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正确的先天八卦图
汉代八卦洗(先天八卦图)真伪考辨
——兼谈八卦源流问题
《周易文化研究》第九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王先胜
摘 要:清乾隆十四年编纂《西清古鉴》卷三十三载铸有先天八卦方位图的汉代铜洗不是伪器,先天八卦方位图也非汉以后新刻,该八卦洗可能是宫廷或道教礼仪性用器或属工艺品性质。八卦洗自汉及今约1800年间没有进入学术视野和易学史的原因主要与“独尊儒术”、儒道两家与易学(主要是先天八卦)的不同关系、认识及古代文化专制有关,当代则与学科之间的隔膜和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有关。汉八卦洗进一步佐证宋明易图学的兴起与道家易、道教易传出有关,进一步证实和凸现“《归藏》易→道家易→道教易→宋明易图学”这一与“《周易》→《易传》→儒家易”明显有别的传承演变关系及线路的真实存在,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尤其是探索八卦起源、本来面目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代八卦洗 先天八卦 真伪 易学源流 重要意义
八卦图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八卦又名伏羲八卦,后天八卦又名文王八卦,这是八卦最基本的两种图式。自古以来,人们见得多用得多、对中国文化最有影响的八卦图也是这两种图式。按现在的一些流行观点,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均出自宋儒邵雍。后天八卦方位图在《说卦传》中已有明确的文字说明,唐、宋铜镜上也常能见到 [①],因此后天八卦图并非邵雍所作是无疑义的。关于先天八卦方位图,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邵雍所作,但也存在着一些异议和细微差别。先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例举如下:
1.认为先天八卦图为邵雍所创作。这种观点以李申先生为代表。他说:“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已有先天卦序的论述,而邵雍死后不久即有成图流传,也是事实。说《先天图》出自邵雍,是不错的。至于传自陈抟,来自《参同契》,也仅是传闻和臆测而已”,“在我们看来,说《先天图》是伏羲所画,当然不可相信;说《先天图》邵雍以前就有,是方士所传云云,同样不可相信。可以相信的只有一条,这乃是邵雍的作品” [②]。冯时先生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所谓伏羲先天方位乃是出于宋儒的杜撰,宋以前的遗物中未见其痕迹” [③]。
2.认为先天八卦为邵雍所作,但它与《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一段话有一定渊源关系。如:南怀瑾、徐芹庭先生认为宋儒乃据《说卦传》“天地定位”章画了伏羲先天八卦的圆图 [④],杨德智先生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章是画先天八卦方位的理论依据 [⑤],高怀民认为邵雍对《说卦传》“天地定位”章的八卦方位进行改造得到先天八卦方位 [⑥]。李申同时也认为“《先天图》的产生,乃是邵雍据《易传》‘天地定位’、‘天尊地卑’、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说,对成卦过程的一种解释” [⑦]。这种观点与第1种观点的区别在于:它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那一段话就是先天八卦方位图产生的依据或渊源所在,而第1种观点不是这样。
3.认为先天八卦图为邵雍所作,但与汉代易学或《参同契》有关,甚至源及《周易》。如:郑万耕先生认为邵雍“以汉易中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图式为先天图,乃伏羲氏所画,以汉易中离南坎北震东兑西的图式为后天图,乃文王之易,是伏羲易的推演” [⑧]。.张其成一边说“先天、后天八卦是北宋邵雍的发明”,“它与《周易》六十四卦基本思想不仅不相违背,而且是对《周易》卦爻的最科学的解读”,一边又说“伏羲图式源于《周易参同契》,经陈抟至邵雍”,还说伏羲八卦方位图源于《说卦传》“天地定位”章 [⑨],好象面面说到。陆思贤认为“现传宋人绘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应包含了历代易学家研究《周易》的作品” [⑩]。
4.认为先天八卦图非邵雍所作,而是源于陈抟或道家。潘雨廷先生认为先天八卦图系陈抟据《说卦传》“天地定位”章阴阳相对之理排成,而“于陈抟前尚未发现有先天图的存在” [11] 。唐朝邦先生主编《周易评注》认为先天八卦图“所定方位,宋人以为创自伏羲,故又称伏羲八卦方位图,恐不可信。但其渊源甚古似无可置疑,推其源,当出自道家” [12] 。
