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蒋方舟日本
►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
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日本外务省官网上公开的国际交流基金会往年审计文件中写道，中国作家蒋方舟曾获得日方邀请并资助，在东京旅居后出版了中国文学作品《东京一年》，被指疑收取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
今天（7日）中午，@蒋方舟 发博回应此事，承认自己在2016年参加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举办的交流活动，回国后将旅居经历写成书，但此次交流为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旨在推进中日友好交流。
@蒋方舟 声明节选
蒋方舟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9岁写散文集《打开天窗》成名，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降分录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
根据日本外务省官网信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17年（平成29年）的年度报告中，在“中日知识分子交流加强之聘请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中，提到中国作家蒋方舟2015年被该会聘请，并在2017年8月将其在日本旅居一年的经历写成中国文学作品《东京一年》，该书到年底共发行了15万册，在日本也获得《新闻周刊》报道。
据报告介绍，所谓“中日知识分子交流加强”，就是日方从2008年（平成20年）开始寻找并聘请这些在中国舆论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体验日本生活学习的机会，使其与日本各界人士接触，然后通过他们在中国的发声，促进中国社会对日本的理解。
蒋方舟的这本书出版于2017年，简介中该书也明确写道，这是蒋方舟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东京独居一年后写成的日记体小说，共46则。
截图自豆瓣
该书在豆瓣上的评价为7分，打分以三星和四星居多，但热门评论几乎以中差评为主。
北京青年周刊2017年曾就此书创作对蒋方舟进行专访，她表示2015年底自己对写作产生了怀疑，正好当时日本国际基金会邀请她到东京交流一年，每个月提供约有2万块钱人民币的补助，于是她欣然前往，在2016年前往日本东京。
而她当时的工作就是“什么也不用做”，2017年这本记录了蒋方舟东京生活的《东京一年》就出版了。
蒋方舟在日本的照片 图自北京青年周刊
这件往事被翻出以后，不少网友认为蒋方舟是“拿钱办事”，收了日本外务省的资金支持为日本做文宣，更有人愤怒向其质问“日元好赚吗？”。
今天（7日）中午，@蒋方舟 发博回应此事，承认自己在2016年参加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交流活动，交流期间她与日本作家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与其同期赴日交流的还有做乡村教育和适老环境改造有关的学者和老师。交流结束后，她把自己独自旅居东京的心理感受与文学体会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东京一年》。
蒋方舟还在声明中介绍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为促进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而设置的机构，旨在推进中日友好交流。至于此次受邀交流的缘起，她表示自己已经将相关内容写在该书的简介里，特此说明此次交流为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以反驳网友对其“拿钱办事”的指控。
不过此次风波并未因蒋方舟的回应而告一段落，翻阅往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可以发现近6年来，每份报告中都有“中日知识分子交流加强之聘请中国知识分子”的项目。
根据日本官方公开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该项目累计邀请人数达到196人，其中个人105人、团队人数91人。
仔细查阅，其中还有不少眼熟的中国知名人士，例如何兵、熊培云、马国川、段宏庆等，截至发稿前他们还未就此事发声。
“2017年度（平成29年度）的受聘方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发布有关日本司法制度和纠纷解决制度的文章。”
“2016年（平成28年度）的受聘者中，段宏庆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新闻网上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日见闻，关于夸赞日本卫生问题的文章在中国获得了737万次的点击量。另外，马国川向中国的多家著名媒体投稿了26篇访日成果报道，总计达到了440万点击量。”
“2014年度（平成26年度）受聘的熊培云，回国后将留日经历经验写成《西风东土》出版，初版10万册，大受好评。”
有网友看到被曝光的这些名单，认为这是日方清晰供出的“资助”“收买”中国学者的证据，生出“日方出钱，他们办事”的印象。
对此，今天（7日）下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文表示， 由一个国家出资邀请他国各种人士前往本国旅行、学习，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不能因为中国某些人参加了西方国家出资的交流活动，就对他们加以指责或进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定性。至于受邀者怎么做，能否在邀请国提供的大量信息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驾驭那些信息，在促进信息交流的同时决不离开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本位，才是最关键的。
他还表示，随着美国与中国的对立加剧和中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增加，中西的上述交流在急剧减少，相互对对方借国际交流搞“渗透”的防范都前所未有提升了。中国对外交流不会因为互联网上这波对受邀访日学者的批评而受到特殊的冲击，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开展国际交流必须面对中西意识形态隔阂的加深，穿越各种复杂性，探索建设性扩大这种交流的渠道。爱国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至于有人在爱国这一点上受到质疑，需要他们自己进行个人的反思，而不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关上某一扇门。
延伸阅读
日本外务省资助中国大V风波，到底怎么回事？
补壹刀
最近，日本外务省在网站上公布了其下属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业务实际评估报告。
有中国网友注意到，2008年，“国际交流基金会”针对中国在社会舆论及媒体界有较强影响力的个人推出了一个赴日参观考察项目，截至2016年共有144人被邀请，其中包括73名个人和71名团体成员。
其中，学者何兵，作家熊培云、蒋方舟，记者段洪庆、马国川的名字在列，报告对他们回国后宣传日本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
有网友认为，这份“猪队友”的“业绩报表”，实际把上述这些人给“卖”了。
01
让我们来了解下基金会的这份报告。
在“强化日中交流”一栏，报告写道：
在中国，有相对较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舆论和媒体界有较强的影响力，但他们与日本的联系并不密切。为此，（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从2008年开始实施以这个群体为对象、邀请他们（赴日参观考察）的项目。（通过）与日本社会各界精英接触，给予他们体验现实日本社会的机会，期待他们发布相关信息，以促进中国社会对日本的了解。截至2016年共有144人被邀请，其中包括73名个人和71名团体成员。
