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内心是极不安分的一个人，谁也别想把我固封住，永远不会的，绝对不允许。」他说。
「这么多年，没有一瞬间想过真的算了？濒临想要泄一口气的时刻？」我问。
「没有。」他立刻回答。顿了下，他紧接着说了第二个，「没有。」像是确认某件事情，他持续地摇头，没有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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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刘奕君曾经想让自己长成西安城外麦穗的模样、高粱的模样，因为他太漂亮了。但在51岁这一年，他为《人物》拍摄封面这一天，离开镜头，他的脸上更多是一种普通。
他曾经在上海虹桥火站看到一对母女讨饭，便给孩子点了炸鸡。孩子说，要拿回去给爸爸吃，他又给她们一人点了一大碗牛肉面，就在这儿吃吧，他说，让孩子把炸鸡带回家。也许她们是骗子，只是想要一点钱，刘奕君不会给钱，但善良又不允许他旁观。
「那时候我已经还可以了，大众的认知度都有了，但是她们俩不认识我」，刘奕君说。他经常去一些小店吃饭，没人认出来。尤其去外地拍戏时，他一个人去吃小吃，一笼包子、一碗面或者一碗粉，旁边是喧闹的务工的人，他感到安全。他知道自己在荧幕上的样子跟本人差别很大，他愿意自己在生活中普通。
很长时间，刘奕君都是人群里惹眼的漂亮小孩，十几岁长成，五官精致，唇红齿白。父亲的朋友夸他形象不错，可以进京考个表演系。17岁，他成为北京电影学院87级表演班最年轻的学生。北影教授李苒苒今年87岁，是刘奕君大学时期的老师，她回忆起34年前第一次见到刘奕君的场景，笑出声来，「哎呀，那是一张小圆脸。有点小孩子气的老实孩子。」当年，北影老师们都觉得，从形象上看，刘奕君的戏路不会太宽阔，「以为他将来也就只能演个年轻人。」李苒苒说。
一个好帅的小生，这是李雪对刘奕君的第一印象。2000年，他们相识于古装剧《人鬼情缘》剧组，那年刘奕君30岁，扮演男一号宁采臣，李雪26岁，刚跟着导演孔笙进剧组，是那部戏的摄像师。李雪说，当时的刘奕君身上有一种古典的、老派的、近乎戏曲演员的气质，大家看到宁采臣的那张脸，「都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好孩子。」
这张好孩子脸与它散发的乖巧气质，一度是刘奕君最大的烦恼。
他毕业的1991年，是第五代导演蓬勃辉煌的时期。《黄土地》《红高粱》《猎场札撒》散发着粗砺的、犷悍的、原生态的审美气息，但刘奕君和这些词一点关系都没有。同学王全安在西安当副导演，想帮他找个活儿，见了导演，西安娃刘奕君特地说了两句陕西方言，被一句话打发走：太漂亮了，不像咱陕西人。
「乖」和「好」牢牢框着他，不能伸胳膊伸腿。同学里有会应酬的，有在外面工作过有些社会经验的，他什么都没有。有段时间走在街上，路过服装店，他会跑过去，「啪啪」，用帽子打两下模特，然后开溜，这是他的办法——让乖孩子看起来坏一点，痞一点。
1991年，刘奕君毕业，按照规定，除非找到接收单位，所有学生都要分配回原籍，刘奕君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发现，在北京学了四年表演，他即将回到高中时那种一张白纸、谁也不认识的状态。怎么办？有天午睡，他突然醒来，发现脸上全是泪，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生生被自己哭醒了。梦里的故事他不记得了，但那种对未知的恐惧、慌张，时隔30年还清晰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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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奕君至今可以完整复述出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他模仿当年的翻译腔，「不要过早地把油箱打着」，他的语速越来越快，到最后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
在电影学院，李苒苒也发现刘奕君是个很容易「相信」的人，相信人物，相信规定情境，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这样。他认为，这是他对表演最真，最纯粹的欲望——就是想要演，想演好戏，好人物。