5.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即为先天八卦方位。欧阳红详细分析了《说卦传》“天地定位”章,认为它记叙的就是先天八卦方位,而“爻卦次序同时与天地定位、八卦相错、往顺来逆相吻合者唯有先天八卦方位”,之所以引起争议,只是因为它没有象《说卦传》后天八卦方位那样逐一详说 [13] 。常秉义引荀爽注《系辞》、《左传》有关资料及近代尚秉和研究结论认为先天八卦方位“其渊甚古”,可上溯至先秦《说卦传》 [14] 。金良年主编《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章及《帛书易》“天地定立,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搏”句均是言先天八卦方位 [15] 。这种认识与第2种观点的区别是:它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只是没有画成图而已,而前述第2种观点则只是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章对邵雍画先天八卦方位有所启发。
除上述种种观点外,还有一类特殊的认识,即认为先天八卦方位在上古以至远古伏羲时代即已创立(传先天八卦图的宋儒邵雍并不认为先天八卦图是自己的创作,而认为此图是自伏羲时代相传下来的)。邹学熹先生按先天八卦的对待原理,将先天八卦方位图自内至外按三个周期(即初、中、上爻之位)逐一分析,认为它是古天文学家本自然法理研究天体运行的周期图,用以表示年月日时周期的符号,他确信“易学起源于古天文学,从我国进入农耕社会就开始了,这在《周易》和《内经》中,皆有历历天象可考,不是人的善辨可以改变的” [16] 。陈久金先生认为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的起源和本原均与十月太阳历和古代天文历法有关,在它们成为哲学范畴之前,“太极”即一年的通称,“两仪”(阴阳)即古代历法所划分的一年中的冬、夏或春、秋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五行”即十月历的五季,河图洛书数阵的十个数就是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同时先天八卦与季节和方位都是相应的 [17] 。1989年,陈久金和张敬国先生又将这种八卦理论用于解释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玉版刻纹。他们认为“就八卦本身而言,并不一定非有卦名和卦画不可,如西南少数民族中所流行的八卦,就只有八方而无卦名卦画” [18] 。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说先天八卦方位图在距今5000年前的含山玉版时代已经存在,但这个研究隐含着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是用先天八卦方位图的阴阳爻变关系及方位关系去看待含山玉版刻划图案的。田合禄、田峰则认为伏羲六十四圆图就是古老的十月太阳历,这种历法产生于立杆测影(自然先天八卦方位图也属十月历体系),同时他们还认为后天八卦方位图是火历图,用于火历历法原理 [19] 。这个研究也意味着先天八卦、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存在的年代可能相当悠久,因为陈久金、刘尧汉、卢央等认为《夏小正》即是十月太阳历,而十月太阳历的创制“大约是从伏羲时代至夏代这段时期内形成的。这种历法一旦创立,便在夏羌族中间牢固地扎了根,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它是世界历法史上创制时间最早的历法之一,是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历法” [20] 。关于八卦或先天八卦图反映远古时候的天文历法,还有不少学者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转述。
不难看出,先天八卦方位图是否为邵雍所创作、是否为道家道教所传、是否在先秦时即已存在乃至是否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与我们对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渊源关系乃至其早期面貌、性质的认识与把握大有关系。简单一点说,如果先天八卦方位图为邵雍所创作,此图的基本内容和思想不可能上溯至先秦乃至史前时代,那么这是有利于(但并不证明或支持)八卦起源于商周占卜、数卜这种为大多数中国学者特别是从哲学、义理角度研究《周易》的中国学者所持观点的(这种“有利于”不等于证明或支持,它只是让八卦源于商周占卜、数卜说又减少了一个障碍)。这种认识的基本轮廓是:由商周占卜或数卜产生八卦,由八卦产生《周易》、《易传》,直到邵雍画出先天八卦图,中国八卦文化就是经由巫术、占卜起源,再由儒家《易传》哲学化这样一条主线发展下来。当然,这也意味着陈久金、邹学熹、田合禄等学者所论是毫无依凭或者至少是以后证前、牵强附会而已。相反,如果先天八卦方位图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乃至史前时代而且它是古人的天文历法作品,则意味着八卦并非起源于商周乃至史前时期的占卜、数卜,易学思想也并非是因为有孔子和儒家的阐扬才变得伟大、深刻,当然中国古代文化的主线条也不再是“巫术→儒家”这样一个轮廓,孔子和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就要大打折扣,而孔子之前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古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之比重就会上升,而且中国文化的起源、文明的历程就会上延,甚至那种把巫术、占卜视作文明和文化主要源头的流行观点,也需要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八卦起源问题扑朔迷离。在当代,研究易学的学者们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八卦或者起源于卜筮或者起源于古天文历法。