在“中国人邀请情况”一栏，报告写道：
熊培云于2014年受邀（赴日），在回国后的2016年3月，他出版了在日本逗留4个月体验的629页的大作《西风东土》，初版10万册，获得好评。
2015年的受邀者蒋方舟，在20多岁的时候就以作家身份获得很高的评价。蒋方舟在受邀访日期间，与作家西木正明进行了对谈演讲会，得到了《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并获得很大的反响。
在2016年的受邀者中，记者段宏庆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版网站“FT中文网”的个人专栏中，发表了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关于日本的干净整洁的专栏文章，在中国国内引起颇大反响，点击量达737万次。
此外，经济记者马国川，在中国多家知名媒体上发表了26篇访日成果的文章，总浏览量达440万次，引起广泛关注。
有网友根据上述描述对号入座，找到了受邀者撰写的文章，如何兵《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熊培云《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段宏庆《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马国川《我为什么如此关注日本》。
事件发酵后，蒋方舟在微博上贴出图片文章回应，称其于2016年参加为期三个月的交流活动。交流期间与日本作家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与她同期赴日的还有做乡村教育和适老环境改造有关的学者和老师。
交流之后，蒋把自己独立一人旅居的经历写成《东京一年》。日记体中的记叙大部分是其心理感受与文学体会。此次交流为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
蒋还引用2008年5月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中，关于旨在推进中日友好交流的记述。
有网友随即找到了《东京一年》中蒋方舟在交流会上的发言，蒋自述其母亲对年幼的她说“中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而她的警察父亲也附和说是的，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手铐假装扣在蒋手上，吓得她大哭起来。
蒋描述那场对话会的主题是“在事实与真实之间”，而蒋所拟的题目是，“仅仅因为事实超越想象，我们便为其贴上虚假的标签”。
02
根据官方介绍，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外务省管辖的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其主要活动范围是文化艺术交流、推进日本之外的日语教育，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师培养、日本研究、知识交流等。
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唯一在世界各地综合实施国际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据《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法》第3条规定：国际交流基金的目的是通过综合有效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增进各国对日本的了解，增进国际相互了解，并在文化和其他领域为世界做出贡献，从而为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维护和发展日本的和谐对外关系做出贡献。
国际交流基金是日本之外地区日本语能力测试的主办者，因此在世界各地拥有较高的知名度。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
《日本新华侨报》总主笔蒋丰告诉“补壹刀”，基金会本身就是日本外务省下面负责“大外宣”的一个组织，任务是树立日本的国际形象。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当年熊培云来日本，跟蒋丰见了一面，做了一个访谈。后来这个内容也写进了他的书里。蒋方舟那次来日本后，他们一起在国内的“圆桌派”做过节目。后来蒋方舟出的那本关于日本一年经历的书他也翻了一下。蒋丰说，这两本书给他留下的总体印象都不深。
先不说日本这个举动的性质怎样，它反映出一个方向，就是日本当时把公共外交的努力放在了平民化“大V”身上，作为他们“渗透”或者说是拉拢的对象。日本方面邀请的人都不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在相关学术方面也都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成果。他们在对日本的认识上，更像一张白纸。但这些人在公共舆论场有影响力，有粉丝。
日本外宣的方法之一，就是对民间做工作。为了形成民间基础，着重围绕“大V”的点击率、粉丝量来做工作，这是日本公共外交新的招数。实话实说，日本公共外交是有特色的，之前是经济先行，文化相伴。现在是高端先行，平民跟上。
中日公共外交话题之所以变得敏感，我理解，首先是有中日关系大背景变化的因素在里面。尤其是首相换届之后，中日关系一直呈现下行趋势。
其次，中日之间民间互动大大降低了。2019年中国赴日1000万人次，2020年新冠疫情后直接就到零了。2019年赴日中国游客同比增幅虽然达到14%，却只是2014年至2015年期间增速的一半。因为中日关系中不利的或者冲突的一面，民间相互沟通和互动减少了，总体氛围肯定会变化。
第三，日本也在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对华态度基本趋于一致，让日本一些政客更加有恃无恐，更趋向美国了。
一位日本问题研究学者对“补壹刀”分析，不谈其他个人或者机构，就谈所涉及的这些人，看看他们文章的那点传播度，他们在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影响方面，发挥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讲比较有限。
跟我们一般的印象不同，这位学者认为，日本的公共外交其实搞得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只要是由政府主导做的，肯定会留下一些痕迹。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日本外务省下面的一个机构，之前类似工作没少做，但是效果一般。
相对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宣传。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把在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影响作为工作的重点。在企业渗透方面，当时亚洲开发银行主要开展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日本还有其他多种渠道。所以，现在我们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还能看到一些“日本风”的东西。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大V”是通过什么渠道被邀请的，是否是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而在于他们从日本回来，是否因此睁眼说瞎话，为日本洗地辩白，那就变了性质。
私下说，日本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国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他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不要老批我们，能不能表扬我们一两句。总体而言，日本请中国“大V”的效果不太好，毕竟这些都是外行，对很多东西的看法是肤浅的。
其实，日本在外宣上也很苦恼，很迷茫，觉得日本没有故事，只有口号。我们总是觉得日本在旅游和一些商业推广上很有故事啊，其实那当中有不少是中国人的套路，是中国人想出来的，日本人到现在都没搞明白，为什么疫情前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去日本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