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画像(孙宁尧 绘)
◎吴志菲
央视一套播出的纪实体电视连续剧《毛岸英》生动再现了毛岸英的英雄岁月,触动了时代的神经,无数人一集也没有落下看,泪雨滂沱。有人说,电视剧《毛岸英》不仅是一个人的传奇故事,同时也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一家的集体写照。
有道是,治国严治家。正是毛泽东这种严于律己的家风,毛岸英才没有一点儿特殊,先后流浪、留学和在东欧参战,在国内学农,参加土改,到工厂当工人,入朝参加志愿军,最后牺牲在异国他乡。毛岸英至今依然长眠在朝鲜,作为一个开国领袖的孩子,他甚至连魂归故里都不能做到,正如毛泽东的口头禅:“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上海:杨永福的“三毛流浪”岁月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次年11月,二弟毛岸青出生在湖南长沙。1927年,小弟毛岸龙出生于武汉。
1927年8月,毛泽东秘密参加八七会议后,即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同时,杨开慧则带着3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坚持秘密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11月,英勇就义,时年29岁。
当时,长沙地区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毛岸英兄弟3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给板仓去了一封信,让家中人把毛岸英兄弟3人按信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方法送到上海。为了安全,他们将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
1931年春节后,毛岸英的舅母李崇德护送毛岸英兄弟3人到达上海,按照毛泽民在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我党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到酒店和李崇德以及3个孩子会了面。当孩子们哭喊着扑向叔叔、婶婶的时候,毛泽民等人的眼泪忍不住地流出来。随后,毛泽民亲自安排李崇德和3个孩子住进了附近的泰安旅馆(现为延安路33号)。毛泽民回机关后,把3个孩子已送到上海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听汇报的还有彭述之),同时决定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保育人员多为我党干部的家属,幼稚园的负责人是在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的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园中所需经费,由党组织供给。
毛岸英兄弟3人在幼稚园内生活了有1年左右的时间。其间,1931年四五月,他们在“法国公园”同全体师生拍了合影。合影不久,约在同年的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紧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曾有失踪一说)。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1931年4月,上海的地下党中央机关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机关有的遭到破坏。中国革命互济会负责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谭筱影和地下党员欧阳新为了幼稚园全体师生的安全,于1932年3月左右决定将大同幼稚园解散,并做了具体安排。园中的孩子,有的由家长领回,无家可归的暂时被安置在可靠的同志家中寄养。欧阳新让董健吾暂时负责抚养毛岸英、毛岸青,该园保育员郑兰芳(董健吾的妻子)于是将毛岸英、毛岸青带回家中。
当时,董健吾和郑兰芳住在我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俩在董健吾家生活期间,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供给。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的蒲化人等曾多次到董健吾家看望毛岸英、毛岸青。毛岸英兄弟俩在古玩号住了约半年左右。因为住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安全有些威胁,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毛岸英兄弟俩有些怨言,为此欧阳新就让董健吾在1932年的八九月份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
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家生活的初期,党组织仍按月供给生活费,董健吾在生活上也给了黄慧光一些帮助。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黄慧光也给毛岸英、毛岸青分派挣钱任务。她通过邻居担保,给发行报刊的老板缴纳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种报纸,让毛岸英、毛岸青当报童在街上叫卖。一天晚上对账时,毛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非但未赚钱,还贴了老本,毛岸青挨了黄慧光劈头盖脸一顿骂。已两顿饭没有吃的岸青,认定那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一枝粉笔冲到马路上,在电线杆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打倒洋人”4个字,以发泄心中的恨意。不料,被“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撞见,巡捕使劲地掴了他一记耳光。毛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在地上滚着惨叫,后被赶来的毛岸英背回去大病一场。因未能及时医治,毛岸青便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
后来,毛岸英兄弟俩流落街头。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李讷在北平香山
苏联:谢廖沙的人生信仰和信念的洗礼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
这年6月底,毛岸英、毛岸青及及董健吾之子董寿琪随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约1个月,途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达巴黎。到巴黎后,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去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苏联官员说,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但要等几天才能拿到签证。在等待签证期间,3个孩子都在抓紧时间学习俄文。
李杜在西欧几国转了几个月回到巴黎,见3个孩子还未拿到签证,一打听才知道,苏联政府此时对外国侨民入住控制得很严。李杜只好找当时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编辑部帮助,请他们设法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说毛泽东的孩子早已到巴黎了,请苏联政府早发入境签证。不久,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苏联,进入共产国际所办的国际儿童院,并发予签证,但不准董寿琪入境。这是因为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专为各国共产党负责人或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子女设立的一所保育学校,董寿琪的父亲董健吾因为不是中共领导成员,在苏联人看来,他没有资格进国际儿童院。
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专程前来巴黎接他们去苏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康生对杨承芳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由他负责带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仍由杨带回上海。这时,西安事变爆发,李杜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杨承芳便带着董寿琪随李杜一道回国。
1936年底、1937年初,康生将毛岸英、毛岸青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至今,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还保留着毛岸英当年填写的档案:“父亲,中国革命的领袖;母亲,烈士。”在他个人的简历中,是这样填写的:“母亲生前,与她一起在狱中生活;母亲死后,在上海扫地、端茶。”
苏联国际儿童院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儿童院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沃市列宁团区委员,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报告。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德战争爆发。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直接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上前线的要求。信后署上了自己的俄文名字“谢廖沙”,同时又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信投出去十几天,一点动静都没有。碰巧,这时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到伊万诺沃市来视察。因他在共产国际兼有职务,所以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各国的孩子们。谈话中,毛岸英又提出此事,可曼努意尔斯基故意转移话题,避开他要求参军的事。毛岸英灵机一动,便海阔天空,谈起了日军如何偷袭珍珠港、世界法西斯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在军事方面的对比、人心的向背等等国际大事。曼努意尔斯基将军认真听着,开始对毛岸英刮目相看,赞扬道:“行,谢廖沙,很有出息!你对战争的形势、战争的进程有分析、有判断,这说明你很关心世界大事呀!”
