
蒋方舟在日本。
蒋方舟在日本拍广告，她说，“放饭的时候发自内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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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小王的身份是蒋方舟的助理、合作者。我跟他打了招呼，加了微信，立刻，一条新信息发过来，“您好”。配上一张娃娃脸，小王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只柔软的小动物。但他当然远不止如此，一说话，你就知道了。
“什么天才作家啊，跟我差不多大我还没说自己是天才。”小王说，这是他对蒋方舟的最初印象。
小王1990年出生，北京人，比蒋方舟小一岁。他是个聪明的男生，读书很多，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再自嘲虚荣。像他这个年纪的城市年轻人，很少有不知道蒋方舟的。她和韩寒一道，在信息刚开始高速流动的新千年成名，是新一代的标志。小王对她不屑，却也关注了她。2010年，清华百年校庆，蒋方舟写了一篇文章，谈及学生会百态，小王看到了，他开始觉得，蒋是个聪明人。
2011年夏天的一个凌晨，蒋方舟发了条微博，大意是觉得自己很糟糕。小王评论，你这样很做作你不就是想让别人夸你很棒吗？蒋方舟转发了小王的评论，“我错了还不行吗？”又给他发私信。她觉得小王“能看穿一些东西，并且没有恶意”。
“那时候的微博不像现在”，小王说。移动互联网尚未兴起，新浪微博开放注册才一年，还未“下沉”，还有志趣相投的陌生人相遇的可能。
几个月后，因为蒋方舟打算送一本港版《燃灯者》给小王，他们在万圣的醒客咖啡见了面。醒客有一种迷幻的气质，小王曾在豆瓣日记中写道，迈进醒客，“难免会有点儿宏大叙事的冲动，仿佛一下子变成传说中的80年代的精神孑遗。”初次和蒋方舟这样的大V见面，他有点激动，“就像外省青年头一次去巴黎，用从书上看来的巴黎人的说话方式说话，却不知道巴黎的风潮已经转过好几轮了”。他们聊了三四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小王在说。他经常按捺不住地喋喋不休。他对蒋方舟的印象是“很社会”，“待人接物滴水不漏”。蒋方舟则谈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小王有点惊讶，一方面惊讶她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谈这些，另一方面惊讶她说这些的时候那种漠然。
“刚认识的时候不太能看出来她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小王说。三月中旬，我在人民大学内一家咖啡馆见到小王。他吸着一杯加冰薄荷茶，不停揉搓餐巾纸。有时候他说着说着自己笑起来，有时候又有点激愤。他直白地表达观点，用很多长句。
“感觉你需要什么反应她就能给你什么反应，但未必真的这么想。我心理比较阴暗，就觉得不真诚。”
他们通过短信保持联系，蒋方舟给小王快递过书和橙子，但很少见面——可能三四年只见过两次。小王继续追索他想要的东西：他读书，写评论，在豆瓣上和人写长文辨析一个名词，谈论知识界的时事，同时试图归纳在这个时代的行为准则。
2013年，蒋方舟的《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出版后，一位名叫“snowball”的网友在豆瓣发表了一篇评论，《送你一刀》，文中写道，“尽管蒋方舟也不喜欢心灵鸡汤，可她已经被生活淹没了……她们有一个壳，能抵御中国的残忍，无论是名声还是工作都是壳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地暴露自己的脆弱也是无用的，因为只要有壳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堕落为虚伪。”
小王推荐了这篇评论，但不完全同意。他更看重蒋方舟在书里写到的“从小有自我憎恶能力和习惯”，“这大概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她对自己有近乎苛刻的不满和反思……每个人都被生活淹没，孩子，营生，飞来飞去的签售，但在这些之外仍然有不甘、挣扎和厌弃，并做出行动，这才是重要的。”
“不要做很错的事”，小王说了好几遍。“道德”这个词对小王肯定是重要的，虽然他使用得不多。他有一些悲观，甚至悲悯，对那些琐碎之事。在他的印象中，蒋方舟没有做过很错的事。
但小王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这些年，他欣赏并尊敬的人的离去，让他逐渐看到边界，譬如在2016年自缢的青年学者江绪林。在一个小范围内，这是个令人震动的事情。包括小王，也包括蒋方舟。事情发生后，他们吐露感受，并逐渐确信彼此是在内心深处有所共鸣的朋友。
