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世界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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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8

发表自话题:蒋方舟日本

青年作家蒋方舟

蒋方舟,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审判童年》,“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获得第一届朱自清散文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代表作:杂文集《正在发育》《邪童正史》《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

6岁半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提起28岁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少年成名”的履历似乎永远与她相伴,“天才少女”“美女作家”也成了随身的标签。日前,蒋方舟带着新作《东京一年》来到南京先锋书店,她毫不讳言自己是“世界套路的受益者”,但是令她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如鱼得水,反而对“世界的套路”表现出了疲惫,她所追寻的是——怎样才能变成“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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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东京一年》即是她用日记体记载的行旅琐记。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其间,蒋方舟体验最深的便是寂寞。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寂寞,一种是有表演性的,比如去海边度假,拍张照片发朋友圈,说有时候寂寞的感觉也不差,但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寂寞,每隔几秒钟,就要看谁点赞、评论。”而蒋方舟此行感受到了真正的寂寞。“我去洗衣房里洗袜子,看着袜子在洗衣桶里转了一小时二十分钟,没有其他事情可干。所以如果让我给寂寞以名状,就是不断在洗衣桶里旋转的袜子。”

在日本,蒋方舟体验了第一次全家的旅行,她惊觉和父母的鸿沟是如此大。比如父母不愿意坐下来在餐厅点餐吃饭,因为觉得太奢侈,而是坚持背着罐头、馒头出门,坐在路边吃饭。蒋方舟将这种感受记录了下来:“爱想象中的人很容易,但是当他们到你的面前,要求你和他们一起在路边吃饭的时候,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无疑,这种感受又加剧了孤独感。

她起初置身于孤独中时,也有不适,也曾想拼命地挣脱,但她很快发现,寂寞这件事很像学游泳。当你不信任水能将人托起的时候,只会拼命地扑腾,但当你信任寂寞,平摊在寂寞之上的时候,真实的自己会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所以,她认为,这段生活看似闲散、慵懒,恰巧是一种严肃的生活。严肃与闲适,并不是相反义的词。

“这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蒋方舟坦言,她变得更坦诚,没有任何的困惑。这是因为这一年一直都在远距离地观察自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在异国待上一段时间的机会,但是她觉得,还是应该找一段时间和现今的自己拉开距离,看看目前的生活是否是你想要的。“远距离地观察自己,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热爱的东西,对生活进行一次小小的出轨,这样才更有可能变成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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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走上写作之路的经历的确有些“传奇”。

她出生在湖北一个小城,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她的母亲希望家里的独生女能够与众不同,而不是重复她的命运。所以一个夏天的晚上,母亲对她说:“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而她的父亲恰恰是一名警察,也顺着妻子的话说:“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版就会被抓进监狱。”说完,他拿出随身带着的手铐,假装扣在蒋方舟的手上。蒋方舟吓得大哭,在泪水中开始写自己第一篇文章,走上了写作之路。那一年,她只有6岁半。

蒋方舟坦言,每次公开讲自己的写作故事就会自厌,觉得自己是杂技演员,通过炫耀式的扭曲来博得满堂彩,她甚至都会产生生理的不适,因为家长们都并不关心6岁半的蒋方舟写了什么,而是关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变成像她一样。

不久之前,陈丹青和蒋方舟聊天时说:“你啊,还是太被轻视了,但是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足够被重视了,不过你还是被轻视了。”

这轻视,是指她因为个人经历而被贴的标签,而这重视,用蒋方舟自嘲式的解释,就是一桌男的聊天,发现缺个女的,就会想到她,插科打诨说两句;当文化节目请不起于丹老师的时候,她也可以穿着旗袍,去说两句。

“我一个朋友说,我是世界套路的受益者。这个世界的套路就是喜欢耸人听闻的标签,什么美女、单身、恨嫁,我的确是受益者,比同龄人幸运很多,有了更多的自由和人生选择。但同时我又对世界的套路表现出了疲惫,这是我引以为傲的疲惫。如果我在套路中如鱼得水,以此为傲,我作为一个作家就彻底废了。我知道我要承担的是幸运带来的责任,写得更多,写得更好。”蒋方舟坦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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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家,蒋方舟说她是一种自我暴露式的写作。她致力于深刻剖析自己,审视自己。就连在日本看山看水的这一年,也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短视和狭隘。