曼努意尔斯基看毛岸英参军上前线的决心这样大,于是同意去军事学校学习。离开军校时,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参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这时苏军正在对德国法西斯展开猛烈反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英勇顽强,哪里有负隅顽抗的德国鬼子,他的坦克连就冲上去,炮轰碾压,一路战斗,一直随大部队攻克柏林。
1945年5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可以说,苏联的时光让毛岸英对侵略者和法西斯深恶痛绝,卫国战争的洗礼让他更加清晰地理解了战争,自然苏联的经历也让他树立了人生的信仰和信念。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参加完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12月初,毛岸英乘坐苏联飞机回国。毛泽东听说儿子也回到了延安,带病来到机场迎接。毛岸英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走下飞机,毛泽东看到阔别18年的儿子,走上前去,和快步走过来的儿子紧紧地握住了双手。毛泽东看着儿子,带着慈父的感情说道:“你长这么高了!”
七律《毛岸英》(刘晓 诗 高旭明 书)
鸭绿江:“志愿兵第一人”入朝的前前后后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松林(原名刘思齐)结婚。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去了北京机器总厂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金日成向中国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当毛泽东提出要彭德怀挂帅出兵援朝时,彭德怀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岸英因经常回家,并帮助翻译与苏联协商的电文时便知道志愿军将入朝作战一事。毛岸英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毛泽东支持儿子参加志愿军,他想,儿子申请上朝鲜参战,是第一个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很高,还是成全他为好。
1951年3月,毛泽东在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曾谈及“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他说:“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10月14日,朝鲜平壤陷落,美军大举向鸭绿江逼近,中国出兵已是刻不容缓。下午6点,忙碌一天的毛岸英骑着辆旧自行车去向亲友、同志做最后的道别,他知道:为了抗美援朝,保家为国,战场上的每个战士都将义无反顾,视死如归。
当晚9点多,毛岸英到北京医院看望同自己结婚刚好1年整的妻子。刘松林在晚年对同毛岸英最后的见面往事刻骨铭心:“当时我得了急性阑尾炎,住医院手术后,毛岸英来看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他。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突然来医院说要出差,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让我接不到他的信不要着急,主要是交通不便。临别时,他说这次出差的时间可能很长,照顾不了岸青,希望我和我的母亲能在他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照顾岸青。他出差到什么地方,去多长时间,一直没有告诉我。最后,他突然问:‘朝鲜半岛,你知不知道?’我说:‘知道,那儿正在打仗。’可能是当时年龄小,根本没把‘出差’和朝鲜战争这两件事情挂在一起。他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他说要到我妈妈那儿去,想跟我妈妈谈谈。我注意到他军装的左侧口袋有一块墨汁,我问他怎么会有一块墨迹,他说钢笔裂了。我很奇怪钢笔怎么会裂开,他笑了笑说,他出差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回来时飞机上的压力把钢笔压破时留下的。我说,母亲那里还有一支派克笔,这是我和他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送的,一直存放在母亲那里……”
从医院出来后,毛岸英又去看望岳母张文秋,与岳母一直谈到凌晨2点多钟。他告诉岳母出差时间很长,希望岳母能在他不在北京这段时间照顾他的弟弟岸青。刘松林讲:“岸英与我母亲谈了很多,主要是担心岸青的事,他希望我们给岸青找一个好的女朋友。当时,岸英抬手腕看表,发现他的手表已经罢工了。他想起了我妈妈有一块自动手表,不好意思地说道:‘妈,我这块手表不顶用了,你那块自动表先给我用一用,将来回来时再还给你。’其实我母亲也没想到他会到前线去,以为他只是出差的时间长一点,他就这样走了。”临别时,岳母送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
一直谈到凌晨2点多,才回到毛泽东身边,父子又长谈了几个小时。
10月23日傍晚,毛岸英等出发。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到达朝鲜境内的大榆洞。这里四面环山,志愿军总部就在山坳中的平房里指挥全军作战。
在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担任彭德怀的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杨凤安回忆说,彭总对办公室人员很体贴,特别是对岸英更为关心,曾多次提出要岸英跟他一起吃饭。岸英谢绝说,都是一样的饭菜,他与办公室的参谋们一起吃更好。岸英平易近人,办公室的成员对他也很尊重。
刘松林出院后,根本没想到岸英“出差”会有生命危险。她说:“11月下旬,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像平常一样看完就揣在口袋里,以后揉来揉去揉乱了。唉!这封信没保留下来,真遗憾!信很长,一是谈他弟弟,要我们好好照顾他;二是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信中还说我和他结婚后很少在一起,很内疚。我记得就是这么一些。又过了一些日子,他没有来信,因有言在先,一个月不来信,我也不着急、我主要是学习。岸青有我母亲照顾,母亲经常叫我们家的保姆把岸青的脏衣服、破衣服拿到家里洗补,几乎每个星期帮他收拾一次房间。后来很长时间收不到岸英的来信了,我想到他说过收不到信不要着急,所以心里一直很踏实。大概是1952年的时候,有一天,侯波突然给了我一张毛岸英戴着朝鲜人民军军帽的照片,我一下子呆住了,就像雷打的一样。毫无疑问,岸英到前方去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来信,一定有什么事。从那时起,我心里就直打鼓,看到主席,我又不好问。他也对我从来不谈这些事。”近3年以后,刘松林才知道,岸英早已捐躯于朝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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