余敦康先生归纳学界对《周易》的认识,认为有四种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种看法认为,《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其中所蕴含的巫术文化的智慧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因而应从卜筮的角度来解释。另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周易》由卜筮演变而来,但它的宝贵之处不在卜筮,而在于卜筮里边蕴含着的哲学内容,卜筮不过是它的死的躯壳,哲学才是它的本质,因而应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第三种看法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天文历法的书,也就是一部科学著作,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相吻合,因而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第四种看法认为,《周易》是一部史学著作,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因而应从史学的角度来解释 [21] 。
从这个归纳里可以看出,哲学是蕴含于卜筮之中,因卜筮而产生,历史资料隐含于卦爻辞,因卦爻辞而产生,因此《周易》的哲学内容和历史内容都不涉及八卦起源,而卜筮与天文历法才可能与八卦起源产生关系。所以吕嘉戈先生归纳说:“专业研究《易经》学术圈内存在两种意见,即认为《易经》源于天文说与源于卜筮说” [22] 。吕嘉戈先生是主张八卦起源于天文历法的,余敦康先生是主张八卦起源于卜筮的,二者实际上在这里达成了共识,即八卦或者起源于天文历法或者起源于卜筮。这种“共识”来之不易,它是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收获,同时也是《易经》八卦起源和真相研究的一大进展。但这种“共识”事实上又是不能共存共处的,甚至它们也是互相否定和对立的,而且关乎中国文化的起源、基本面貌和发展轮廓的认识、清理,如前所述。
八卦起源卜筮说和天文历法说两派各执己见,但都没有过硬的证据,所以两说长时间处于相持阶段。十多年前笔者对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及西汉时期特别是前期非常流行的老子太极图(即用两个耳形构画的阴阳两仪圆图)、耳形纹饰作了释读,说明见于宋代易籍的太极图外围六十四卦先天图在西汉早期当已存在 [23] ,后来又发现一件汉代铜洗的摹本,其内底铸先天八卦方位图(图一)。笔者认为,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先天八卦方位图并非邵雍所创作,而是可以上溯至秦汉时期甚至更早,这里主要就铸有先天八卦方位图的汉代铜洗的真伪问题谈一下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并请专家指教。
笔者在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古器造型与纹饰》中发现这件汉代八卦洗的摹本后,随即与漓江出版社及该书编者联系。承该书编著者之一、桂林市图书馆李达林先生相告,该汉代八卦洗摹图原载乾隆十四年开始编撰的《西清古鉴》一书。之后,笔者找到了《西清古鉴》及其中所载汉代八卦洗相关图文资料。《西清古鉴》(卷三十三)对八卦洗的文字介绍非常简略,仅二十余字:“右高一寸八分,深一寸七分,口径九寸四分,重三十五两。”不过,“汉.八卦洗”这个定名以及摹图中的先天八卦方位图非常明确,而且《西清古鉴》还在这个条目下另外画了一个先天八卦方位图并注明八卦名称(图二),确证先天八卦图无误。由于此汉代八卦洗在近世以来的学界罕见提及(以笔者陋见,所知如此),目前也不见实物及其存世的信息,因此对其来历及其基本情况只能作一些很主观的推测。
李达林先生认为此八卦洗是清代宫廷中赏玩之物,现在很可能流落海外,或者已经毁灭而不存于人世,笔者也是这种感觉。据有关资料,清代部颁铜尺当今0.32米,营造尺当今0.32米,裁衣尺当今0.352米,部颁牙尺当今0.31米 [24] ,与现在所用度尺差别均不大。所以根据《西清古鉴》所介绍汉代八卦洗“高一寸八分,深一寸七分,口径九寸四分”,其重“三十五两”约合今之2.6市斤可知,此洗可能并非日常生活所用盥洗之物,其产生和铸造的原因当不是因生活实用所起。笔者推测此八卦洗的产生可能由于礼仪或者纯粹的赏玩所致。据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木胎漆盘纹饰内涵表达可知,在宋代之前易图的确秘密流传于道家、道教之中而不为儒者所知,所以汉代八卦洗很可能为道教礼仪用器或者为道家、道教中人所制作。唐、宋时期铸有后天八卦方位图的铜镜颇为流行,但先天八卦方位图却不见踪影,笔者推测,这很可能与《说卦传》有关,因为《说卦传》对后天八卦方位有明确的描述,而关于“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的描述虽然与先天八卦有关,但不知先天八卦方位的儒者或古人却不敢贸然地排出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先天图式(古人以铜镜之光喻日月之光,按理宜铸先天八卦图以象天,而后天八卦图多用于地理方位如式盘、司南之类)。清代黄宗羲、黄宗炎以及当代的一些易图学家如李申先生等正是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一段话与邵雍所传先天八卦方位图无关,以此来否定《易传》中已有先天八卦方位的基本内容和思想 [25] 。由于先天八卦图可能流传于道家、道教而不为儒者所知,所以汉、唐时期仅见后天八卦方位图而不见先天八卦方位图不能成为否定先天八卦方位图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在宋以前早已存在的理由和证据,也不能成为否定《说卦传》“天地定位”一节与先天八卦方位有关的理由和证据。