但西影厂的日子苦闷难耐，21岁的刘奕君被分配到西影厂人劳处，主要工作是统计员工薪酬。每日骑着单上厂里，喝着茶抄着工资表，一天就过去了。实在没事干，跑到同学王全安的宿舍打魂斗罗，连打好几宿。偶尔他会惊觉，从中抽离，租一些经典的录影带看，「看电影的那一瞬间，你会忘了生活的残酷。」电影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一个表演者。
电影结束，他又回到了庸常的抄表生活。
一直不能接受，一直伺机而动，那时候他只要瞄到机会，立刻要扑上去。2018年，他接受《鲁豫有约》采访，说过一个形容，「猫在打盹的时候，事实上它睁着一只眼睛观察哪儿有响动，哪儿有动静，它会立马全神贯注地去出击。」
1992年，有部戏找他当男主角，他高兴坏了，不管厂里开职代会，连领导面儿都没见，留下一张请假条就走了。如痴如醉拍了一个多月回来，直接领了留厂察看的处分。第二年，他被宁波电视台台长看中，离职去南方拍戏。但他仍然不是演员，而是一个导演。
他写剧本，选演员，统筹执行，做的大多都是幕后工作。他给谢衍的电影《女儿红》当执行导演，和归亚蕾、周迅、顾美华合作，他无限接近现场，接近演员这个职业。导演他当得不错，他编导的8集电视短剧《漫记人间》获得了全国星光杯二等奖。
这一切都没有吸引力。回忆在宁波生活的两三年，他说那是一段最容易放弃的岁月。他有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又重新拥有了稳定的环境，以及，他体验到了作为导演掌控全局的权力感。但这都不是刘奕君想要的，他想要的还是那件事情：表演。
毕业七八年，同学腾腾腾起来了，隔三差五出现在荧幕上。只有刘奕君消失了，父母、朋友、亲戚都知道他学表演，但毕业后再也看不见他。
他开始真正反省自己此前的「乖」，「你就不会思考，你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但是评价的人慢慢不稀罕评价你了，或者评价的人都不在你身边，那些东西不重要，或者说你为了生存，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已经不在意别人的评论了。我要生活下去，我要生存下去，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个时候你才会想我应该怎么办，逼着你把丢掉的思考能力捡回来。」
他不停地看电影，念台词，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假装体会表演的快感，「（做这些是）为了心里的火苗，用双手护着它，别灭了。」
有经历过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吗？
有啊，有啊，他答，没有犹豫。站在功与名的当下，他不愿再谈起那段困窘日子的生活细节，但那种求而不得的状态一直留在生命中。「我说我是不是一匹能跑的、善跑的马，你得让我跑，跑了之后，我真的不行，我扭头就走；可连跑的机会都没有，那不行，那不行，我必须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一次机会都没有，不甘心，不甘心。」
那段时间在他脸上留下痕迹，最近在拍的戏里有个女演员，当年他日子不顺的时候就认识，他是副导演，她是演员，他站在摄影机后头看着她演戏。她保留着一张当时他们在一块玩的照片，这次拍戏又拿给他看，胶原蛋白充足，但纠结和拧巴都在脸上。
1997年，中国电影电视市场开始发生变化，《过把瘾》之后，出现了诸如《永不瞑目》《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等青春爱情片，刘奕君发现，自己那张精致的脸不再是阻碍。
运气好像突然眷顾了他，但李苒苒说，此前的窘迫不是刘奕君一个人的困境，是一个班、一个年级甚至是一批演员的困境。1994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超过20集的电视剧，被看见的机会凤毛麟角。有人放弃，有人转行，有人颓废，「87、88、89那一批，他们都稍微地，停了那么一段时间。」
这个「稍微」，是十年。像一艘船终究启动，刘奕君四处张望，发现船上坐着的都是他的同学，有人撑篙，有人划桨，从北影的河道出发，驶入中国影视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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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谁也没想过刘奕君能扮演一个坏人。而且，此后他会因为反派的人物形象在中年走红。
