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为「内卷化」?生活中或者历史上有什么通俗易懂的内卷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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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5

发表自话题: 内卷和努力有什么区别

大二的时候上中国经济史,老师开了一个很长的表的阅读书目,布置的作业要求选择其中一本写一篇阅读报告,很巧,我当时选的就是黄宗智老爷子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想从“农业内卷化”的角度答一下这个题。

老爷子年轻时很帅的

虽然中经史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高的分数,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当时老在知乎上我眼前晃悠的“内卷”这个词,算是有了比较初步的认识。

内卷(involution)这个词在社会领域的出现,更早的时候,其实是被Clifford Geertz应用于研究爪哇地区的农业状况。(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pp.80-82.)黄宗智将这个概念引入到了针对中国农村史的研究中。引入的目的是为了描述一种黄宗智所注意到的长三角地区的“过密型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

那么,这样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什么样的呢?

故事从明清时期讲起。

“金秋玉立喜田丰,一片冰心自暖融。莫道花开如雪海,人间有我免寒穷。”

棉花、桑蚕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作为经济作物,使得商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那么,当商业化这一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中国的生产方式又是怎么样受到冲击和改变的呢?

首先是家庭层面,在第一章《商业化与家庭生产》中,黄先生提出,随着棉花、桑树的种植,以及纺织业的发展,单位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密集,而原有的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却并没有随之瓦解。相反,这反而还使得农业生产家庭化的内涵进一步地丰富了,而这样的生产方式调整自身的途径是:人口的增长,或者说剩余劳动力的投入。儿童、妇女、老人投入到了生产中,弥补了完成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

然后是经营农业。从历史数据上看,长三角地区的经营农业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在18世纪走向了衰落,到20世纪时完全消失。这样的事实与一直以来“商业化促进经营农业的发展”的观点不符,也与同样是中国领土的华北地区的经验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出于种种原因,雇用机会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相对过剩,进而导致了雇佣工资的普遍上升,而地主因此也更倾向于租佣制。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普遍上升的地租。

由于壮年劳动力的相对稀缺,高地租和高工资水平,那时的长三角纺织商人估计很想讲一句“我太难了”。然而没关系,更难的还在后面:升级版的家庭农业的竞争。由于不依赖青壮年劳动力,而是依靠剩余劳动力,家庭农场往往不用支付这样的“高工资”,因此能够获得支付地租的能力。渐渐地,经营式的农场死在了与自然经济的竞争中。在第三章中,黄宗智指出,这样的增长在事实上增加了农业的产量,并提高了家庭收入。

那么,为什么要给这样的增长加上一个“内卷”这样不好听的名词呢?

因为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这样的商业化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还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黄宗智通过计算分析各个产业利润和劳动力投入证明)以前我干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让全家人吃两餐肉,而现在反而却只能吃一餐了。

我们站在一个当代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当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小于平均工资时,往往应该停止生产。但这样的逻辑并不适用于自然经济中的中国家庭。原因很简单:他们要生存。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耕地已经严重不足,如何解决生存问题?那就全家其上阵,于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了集约化所需的劳动力来源。虽然说,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劳动收入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家齐上阵,现在,我们家一个月能吃三餐肉了。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家庭手工业中,作为补充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一起,延续着一个个小农家庭的生命。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这样的商业完全没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积累”,而只有流通的作用,粮食、棉花作为生活资料,由分散的零售商进行小额交易,它本质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

接下来,在下一章,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作为家庭生产的小农,他们从事商业的目的非常单纯:交换生活资料、活下去。这样的动机并非是积累、并非是城乡双向贸易,而仅仅是糊口罢了。这样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的内卷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乃至于建国以后(黄先生认为最起码在直接意义上,集体化并未改变过密型增长的本质)。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地提升了总产量,但如同农业商业化一样,这同样也更大地提升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处在不变乃至于下降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的驱动力依然是农民的生存问题,而不是积累。

那么,这样的“内卷”或者说没有发展的增长到了什么时候才得以扭转呢?

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黄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的进步最主要并不是来源于我们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来源于农村过密的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从数据上看,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到二三产业,而劳动生产率却大幅上升,农民的收入大量增长,松江县1978-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8%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农村实现了“反内卷化”的增长,第一次出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农业的问题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农业的内卷也不是仅仅依靠农业内部就能解决的,社会是一个联系的整体。

讲了这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一个村子里有包括我在内5个种苹果的,都是黄老爷的地,人多地少,每个人都只能赚一点。

我家原本是种粮食的,后来,苹果的兴起,以及地租的上升,家里就供得起这么点地,种粮食不行了,只有种苹果才能维持得了生活。

然而,以前种地的时候,我只用干一个月,种的粮食拿去卖,就能换来老婆的包、爸妈的表、儿子的手办。可现在,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干,那么种的苹果换来的钱只够儿子买祖国版了。

那咋办啊。

跟儿子摊牌吧。

儿子说:“士可杀,不可辱。拒绝祖国版。大不了,爸,我跟你一起干。”

然而儿子力气小,多年的死宅生活让他没太大用,但我俩加在一起干的话,虽然挣的钱肯定没我自己干的时候的两倍,算起来,我俩的平均劳动报酬还不如我自己干,但好歹是能活下去了,算起来好像家里收入还提高了,儿子的一堆景品里,多了几个土豪版的加藤惠和学姐。

这样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剩下的5个家庭。原本的5个农业劳动力变成了10个,每一个劳动力事实上的劳动报酬下降了,依靠着劳动力总量的提高,使得相比种粮食时总收入得到了提高,而提高的比例却低于2倍。

后来,我的儿子有了3个孩子,我们5户人家都变得人丁兴旺,然而,土地却并未有一丝一毫的增长,农业技术也没有得到改善。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苹果产量增加得很少了,而人丁兴旺的5家人的后人翻开我的日记,发现过得还没我在的时候好。

但人多地少已经是事实了,想让自己的家人吃饱,唯一的办法就是老少齐上阵,大家一起干,直到劳动的边际报酬真正的降为0为止,因为哪怕这样,家里人也是饿肚子的。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新技术的诞生,我们都会使用的,使用之后,产量更大了,但活计也更多了,需要的劳动力也更多了。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队白盔白甲,头上顶着一颗五角星的队伍,赶跑了黄老爷。他们在村里成立了很多生产组织。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这些生产组织变成了乡镇企业,5户大家族中的大量劳动力开始进入到这些企业里了。在乡镇企业里赚工资,赚的比守在地里多得多,甚至光靠一个人这么干,收入就比以前高。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后代干一个月挣的钱,相比之前,要高多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内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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