铸有先天八卦方位图的汉代铜洗存在的时间即使从东汉末期算起,距今也有1800年左右,学术史上为什么罕见提及、没有相关的讨论和文献资料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与如下一些原因和情况有关。
其一,已如上述,在北宋邵雍传先天八卦图之前,先天八卦图仅在道家、道教中传承而不为儒者所知,汉代八卦洗或者类似的这种器物极少又仅在道教中存在,所以儒者难有机会得见。没有有影响的大儒认同和传播,就很难在文献中记载下来,而所谓“有影响的大儒”即使有某种特殊机缘见到,恐怕也不愿为之宣扬,因为儒家经典《易传》里没有明确载先天八卦图。
其二,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和禁锢有关。西汉前期,统治者采用道家黄老学说治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到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道家失势、儒家独尊一直到近、现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建议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由于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鉴,近有升官发财以及生存之虞,所以董仲舒和汉武帝搞的“独尊儒术”非常成功 [26] 。西汉前期特别是江淮流域、江汉流域流行因纪念老子而产生的双耳圆形太极图、耳形纹饰,据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内涵考察,一个包含太极八卦六十四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以及古代天文历法的道家易学和知识体系在西汉前期并不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 [27] ,但是这些事象在汉代文献、古代文献中竟然没有一点记载和线索,《史记》对儒家易学的传承授受关系有详细的记载而毫不涉及道家易学,先秦时儒、墨、道三家并为显学但《史记》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三卷详述儒家人物和事象,而于道家则仅有《老子韩非子列传》记老子五、六百言,记庄子三、四百言,于墨家仅在《自序》中提及,这些都足以证明“独尊儒术”的成功。后天八卦方位因在儒家经典《易传》中有明确记载,故被视为儒家学问,在唐、宋铜镜上能够流行。而《易传.说卦传》“天地定位”一段话没有明确指明八卦方位,在儒家逐字逐句注经释经的文化背景下,自然不被视为先天八卦方位,这样先天八卦方位自然也不能视为儒家的学问,这一点直到宋儒、清儒大体上还是这样认识。所以虽然汉代去古未远,包括先天八卦在内的易图寻找起来可能并不困难,但在“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下,回避和不言先天八卦等“道家学问”恐怕是儒、道两家学人共同的心愿,最终致使易图、道家易学完全销声匿迹或隐藏起来,之后便为道教和道徒改造利用。
其三,北宋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指明先天八卦方位后,宋儒都认为邵雍受传于道徒而非邵雍的发明。朱震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汉上易传·进易说表》)。晁错之说:“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才之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嵩山集》卷十八《王氏双松堂忆》)。程颢、程颐兄弟与邵雍在同一巷里居住了三十年之久,程颢说:“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邵尧夫先生墓志铭》)。朱熹说:“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朱子语类》卷—OO)。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说:“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为人倜傥不群,师事汶阳穆修。挺之闻先君好学……于是先君传其学……伯长,《国史》有传,其师即陈抟也”(《易学辨惑》)。邵雍自己认为《说卦传》“天地定位”一节讲的即是先天八卦方位,是伏羲所作,而不是他自己所创(《皇极经世书》)。可见先天八卦方位的来历在宋儒那里是明确的,它来自于道徒所传,远及东汉魏伯阳《参同契》(邵雍说是伏羲所作可能接受了某种传说,或者直承《易传》的说法,不想把画先天八卦的功劳归于道家、道教,因为邵雍是一位儒者)。所以即使某个宋儒有机会一见汉代先天八卦洗,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为没有人坚持认为先天八卦方位图为邵雍创作,也就不必拿汉代八卦洗去反驳这种说法,汉代八卦洗进入学术视野、学术史的一点可能性也自然消弭。