2007年，孔笙筹拍《绝密押运》时提议，让刘奕君来演个大坏蛋吧。包括李雪在内的其他团队成员都很惊讶，「孔导怎么会让刘奕君演坏蛋？还是个坏蛋的头头！他明显是一张好人脸。」看了刘奕君的戏份后，李雪觉得，孔笙导演挑选演员的眼光还是十分独到，而且，他明显感觉到刘奕君在那部戏得到了一种「释放」。那也是刘奕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扮演一个反派。
多年后，还有人在网络上谈论当年刘奕君扮演的项洛阳，一个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因为出身穷苦，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富有。故事接近尾声，项洛阳有这样一段戏，他噙着泪说，人可以过穷日子，但有了钱之后就不能再受穷了。有网友评论：感觉这个演员也经历过类似的窘困。
2009年，刘奕君出演《开创盛世》中的隋唐佞臣封德彝，他说那是一个可以跌落尘埃的人，没有主角的光环和道德约束，尽情溜须拍马，撒泼打滚，「没有主角光环或者道德的约束，一下子解锁了我很多功能，似乎能够把一些阅历用到角色里了」，他说，「没想到我演得那样好。」
对恶的呈现在《伪装者》和《琅琊榜》时达到了巅峰。老艺术家智一桐在电视上看见王天风，特意翻出电话号打给刘奕君，「看了你的戏，我太吃惊了，导演是谁啊，用什么手段把你逼成了一个疯子？」此前，他们失联了20年。
刘奕君很清楚，拍摄《伪装者》的时候，导演李雪没有逼他，让王天风呈现出疯狂而极致状态的是过去20年的经历。「那疯狂的状态随时就有。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知道了，就是那段不如意的岁月在你心里留下的种子，你想发泄，你想反抗，但是没有地方去反抗。然后，碰到这个角色了，一下子就掏出来了。」
他做过一个比喻：每次扮演恶角，相当于把你的灵魂出卖给那个恶人。他要从身体里掏出这种恶，还要找到这种恶，最终，为了角色，他还需要保护这种恶。「要把刘奕君本人和善的部分全挤到一个角落，咔——锁住，最近别出来啊。」
他演过最恶的角色是《远大前程》的张万霖，一个没有任何温情和耐心、杀人不眨眼的黑帮老大。有天妻子带着女儿去探班，他让助理去接，等了20分钟，他不耐烦了，顶着白毛，穿着长袍，挂着大金链子，冲到门口，看见妻女还被锁在门外，助理正在特别礼貌地交涉，他嚷嚷起来，「怎么搞的！到现在都没有进来！」妻子看着他，「刘奕君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凶神恶煞的？」
那段时间，他成天做噩梦，梦里都在杀人，演到后来都抑郁了，刘奕君告诉演员富大龙，「大龙我想哭，我以后再也不演这样的角色了」，富大龙安慰他，说特别能理解他。
「我演任何角色心里必须得有，心里没有，我演不出来，他那种攻击性，那种恶，就是你心里必须装着恶，从你心的箱子底翻出来，还得保护住这种恶，对我来说多么残酷啊。」
刘奕君的个人史，是从善到恶的历史，曾经一个特别乖的孩子想要变坏，想要让自己内心那点坏伸手伸脚，当他终于能在反派的表演中无限伸展时，又觉得这种伸展太过强烈。一个人终将发现自己的尺度，他说，不喜欢被人问「你又演了一个坏人啦？」人是最复杂的，黑白灰都有，「我只是演了一个复杂的人。」他想这样回答。
演员华子与刘奕君相识20多年，他们不是通过合作认识，也不是通过演员聚会。而是华子无意在电视上看到了他，觉得这个演员有意思——明明是一个配角，可能从他的表演中感觉这个人物内心藏了很多事，「（角色）没那么复杂，都让他给演复杂了。」
《伪装者》里，刘奕君扮演的教官找到面粉厂，从于曼丽手中拿过棒棒糖。李雪的要求是，拿过棒棒糖游走过来，走回到椅子，「如果不介意的话，你拿棒棒糖舔一下，显得这人瘆得慌」，刘奕君果然把棒棒糖放进嘴里，「咔嚓」，咬碎了。
「他眼睛里的（恶）永远给人一种很复杂的表达。」谈到此处，电话那头的李雪突然停顿了几秒，「哎呀，真的是，真是这种演员不好找了。」
这是刘奕君最好的时候，他还会越来越好，李雪说，「当他眼睛里多了很多东西，脸上沟壑也多起来，就不一样了。30岁和37岁的他完全是两个人。他能给人传递出来的信息不是单一的，是更综合、更丰富的信息。」
他终于像心中所想，长成了麦穗，长成了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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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4岁的男孩想要当演员，可是当演员的父亲不同意。