如今，小王和蒋方舟经常见面，他们共享智力活动密集的谈话，偶尔谈论那种模糊的、会被诸如《往事与随想》、《彼岸书》这样的书引发的痛苦。小王告诉蒋方舟，他曾寻求道路，读了很多宗教方面的书，但他发现宗教也无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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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小王对蒋方舟说，你得有危机感。可能是有感于许多大热的账号忽然凉了，毕竟这样的事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微博上，蒋方舟有800多万粉丝，但小王认为，粉丝就像蒸汽，遇热膨胀，见凉凝固，你凉了，也就没有人再记得。他们决定合作一档音频节目，通俗地说，“圈死”一部分人。
制作音频的过程是，他们先商量选书，选定后，小王起草出一些知识点，蒋方舟写出成稿，录音。两个习惯文字的人逐渐摸索声音的逻辑：蒋方舟一定要抑扬顿挫，用语速、语调分清段落，重复核心观点，把听众容易跑掉的注意力再拉回来。
一期音频要在一天内做完，文本不会特别雕琢，蒋方舟使用新鲜的网络热词儿，佛系，锦鲤，666，谈论“为什么艺术家都是渣男”和“被绿妄想症”，这个节目谈论了12本书，在蜻蜓FM上播放了六千多万次，反响最好的是关于《反脆弱》的解读，而关于《洛丽塔》的那期解读，引起了强烈的争议。
小王想赚点钱，也想“做点不欺负人的东西”。”他不是“得到”的用户，但他认为“得到”在商业逻辑上是对的，它的成功，说明很多被知识分子看不起的人，有着强烈的想要提高知识的欲望。这是个商业机会，也是对用户更好的机会。这档音频节目是两人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尝试。节目是免费收听的，他们收入不多，大概几万块，小王从中分成。
小王曾在一家网站实习，把文献编辑成一篇好读的稿子，工作环境很好，但他感受不到价值；他还曾想过去做翻译，思虑一番，也算了。他觉得自己有更大的使命，他渴望做出原创性的东西，但现实留给他的位置并不多。有时候8000字的文章发表出来，媒体只愿意给3000字的钱。小王很理解，发这种文章的媒体，都很穷。但他还要写，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整体抛弃35岁以上的人的时候，他觉得，写作可能是唯一的超过35岁不是劣势而是优势的行业。
对从事写作的年轻人来说，剩下的路也不多了。蒋方舟说，“你肉眼可见的范围内，大家殊途同归，开一个付费打赏的公众号，搞知识星球、付费课，再不济卖东西，都走得很窄的。”
在北京，小王靠低欲望活着。他出门骑共享单车，或者坐地铁，想吃点好的，就去吉野家。他是北京人，不用交房租。开销最大的是游戏——一年六万元。
对自己的生活，小王有深刻的剖析：“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和实际的力量差太多，变成提出各种各样的原则，但自己没有资源去实现，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去坚持，所以充斥着伪善和夸大，怯懦且可耻地生活。”
他也在逐渐修改对蒋方舟的看法，曾经的“滴水不漏”、“暴露隐私”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病态人格，但她“这些年能一直保持在场，形象总的来说是在往更沉稳和更积极的方向去改变，是很不容易的。”
接连和小王与蒋方舟聊天，感觉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某种程度的自我厌弃，某些表达的疲惫，但又有一点非常不同：小王好像在下坠，蒋方舟则总在话语最后加一条尾巴，“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是吧？”
“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可以追溯到高考那一年，18岁，迈向成人世界的第一步。他高考失败了，我高考成功了，从此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觉得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办法，但我有超强的信念，相信能做成。我挺正能量的，我确实挺正能量的。”她笑起来。
这些同与不同，让他们成为搭档。蒋方舟说，小王是她的“知识充电宝”，录《圆桌派》之前，她都会和小王谈论一下相关议题，让自己在节目上的表达更笃定。对小王来说，蒋方舟是他与大众的连接，是对世界的寄望。不久前，他们谈论起接下来的工作计划。蒋方舟说，她想结婚生子。小王说，以你目前的状态，可预见的几年内都不可能生孩子的。蒋方舟生气了，她说，我现在就要随便找个人嫁了。小王哭了，他无法接受蒋方舟说出这种愚蠢的话。
小王是个化名。他写书评，或者作为蒋方舟的朋友接受采访，都不愿意用真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都可以，他说，有一部分是因为不能面对自己。
可是蒋方舟的名字到处可见啊。我说。
所以说她强大嘛。小王说。
今年下半年，小王和蒋方舟打算再做一个音频读书节目。名字可能叫“非独立思考”，他们觉得“独立思考”被高估了。蒋方舟想谈谈《往事与随想》，谈谈《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可能是她那些模糊痛苦的技术性袒露。她会从“社畜的生存指南”角度来谈，譬如说莱维，“在集中营如何当最后一只竹鼠”，你也可以扩大来看，“在更广阔的社会范畴，每个人都想当最后一只竹鼠”。