其四,汉八卦洗何时进入宫廷不得而知,清廷得自于何处以何种方式得到也不得而知,但汉八卦洗作为一个小件且可能存在于道家、道教中难为世人所知,进入深宫则难为一般易学家所知,其情形大体相似。乾隆年间编撰《西清古鉴》后,应该有懂《易经》八卦的学人(包括编撰者梁诗正等人)看到《西清古鉴》和汉八卦洗,但自朱熹后,先天八卦图源于道教、《参同契》几乎已成为定论。实际上,根本问题可能就在这里:由于《易传》明确指出后天八卦方位而对先天八卦方位没有明示,而《周易》又一直被视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这种话在今天还能到处见到),在寻章摘句、死抠字眼的经学大师、小学大师、儒学大师以及历朝历代的儒士儒生那里,只有后天八卦方位才是儒家的学问,是经书上说了的,而先天八卦方位是道家、道教的东西,不是儒家的学问,是经书上所没有的,所以即使有人见到汉八卦洗,它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学术价值,自然汉八卦洗也就不会进入学术史。朱熹虽然认为先天八卦仍是儒家的学问但并不认为是邵雍所创,他认为邵雍接受的是道教陈抟及《参同契》所传。而《参同契》还是根源于儒家易学,其源头在《易传》。即使有人坚持认为先天八卦图为邵雍所作,但正方、反方都无缘见到汉代八卦洗,所以双方打的只是文字官司。再说,先天八卦既然是道家、道教的学问,其产生年代的早晚、是否在汉代已经存在,并不是儒家所关心的问题。儒家关心和争论的是:先天八卦究竟是不是儒家的学问,跟《易传》有没有关系?汉八卦洗并不能回答和解决这种问题。张其成先生认为,在宋儒眼里,先天八卦图远没有河图洛书重要,因为它来自于道教,在儒者看来根底不正 [28] 。邵雍曾想把它的学问传给程颐,但程颐并不以为然,不买他的帐。清代编篡《四库全书》,终于把《皇极经世书》逐出易学,归之于术数类,其原因也在于清儒认为邵雍的学问来自道教陈抟所传,先天图不是儒家的学问。所以即使《西清古鉴》编成,汉八卦洗也无缘进入学术视野。
其五,汉八卦洗真正有机会进入学术视野是在当代,因为在疑古思潮、实证主义以及比较严谨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影响下,不仅“伏羲画卦”只是传说没有依据,而且历史上认为宋、明易图学的产生与道家、道教易学传出有关,太极八卦图、河图洛书图均源自陈抟这种上千年的主流认识和传统观点也受到怀疑,当然将这些图式上溯至汉代以至先秦,就更是没有实物证据,所以研究易图来源的专家们讨论和争论得颇为热烈。近代易学虽然出了尚秉和、李镜池、高亨等一些大家,但似乎没有关于先天八卦图的来历和产生年代的争议,没有人坚持认为先天八卦方位是邵雍的创作而在邵雍之前是不存在的,所以象郭沫若、于省吾、闻一多这种既研究甲骨文、金文又研究易学有可能看到《西清古鉴》汉八卦洗的大学者没有发挥的理由。当代易学研究关于易图来源的争议是在易学界和古代文献的范围内进行的。《西清古鉴》以及漓江出版社所出《古器造型与纹饰》这种书其主要读者对象是文物考古界的学者、古文字研究和美术工作者以及一部分古董商,易学家发现汉代八卦洗的可能性很小。当代象张政烺、李学勤、饶宗颐这种既研究甲骨文、金文、文物考古又涉足易学的大学者有可能见到《西清古鉴》所载汉八卦洗,但他们有可能对易学界有关先天八卦图来源的争议没有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究是何种情况,当然只有学者们自己才知道)。当然除这几位外,也还有一些涉足古文字、文物考古和易学的学者,但总数并不多。冯时和陆思贤两位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天文考古学(或谓“考古天文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冯时出有《中国天文考古录》 [29] 、《中国天文考古学》 [30] 二书,陆思贤出有《神话考古》 [31] 、《天文考古通论》(与李迪合著) [32] ,两位均在考古界,多用出土器物研究古代天文学和易学,按理他们两位是最有可能理清八卦图来源的学者,但是两位先生都没有注意到西昌博物馆还保存着南诏时代与汉族先天八卦在结构上完全一致的彝族八卦实物 [33] 这一事实,当然也没有注意到《西清古鉴》所载汉代八卦洗。所以汉代八卦洗进入学术视野看来还有个机缘问题。
以上是笔者对《西清古鉴》所载汉代八卦洗在此前大约1800年的时间里没有进入学术视野和易学史之原因和情形的一种推测和理解,不当之处可能难免,但大体情形当是如此。与其说是阴差阳错,不如说是其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逻辑和理路。总之,不论汉代八卦洗因何原因没有进入学术史、易学史,它的存在是一种事实。以下我们来判断这件器物的真伪及先天八卦方位图的年代。
《西清古鉴》为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廷臣梁诗正等奉敕编篡,全部收录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商周至唐代),计40卷1529器(含铜镜),仿宋《宣和博古图》体例,用两年时间编成。该书按器绘图,因图系说,附铭文并加考释,每器皆记大小尺寸、重量,有的还附考证。虽然铜器图象“摹绘甚精”,但“铭文缩小,亦多失真,铭文见解浅陋,多无足取”,而且“伪器颇多,估计有十分之三、四” [34] 。据容庚先生统计,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四书共收有铭文青铜器1176件,其中伪造者有317件,可疑者有173件 [35] 。虽然如此,但我们认为,《西清古鉴》所载汉八卦洗并非伪器,先天八卦方位图也并非后人伪造。理由如次:
1.古代青铜器作伪主要出于两种原因,一是牟利,二是礼仪需要。从牟利的角度看,汉八卦洗作伪的可能性极小。如果为牟利,八卦洗这样的小件应该是批量制作,至少不会是一、二件或几件。但如果批量制作,必须要有市场行情,从八卦文化的角度看,古代是没有这种行情的:在社会上层行不通,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先天八卦图存在于汉代,在儒家主流文化社会里并没有多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也行不通,因为汉八卦洗非生活实用器。事实上迄今所知,八卦洗也仅此一件,故非牟利行为所致。从礼仪的角度看,夏商周青铜礼器发展到汉代已进入衰落时期,而且铜洗不在先秦和秦汉国家青铜礼器之列——当然汉代道教产生后,道教礼仪则可能使用到铜洗。故八卦洗非汉代以后仿制之汉代统治阶级青铜礼器。
2.《西清古鉴》所载汉代八卦洗先天八卦方位图明确无误,一般的古董商人为牟利而制作的可能性极小(现在有些人文学者画八卦也是乱画,既不是先天八卦,也不是后天八卦,也不是其他八卦,反正是八个卦随便围成一周就是)。八卦洗先天八卦方位图的制作者应该是对古代易学、八卦图较为熟悉的学者、文化人,这种学者、文化人非儒家传统学人,而可能是道家、道教中人,这同时也决定了它进入古代学术史的极小可能性。
3.如前所述,先天八卦图自汉代至清代皆被儒家视为道家、道教的学问而不屑一顾甚至被视为异端,所以社会上层绝不会无中生有地在邵雍之后来铸造一个汉代八卦洗或者在汉器上加铸先天八卦方位图。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没有动因和可能。
4.《西清古鉴》虽然有不少伪器,但并不等于说编者就毫无判断力或者随便给器物定名断代。实际上在古代铜器上錾刻铭文是容易被识破的,如清代金石学者陈祺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谈到:“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簠斋尺版》四.六)。如果汉代八卦洗先天八卦方位图是汉代以后至清代这段时间在汉器上新刻铸的,编者应该能够辩识从而加以说明,如同其他器物有“考证”一样。既无这种交待,则说明不存在后人在汉器上新刻铸这种情况。
除上所述,判断八卦洗的年代只有两个因素,即器型与先天八卦方位图。虽然自宋代至清代,儒家一直认为先天八卦方位来自道教,但先天八卦方位自产生以来,历朝历代都可能为人所用,先天八卦本身并不能说明它自己是在哪个时候为人所用,所以《西清古鉴》的编者给八卦洗断代的依据只有一个即器物本身 [36] ,而八卦洗正是汉代常见的那种宽折沿、平底、广腹铜洗。
总之,《西清古鉴》汉八卦洗作伪,从背景的角度看,没有动因,从利益驱动的角度看,也没有理由。现在通过电镜扫描、观察和X-射线衍射分析等现代科学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古代青铜器是否伪作 [37] ,惜八卦洗器物不见。虽然如此,我们仍可从三个角度判定《西清古鉴》汉八卦洗的真实性:先天八卦方位图不是邵雍之后在汉洗上新刻,否则《西清古鉴》当有相关记载;八卦洗器型为汉代,不伪,这是《西清古鉴》编者断代的依据;如果没有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和西昌博物馆所藏彝族先天八卦实物(约在唐代)的存在,学者或许可凭先天八卦方位图断汉八卦洗为伪器,但事实上不是如此。目前只能说,没有一个依据和理由可以断《西清古鉴》汉八卦洗为伪器及存在作伪的情况。
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Ⅰ式)其内底用两个耳形构成连笔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其周缘绘两圈经过精心设计、有着严密的古代天文历法和易学数理的各种符号,笔者认为前者即明初赵撝谦《六书本义》所公开传世阴阳鱼太极图的前身,系道家为纪念老子而作,而整个木胎漆盘图案和纹饰的表达则囊括了太极图、八卦六十四卦生成序、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阴阳合历、二十八宿、干支、节气、大衍数等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周易》数理。从木胎漆盘纹饰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的内涵表达上看,它们与传统的《周易》知识结构、面貌、观念有所区别,而与《老子》思想、《归藏》易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木胎漆盘的存在在大体上证实宋、明之际易图学的兴起与道家易学、道教易学传出有关,邵雍先天图、刘牧河图洛书、周敦颐太极图及阴阳鱼太极图均源自道家、道教,道家易、道教易源头在《归藏》,它们是有别于《易经》、《易传》、儒家易传承关系的另一类易学传承系统 [38] 。2001年吕绍纲先生发表《〈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通过对《老子》与《周易》古经、老子与孔子、殷道与周道、《归藏》与《易经》等等诸方面的对比分析和研究,认为《老子》思想源于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 [39] 。吕先生的研究与笔者对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内涵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论证了同一问题,即“《归藏》易→道家思想(道家易)→道教易”与“《易经》→《易传》→儒家易”各是一条线。《西清古鉴》铸有先天八卦方位图的汉代铜洗的存在无疑进一步印证了这些认识的合理性、正确性,使之变得更为牢固(仅据木胎漆盘纹饰设计及内涵表达也能判明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圆图的基本内容和思想至少在汉代是存在的)。