劝说父亲刘奕君同意自己报考电影学院，刘怡潼花了两年时间。父亲很坚决，害怕儿子太累，刘怡潼不理解，认为累就是早出晚归，冬日拍夏天的戏，身体吃不消。后来才明白，父亲说的累，是心理上的折磨。
刘奕君常拿自己举例子：我蛰伏到四十多岁才有了名气，你才20岁出头，万一命好，能有起色；命不好，能熬得下去吗？如果看着同学纷纷蹿起来，你的事业毫无波澜，你还能坚持这条道吗？
刘怡潼说，父亲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自己。父子俩谈话，刘奕君很少点头，也很少肯定。他不觉得荧幕里的父亲，王天风、谢侯爷、张万霖有多么狠，因为在家里刘奕君一瞪眼，刘怡潼都会害怕，「完了完了，又要蓄力了，又要发功了。」他们曾在一部古装剧扮演父子，当父亲穿上帝服，浓眉长须，刘怡潼觉得又看到不怒而威的爸爸，对戏时紧张得卡了好几遍台词。
后来，他听朋友说，父亲在别人面前夸他，还拿照片给别人看，我儿子这么大了，一看以后就是演男一号的脸。这些话，刘怡潼从未听过。
他只是知道，小时候自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有时，一觉醒来，看到父亲坐在床边，看着他。前一阵子，刘奕君拍完戏回北京，父子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刘怡潼使了点小心思，劝父亲晚上跟自己喝点。「不会喝太晚」，结果喝到凌晨两点多，说了很多细细碎碎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到可以和父亲促膝长谈、推杯换盏的年纪了。第二天早上，父亲又冷了脸。
在刘奕君看来，演艺行业是一个人声鼎沸的餐厅。所有人 「从门口一点点进，进到餐厅里，一点点从边缘的桌子，慢慢慢慢地才坐到主桌上吃饭。」从门口到主桌，刘奕君比谁都清楚这个过程有多么辗转曲折。
李雪记得，筹备《北平无战事》时刘奕君主动请缨演一个反派角色，导演团队选来选去，还是给他一个正面角色。李雪说，刘奕君是一个不吝于表达的演员，他会主动地表达这样的「要」，要一个剧本，要一个角色。这不止是维持生计的问题，「他总是涌动着想要创作，想要参与，觉得自己有各种可能。」
每次筹备新戏，孔笙、李雪、侯鸿亮都会想到刘奕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想要的角色，甚至连个角色都没有。李雪说，他从来没有给过他们压力，「他身上有一种70年代、老辈人的态度。他不会天天说『导演，你给我个角色』，他做不出来这种事情。但他的表达能让你感觉到，我这个人在，我有心气儿还想演好戏。」李雪说，刘奕君是一个很懂得克制的人。他会克制那种不甘心，克制那种冲动和欲望，包裹住它们，再与人交往，珍贵的是，他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在了演戏这件事上。
他不愿意与生活和解，即使和解可能是更理性、更正确的选择。2005年中秋，他和一个朋友在巴州办事处吃完羊肉，从西直门走到三环，走到北展，走到天安门，又走回北展，聊人生，聊月色。那会儿天安门旁边还有人卖哈密瓜，一牙一牙切好了摆着。他很少当街买水果，觉得有苍蝇，但朋友劝他，来来，吃吃，乘着兴致，他也吃了一块。
哈密瓜的味道现在还记得，皎洁的月色现在还记得。那时他仍然不能完全演到自己想演的角色，但他记得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快乐。他更愿意记得快乐。
那时他已经35岁。人到中年之后要很小心，可能一不留神选择了一个解压方式，吃，喝，泡吧，这些方式没有错，但对一个演员来说，它将阻挡你向上。刘奕君一直谨慎地活着，他跑步、走路、爬山、骑，有时一天骑50公里。他知道，还有些东西没有达成，那股劲儿一直都在。
如果失去那口气，人生基本属于行尸走肉，刘奕君说，「你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去生活都可以，但那些都不是最开始你想要的生活。」
在拍摄现场，没他的戏的时候，刘奕君喜欢闭着眼睛，其他感官因而像雷达一样张开。再远的地方，说到他的名字，刘奕君，或者刘老师，或者角色的名字，他告诉助理，该拍我了，他们在找我，你去看一下。助理说，没有啊。经常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副导演进来，请他去走戏。
他说，他总是能听到。
「其实，我的内心是极不安分的一个人，谁也别想把我固封住，永远不会的，绝对不允许。」他说。
「这么多年，没有一瞬间想过真的算了？濒临想要泄一口气的时刻？」我问。