蒋方舟在人民大学举办的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右）来华的活动上。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西蒙·蒙蒂菲奥里（中）赴中国进行宣传，蒋方舟是活动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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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正在写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从2019年春节开始动笔。春节期间，她想了十几种结构，写了二十多个开头，经历了漫长和焦虑的过程，现在，她每天上午起床后写2000字，稳定地推进，预计会写十三四万字。
小说谈论的是永生，当永生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率先占有这项技术的一定是有钱有势的人，人类最后的平等被打破。在现实世界，这件事前所未有地临近。写作时，蒋方舟小心地规避或模糊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虽然是这么难，这么可笑的规避，但总能够传递出一些东西吧。”
反乌托邦小说是划去诸多选项之后的选择。2013年出版的《我承认我不曾历尽沧桑》，她尝试了杂文，2015年出版的《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她尝试了短篇小说，2017年出版的《东京一年》，是致敬阿城《威尼斯日记》。这些文体，她觉得都可以放下了。她想写长篇。和目前中国大部分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她也曾从社会新闻里寻找素材，一个有着惊悚真相的故事，写完了，不太满意，暂且也放下。
在六道口的那家西班牙餐厅，蒋方舟和我谈了很久她的写作。还是写作最能引起她的表达欲。从下午开始。天渐渐黑了，直到完全黑了。
作家阎连科觉得，蒋方舟和她同时代的作家不一样。她有大是大非，关心文学之外的生活，这让她的身份超越了小说家，同时，她成名过早，对写作更加重视，也因此可能有种不自然的焦虑。
和在综艺节目里一样，蒋方舟不停地寻找自己在文学领域的位置，“我不是那种坚守在自己的小领地，觉得所有人都活错了，是环境不行，读者不行，自媒体太坏所以文学被挤压了……找各种原因，而且每种原因都对，但是，然后呢？我觉得不能只是这样。”
她也很难设想像小王那样，或者作为一个平凡的写作者，从小城到北京，25岁想要写作——是什么样，“那估计我就在老家写”，往下想，“可写的内容也很少，写出来也未必受到应有的重视……那没办法，那就真的没办法。”
2018年初，她看了以赛亚·伯林的传记。“伯林本来想当哲学家，20多岁他写了个哲学论文，给维特根斯坦看，维特根斯坦说，呵呵。伯林发现自己缺乏哲学家的深邃，他开始做一些观念史的梳理，在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在场，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是犹太人，两次世界大战中，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被监禁，被流放，但他一辈子没有吃过苦。晚年，别人问他的诀窍，他说，生活在表层。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妙的话，生活在表层。不是肤浅，而是他对这个时代从来都没有真情实感地投入过。”蒋方舟说。
“始终和现实保持微妙的距离，像是‘入戏的旁观者’，虽然不断被卷入现实中，但从来没有被现实所俘虏。在历史中发挥了作用，留下一些东西，一辈子生活得很幸福。我想得很清楚，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
读那本书是她了解自己的过程。她曾经以为自己是要献祭给文学，但是，“伯林也没有真情实感投入过哲学，我对文学也是这样。我知道我不能成为康拉德或者艾略特那么牛逼的作家。”
“你觉得局限你进入严肃文学核心的那个围栏的，是什么？”
“是对于不确定性的厌恶，对于高风险的软弱，觉得不一定走得成，走不成怎么办？我喜欢所有的事情都可控，但面对不可控……穷，病，不难，但到这样还写不好，或者大家不觉得你好，可怎么办啊？那种对于失败的恐惧……我不想过得特别失败。”
蒋方舟控制着自己的生活，管理预期，管理收益，管理写作的规划。降低不安全感，降低危险。和她同时期的女作家，可能不写了，可能还在写，但在公共舆论场中被讨论得越来越少了。
其时春和景明，恰是新一轮四季的开始。蒋方舟认为，她对要走的路非常非常清楚，她没有了困惑。
—— 完——
题图为蒋方舟在日本。本文图片，除视频截图之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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