“《归藏》易→道家易→道教易→宋明易图学”这一易学发展、演变线索的揭示和呈现对搞清八卦起源及其本来面目是有益的。比如:八卦在彝族文化中正是历法,而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内涵表达显示,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与古代天文历法有着至为紧密的联系,它们是支持陈久金先生关于阴阳五行、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皆起源于十月太阳历和古代天文历法这种观点和认识的。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先天八卦在中原地区以外的西南彝族文化和四川西部发现,而且它们都与古代天文历法相关,看来并非偶然。再如:由于1993年湘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归藏》竹简的出土 [40] ,早于《易经》的《归藏》易的存在大体上得到证实(有的学者认为王家台秦简“易占”即殷易《归藏》之内容,有的学者认为秦简“易占”系战国时据《归藏》筮法重新编制的筮书,后者亦证殷易《归藏》当为一真实存在) [41]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之言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孔子和郑玄都视殷易《归藏》是与《夏小正》同类的书,这可能传递了八卦起源和本来面目的真实信息。又如:连劭名先生认为甲骨文四方风名、四方神名与后天八卦之四仲卦名相合,说明后天八卦图可能追溯到商代(此又佐证殷易的存在) [42] ,又专门论述了楚帛书与卦气说的关系 [43] 。后天八卦与方位和季节的关系见于《说卦传》,而卦气说则反映八卦与节气、历法之关系。以前认为卦气说为汉人孟喜、京房所创,八卦与历法的关系乃是先秦之后古人以历法附会八卦,《说卦传》后天八卦与季节的关系也是一种附会的趋势。现在看,早在商代八卦与季节、历法可能就是“二合一”的关系或者说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紧密的或者内在的联系。即使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其年代(汉武帝元狩五年前)也比孟喜、京房创“卦气说”早约半个世纪,而且木胎漆盘易学内涵上承道家思想、《归藏》易,与《易经》、《易传》各是一条线。所以八卦与历法的关系并非汉人或《易传》作者附会所能概言。
由于八卦起源问题涉及面广,更涉及先秦时期及史前时代出土器物纹饰、八卦符号(包括数字卦以及用阴阳爻画“— —”、“——”绘画的八卦符号)的识读和研究问题,笔者已有多篇论文和相关著作研究、分析大量材料 [44] 、 [45] ,有意者可深入了解或参考之,故本文就此打住。
[①]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武珺:《说八卦纹铜镜》,《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4期。
[②]李申:《周易与易图》,沈阳出版社,1997,第120页、133页。
[③]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第399页。
[④]南怀瑾、徐芹庭:《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第406页。
[⑤]杨德智:《八卦与生命预测》,地震出版社,1992,第10页。
[⑥]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1-55页。
[⑦]李申:《周易与易图》,沈阳出版社,1997,第135页。
[⑧]郑万耕:《易学源流》,沈阳出版社,1997,第142页。
[⑨]张其成:《易符与易图》,中国书店,1999,第72页、280页。
[⑩]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第266页。
[11] 潘雨廷:《周易表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第9页。
[12] 唐明邦:《周易评注》,中华书局,1995,第291页。
[13] 欧阳红:《易图新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第42页。
[14] 常秉义:《周易与历法》,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第90-91页。
[15] 金良年:《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第147页。
[16] 邹学熹:《易学十讲》,四川科技出版社,1986,第26-28页、59页。
[17] 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
[18] 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
[19] 田合禄、田峰:《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第3-15页。
[20]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37页。
[21] 余敦康:《易学今昔》,新华出版社,1993,第1页。
[22] 吕嘉戈:《易经新探——易之数理及医易同源的启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序言。