「没有。」他立刻回答。顿了下，他紧接着说了第二个，「没有。」像是确认某件事情，他持续地摇头，没有没有没有。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天色昏暗，我们已经在暮色中谈了很久。忽然起风，尘土漫上来，附近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刘奕君声调愈发低沉，身体往椅背靠去。白色亚麻衬衫越来越皱，下摆在牛仔裤上堆成一团，此时你不会觉得他是个名人，他只是个普通人。只有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神态和身体都向前一步，没有，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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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的隋意扬是一名斫琴师，以制作古琴为业，也是九嶷琴派第四代传人。他工作和生活在北京东二环护城河边的问渠书院内，2013年左右，刘奕君在书院与他相识。
第一次见刘奕君，隋意扬根本没认出来。他跟隋的学生一块来，藏在人群之中，几乎没开口。后来，刘奕君大多都是一个人来，穿着很随意的衣服，开着一辆很普通的小，悄没声儿地钻进院子。
隋意扬觉得，刘奕君喜欢问渠书院，还是喜欢这里足够安静，足够简单。这是和他身处的圈子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吵闹喧嚣，热搜流量，一刻也停不下来。
书院则不同。这里住着隋意扬、他的师父和师兄三人，隋意扬做古琴，师兄画画，师父蜕山先生是书法家。每个人干自己的事儿，几乎不与外人接触。除了偶尔过过火，其他时候听不见任何声响。
院子的四季都好看。最高那棵是槐树，春天到处都是槐花散落。石榴、葡萄、柠檬、海棠栽满了院子，秋天会噗噗掉下三四十个果子。还有一小块菜地，种着薄荷、紫苏、香菜、菠菜、辣椒……刘奕君告诉隋意扬，真想有个这样的院子啊。
每次戏杀青了，刘奕君都会到这里待上一整天。听古琴，看字画，或者什么也不做。他说，书院和这里的人是他的还魂丹。遇上交付灵魂的角色后，来书院走一趟，能把他重新拽回去。
隋意扬记得，在王天风和谢侯爷霸屏的那段日子，刘奕君说，「一切都过去了，戏拍完，过去了，光环也过去了。」他告诉隋意扬，他想过，哪天没戏演了，就找个地方教表演。那时，他的人气刚刚爬上顶峰。
他也会宽慰隋意扬。制作一张古琴需要两三年，是非常漫长、孤独的工作。刚入行的时候，隋意扬经常入不敷出，最近几年才好些。刘奕君跟他开玩笑，「再过20年吧，一定可以的。」隋意扬觉得，刘奕君连计算成功的年份跨度都比别人要长，「20年」，只有听他说出来，才显得不矫情。
书院也来过其他的演员或名人，隋意扬都不太舒服，他觉得那些人都有一套标准化的语言和回答，毫无漏洞，似乎身上都有一个巨型气泡膜，提醒他不能挨得太近。只有刘奕君，他会打开自己的气泡膜，让人进来做客，「他愿意让别人觉得他是个普通人。」
但是，似乎没有谁能真正了解他。
华子觉得刘奕君是最不好谈的人。「如果特别容易谈的，他就是特简单的人了。刘奕君不是简单的人，他是一个最复杂的人。」
相识20多年，刘奕君从来没有跟华子吐露过自己的踌躇、纠结和不如意。有时，华子能感觉到刘奕君在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打架，但他不会说出来。华子说，如果非要说刘奕君最大的特点，他会选择「隐忍」这个词。较劲，不甘，热爱，他都隐藏着，只有在表演时才会抖落。
刘奕君正在拍摄的新剧导演雷献禾告诉《人物》，现在的电视剧大多都是温吞水，刘奕君是那个能够把温吞水搅沸的人。「他一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他从不在生活中演戏，只在角色上演戏。」他说，很多演员身上的东西就像沙子一样流走了，但刘奕君身上有很多东西是留得住的。
荧幕上的癫狂与决绝，生活中的普通与内敛，「这就是他巨大的魅力，也是他巨大的让人不理解的地方。」华子说。
刘奕君喜欢点眼药水，隋意扬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觉得肯定是因为刘奕君平时眼睛费力比较多。他始终记得一个场景：他的一位学生来书院，想要跟刘奕君合张影，刘奕君那天穿得很随便，但没有拒绝，他说，「稍等片刻。」
他摘下眼镜，轻闭双眼，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眉心，「啪」一睁眼，拍照的隋意扬手颤了一下，他定睛看了看镜头里的刘奕君，那是一个他平时从未见过的刘奕君，一个眼神比别人亮一倍的刘奕君。「他那眼神，全是故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