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 内卷和努力有什么区别
大二的时候上中国经济史，老师开了一个很长的表的阅读书目，布置的作业要求选择其中一本写一篇阅读报告，很巧，我当时选的就是黄宗智老爷子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想从“农业内卷化”的角度答一下这个题。
老爷子年轻时很帅的虽然中经史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高的分数，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当时老在知乎上我眼前晃悠的“内卷”这个词，算是有了比较初步的认识。
内卷（involution）这个词在社会领域的出现，更早的时候，其实是被Clifford Geertz应用于研究爪哇地区的农业状况。(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pp.80-82.)黄宗智将这个概念引入到了针对中国农村史的研究中。引入的目的是为了描述一种黄宗智所注意到的长三角地区的“过密型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
那么，这样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什么样的呢？
故事从明清时期讲起。
“金秋玉立喜田丰，一片冰心自暖融。莫道花开如雪海，人间有我免寒穷。”
棉花、桑蚕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作为经济作物，使得商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那么，当商业化这一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中国的生产方式又是怎么样受到冲击和改变的呢？
首先是家庭层面，在第一章《商业化与家庭生产》中，黄先生提出，随着棉花、桑树的种植，以及纺织业的发展，单位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密集，而原有的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却并没有随之瓦解。相反，这反而还使得农业生产家庭化的内涵进一步地丰富了，而这样的生产方式调整自身的途径是：人口的增长，或者说剩余劳动力的投入。儿童、妇女、老人投入到了生产中，弥补了完成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
然后是经营农业。从历史数据上看，长三角地区的经营农业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在18世纪走向了衰落，到20世纪时完全消失。这样的事实与一直以来“商业化促进经营农业的发展”的观点不符，也与同样是中国领土的华北地区的经验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出于种种原因，雇用机会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相对过剩，进而导致了雇佣工资的普遍上升，而地主因此也更倾向于租佣制。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普遍上升的地租。
由于壮年劳动力的相对稀缺，高地租和高工资水平，那时的长三角纺织商人估计很想讲一句“我太难了”。然而没关系，更难的还在后面：升级版的家庭农业的竞争。由于不依赖青壮年劳动力，而是依靠剩余劳动力，家庭农场往往不用支付这样的“高工资”，因此能够获得支付地租的能力。渐渐地，经营式的农场死在了与自然经济的竞争中。在第三章中，黄宗智指出，这样的增长在事实上增加了农业的产量，并提高了家庭收入。
那么，为什么要给这样的增长加上一个“内卷”这样不好听的名词呢？
因为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这样的商业化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还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黄宗智通过计算分析各个产业利润和劳动力投入证明）以前我干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让全家人吃两餐肉，而现在反而却只能吃一餐了。
我们站在一个当代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当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小于平均工资时，往往应该停止生产。但这样的逻辑并不适用于自然经济中的中国家庭。原因很简单：他们要生存。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耕地已经严重不足，如何解决生存问题？那就全家其上阵，于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了集约化所需的劳动力来源。虽然说，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劳动收入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家齐上阵，现在，我们家一个月能吃三餐肉了。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家庭手工业中，作为补充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一起，延续着一个个小农家庭的生命。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这样的商业完全没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积累”，而只有流通的作用，粮食、棉花作为生活资料，由分散的零售商进行小额交易，它本质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
接下来，在下一章，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作为家庭生产的小农，他们从事商业的目的非常单纯：交换生活资料、活下去。这样的动机并非是积累、并非是城乡双向贸易，而仅仅是糊口罢了。这样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的内卷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乃至于建国以后（黄先生认为最起码在直接意义上，集体化并未改变过密型增长的本质）。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地提升了总产量，但如同农业商业化一样，这同样也更大地提升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处在不变乃至于下降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的驱动力依然是农民的生存问题，而不是积累。
那么，这样的“内卷”或者说没有发展的增长到了什么时候才得以扭转呢？
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黄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的进步最主要并不是来源于我们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来源于农村过密的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从数据上看，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到二三产业，而劳动生产率却大幅上升，农民的收入大量增长，松江县1978-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8%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农村实现了“反内卷化”的增长，第一次出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农业的问题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农业的内卷也不是仅仅依靠农业内部就能解决的，社会是一个联系的整体。
讲了这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一个村子里有包括我在内5个种苹果的，都是黄老爷的地，人多地少，每个人都只能赚一点。
我家原本是种粮食的，后来，苹果的兴起，以及地租的上升，家里就供得起这么点地，种粮食不行了，只有种苹果才能维持得了生活。
然而，以前种地的时候，我只用干一个月，种的粮食拿去卖，就能换来老婆的包、爸妈的表、儿子的手办。可现在，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干，那么种的苹果换来的钱只够儿子买祖国版了。
那咋办啊。
跟儿子摊牌吧。
儿子说：“士可杀，不可辱。拒绝祖国版。大不了，爸，我跟你一起干。”
然而儿子力气小，多年的死宅生活让他没太大用，但我俩加在一起干的话，虽然挣的钱肯定没我自己干的时候的两倍，算起来，我俩的平均劳动报酬还不如我自己干，但好歹是能活下去了，算起来好像家里收入还提高了，儿子的一堆景品里，多了几个土豪版的加藤惠和学姐。
这样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剩下的5个家庭。原本的5个农业劳动力变成了10个，每一个劳动力事实上的劳动报酬下降了，依靠着劳动力总量的提高，使得相比种粮食时总收入得到了提高，而提高的比例却低于2倍。
后来，我的儿子有了3个孩子，我们5户人家都变得人丁兴旺，然而，土地却并未有一丝一毫的增长，农业技术也没有得到改善。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苹果产量增加得很少了，而人丁兴旺的5家人的后人翻开我的日记，发现过得还没我在的时候好。
但人多地少已经是事实了，想让自己的家人吃饱，唯一的办法就是老少齐上阵，大家一起干，直到劳动的边际报酬真正的降为0为止，因为哪怕这样，家里人也是饿肚子的。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新技术的诞生，我们都会使用的，使用之后，产量更大了，但活计也更多了，需要的劳动力也更多了。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队白盔白甲，头上顶着一颗五角星的队伍，赶跑了黄老爷。他们在村里成立了很多生产组织。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这些生产组织变成了乡镇企业，5户大家族中的大量劳动力开始进入到这些企业里了。在乡镇企业里赚工资，赚的比守在地里多得多，甚至光靠一个人这么干，收入就比以前高。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后代干一个月挣的钱，相比之前，要高多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内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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