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翠轩集》是晚清著名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诗歌遗产，由其至友李宣龚编订，于民国乙巳(1929年)首次排印一千部行世；旋为涵芬楼收入《戊戌六君子集》中，风行海内。民国丙子年李氏复从手稿辑录其补遗诗十三首，手简及其应试文字附卷末；增其夫人沈鹊应崦楼补遗诗十四首，并辑诸家题记为一卷。为林氏文集之最完备、最可信者。林诗精研博瞻，取路孟郊、陈师道，以苦涩幽僻为主。首附小像一帧，次民国丙子李宣龚序，次陈衍撰《闽侯县志列传》。
评析
林旭《晚翠轩集》系由其同乡挚友、同光派闽派后劲李宣龚（字拔可）在偶然中发现遗稿才得以传世的。李宣龚在《晚翠轩集·序》中记道：“自戊戌政变，钩党祸作，昔之密迩暾谷者，多以藏其文字为危，不匿则弃，惟恐不尽。……越数岁，大舅沈公涛园（沈瑜庆别号）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粤东，予自江宁来，别诸沪滨。忽于广大海舶行李中见一箧，衍熟视之，知为暾谷故物，不钥而启，则晚翠轩之诗与孟雅（沈鹊应字）夫人崦楼遗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请以校刊自任。”迫于当时慈禧的淫威，前期不少诗作散佚。收入《晚翠轩诗集》的作品，大多写于1894年以后，共存诗作154题计192首（未含科第应制诗），其中五古17首，五律9首，五绝2首；七古13首，七律67首，七绝82首，歌行杂体2首。就林旭各体均涉而言，足见其少年才气纵横，而其在诗歌领域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热情亦属难能可贵。
林旭作为爱国维新志士，他的诗作真实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波诡云谲的时代风貌，折射出御侮图强、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例如写于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的诗作《叔峤、印伯居伏魔寺，数往访之》，从到伏魔寺拜访杨锐、顾印伯写起，以白描手法勾画出两书生坐在丁香盛开的窗前枉自叹息的忧国忧民神态。但是书生官卑职微，空怀报国之志，一天到晚只能干些无聊的例行差事。接着诗人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朝廷：有清三百年，将相未尝无人，而今面临强敌，尸位素餐者大有人在，“言战言守言迁都，三十六策他则无”，这是写实，却达到辛辣的讽刺效果。慈禧集团是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面对战事，投鼠忌器，徘徊观望，乃至割肉喂虎，江山不保，这是愤怒地谴责。接着诗人用反问句抒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国难当头，布衣书生们能为国家出谋献计做些什么呢？结尾通过鲜明对比，把“翰林”平日“慷慨排和议”，而一旦洋人打来，全家逃难，跑得比谁都快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暴露得淋漓尽致，直与汉乐府“平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林诗用白描，似于不经意中道出，讽刺效果更为强烈。
《约游西山，会文学士宅，闻和议成，学士愤甚，余辈亦罢去》一诗写于《马关条约》签约之后。这是一首七绝，全诗如下：“都言踏破西山石，我望西山势不行。争怪忧时文学士，但看烟翠亦何情。”诗写得很含蓄。联系标题，这一群待游西山的文人学士听到订和议的消息，其愤慨之状，罢游之缘，均可不待言而自明。三、四两句貌似平淡，“争”同“怎”，诗人用一个反问，一个转折，把“烟峦迭翠”的西山拟人化了，“物皆着我颜色”，这便显得平淡中的奇崛，诗人运诗功力可见一斑。
甲午战后，林旭岳父沈瑜庆写了一首《哀馀皇》诗，诗中表达了对闽籍子弟为国捐躯的赞颂和收复失地的信心。林旭写了《外舅哀馀皇诗题后》?结尾有“分明家国千行泪?词赋江关漫道悲”句对《哀馀皇》给予家国史诗的高度评价。
林旭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愈演愈烈的年代，御侮图强是一切爱国进步人士为之奋斗的理想。林旭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种种暴行，在他心中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觉的民族意识，即使在他的纪游诗作中，也不忘对洋鬼子的挞伐。《暑夜泛姜诗溪》之四云：“桥柱孤栽细石平，相将上去卧纵横。不防山贼防洋鬼，犬吠儿啼锣乱鸣。”洋鬼子的势力竟然深入到穷乡僻壤，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比“山贼”可怕得多，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已可见一斑。
光绪二十二年（1896），林旭与友人同游苏州，目睹日人在苏州开辟租界，挖人祖坟，“暴骨千万”?诗原注：“治日本租界?暴骨千万”的罪行，新愁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在《虎丘道上》第二首写“新愁旧恨相随续”，强盗们肆无忌惮地挖我祖坟，营造他们的安乐窝，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在林旭心中，爱国情、民族恨，汇成奔涌的江涛，要向强盗报仇雪恨！在七律《无题》一诗中，诗人对日本强盗装出的“亲善”面目，有着比较清醒的本质认识，诗的末四句，写他忧国忧民的情愫，对日人险恶居心的忧虑不安，使诗人肝脾苦酸，歌吟揪心！
关心民生，同情人民疾苦，在林旭的诗作中也时有闪现。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他返榕省亲，正当苦旱酷暑之时，他在七律《还福州海行》第二首颈、尾联写道：“旱疫应知乡事苦，藩柂未识国谋臧。坐窗兀兀争当瘦，不为微生感独长。”关心民瘼真到了不恤身家性命的地步，可见戊戌英勇殉国，确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而不是三分钟热度。
林旭短暂一生的最后，也是最辉煌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熔铸着他的情和思、血和泪、掩卷发人反思的诗篇。《颐和园葵花》、《直夜》、《呈太夷丈》，是他就缚前十日，即维新变法高潮时期的作品。把这三首诗连起来，联系当时的背景解读，意旨便显豁起来。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荐拔维新人士，实施变法。8月29日，经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举荐，光绪帝召见林旭；林旭对光绪帝的“知遇”隆恩，是不惜以“飘落”相报的。他用“葵花”向阳这个诗歌意象，抒发了不仅要抚心无愧，而且要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诗旨。
慈禧太后擅权误国，民族危亡迫于眉睫，晚清亟须一场拯民族于水火的社会变革。维新运动毕竟像一场久旱的秋雨，像长阴秋空的一声炸雷，给神州大地带来一丝生气。诗人在《呈太夷丈》一诗中，不无欣喜地写出了这一政治形势：“寒生晓梦知方雨，雷转秋阴喜渐开”，春寒虽然料峭，但毕竟有淅沥的春雨滋润，阴霾的长空，也终于渐渐露出希望的阳光！他为维新党人终于有了“救伪”兴利、施展“雄才”的机遇而欢欣鼓舞。
但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治国安邦，林旭自觉涉世未深，心中无底，而又重任在身，所以他要向平日师事的太夷先生请教。诗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虚心求教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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