[23] 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释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4] 张传玺:《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513页。
[25] 李申:《先天图的渊源》,载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第480-486页。
[26] 有人主张《董仲舒传》称“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武帝纪赞》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而认为“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斤斤于寻章摘句式的辩护,其实无益于自董仲舒、汉武帝开始的中国统治文化独尊儒家这个大历史局面的更改。
[27] 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释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8] 张其成:《易符与易图》,中国书店,1999,第229页。
[29] 冯时:《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30]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1] 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
[32] 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
[33] 卢央、陈久金、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的研究》,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84。
[34]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54页。
[35] 容庚:《西清金文真伪佚存表》,《燕京学报》第五期,民国十八年六月。
[36] 这一点又可以反证清儒并不认为先天八卦方位图是邵雍的创作,否则《西清古鉴》就不会认为八卦洗是“汉八卦洗”,或者在此条目下也会有文字说明铜洗为汉器、八卦图的年代在邵雍之后。
[37] 周双林、田小龙、杨文言:《一件赝品青铜器鉴定过程中的仪器分析佐证》,《电子显微学报》2012 年第4 期。
[38] 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释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
[39] 吕绍纲:《〈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40]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41] 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载古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刑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
[42] 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
[43] 连劭名:《长沙楚帛书与卦气说》,《考古》1990年第9期。
[44] 王先胜:《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内涵探讨——兼及古代纹饰的释读及其方法问题》,载杨伯达、郭大顺、雷广臻编《古玉今韵——2007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王先胜:《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3期;王先胜:《大汶口文化遗存与远古天文历法试探》,载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研究》第七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第84~90页;王先胜:《关于八卦符号及史前研究问题——兼与李学勤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3期;王先胜:《含山玉版及玉龟甲文化内涵探讨》,载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七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先胜:《十月太阳历溯源》,《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
[45] 王先胜:《中国远古纹饰初读》,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王先胜:《中国上古纹饰初读》,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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