在她眼中,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

而当她只以一个单身女孩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她也不吝于自我剖析,延续了这种坦诚。比如她曾经在微博上分享过自己相亲的尴尬经历。在热门谈话节目《圆桌派》中当嘉宾时,她的言论,也常常成为了话题的制造者。比如聊到剩女这个话题,蒋方舟自称是两性市场上被选择的一方,一度引起了热议。.

问及现阶段的生活状态,蒋方舟说,因为和妈妈同住,很像高中宿舍的女生,所以恋爱上的需求很少。当然需要恨嫁的时候,她也可以恨嫁,但大多数时候,在自己的生活里待得很好,也不觉得寂寞,生活中也并没有太大的比重去思考婚姻恋爱这件事。

蒋方舟和父母有时候也会聊到婚恋的话题,有一天,父亲忽然感叹了一句:“方舟是条船,不知道谁是她的港湾。”结果遭到了母亲的当面驳斥,说方舟是一站一站的。蒋方舟说,她很同意这种说法,人生是一段一段过的,不必过早设定港湾。

而在与读者们交流“逼婚”这一话题时,她也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实现个人价值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布满荆棘。有些女性,觉得路难走不走了,退而求其次,追求把丈夫孩子照顾好的目标。少女时期的我,也天真地以为结婚能够把我从必须进步、一步步实现目标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其实,不该把婚姻当成退路,我看到所有不愿意面对生活而退而求其次走进家庭的女性,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那条路看上去比较难走,但坚持走下去,不会后悔。”

对话

真正爱我的人

都是爱我骄傲的一面

读品:通常说四十不惑,但你说你已经没有困惑了。

蒋方舟:首先我自己的人生跟同龄人比都是加速的生活,比如说所谓三十而立,但我很早就开始出书、以写作作为我的志业,所以我觉得到了28岁就毫无人生困惑,符合我的人生吧。

读品:你说之前在国内的生活处于很焦虑的状态,去日本放空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回来会不会又回到以前的焦虑状态?

蒋方舟:这段时间是有一点。对于无厘头的会议包括无聊场合的忍耐度越来越低了,觉得自己有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原来的我只知道自己不想做的事儿,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现在的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一点是永远地改变了,不会因为生活状态的改变而回到原来。

读品:你外表看上去是一个很柔和的人,总说自己是老好人,但内心还是有锋芒的吧?

蒋方舟:我后来发现真正爱我的人,他们爱的都是我骄傲的一面,而不是我故作谦逊或者看起来脾气很好的那一面,所以我这半年变化挺大的,就是不畏惧去展现自己更为真实、骄傲的样子,那我发现其实这样下来自己的魅力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像原来别人说我什么,我也不会跟人争什么,我自己就把微博给删了,我不太会跟人起冲突,现在我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读品:你在书中写道“我苟活的理由是什么呢?大概我依然卑微地渴望爱和被爱吧。”这句话怎么解读?

蒋方舟:并不是说,我想谈恋爱。恋爱是一种被高估的人类关系。但是爱和被爱,让自己和你爱的人,战胜共同人性的弱点,成为更正确的人。不仅是男女关系,还有朋友之间,作家和读者之间,都能让对方看到些许的勇气。这是一种活着的动力。

读品:因为你女性作家的身份和一些恶言论,外界会把你的写作和女权扯上关系。

蒋方舟:作为女性作家,既要走出性别的那一面,也要走出性别压迫的那一面,就像过去的一些英国女作家写什么都写女性被压迫,这其实也限制了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我觉得女性写作分为三个阶段:女性的、女权的和人性的,一个好的女作家是去写人性的,而不是只写女权的。(陈曦 王凡/文 赵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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