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来不及说出的友情人物
原标题：悦 | 名人 友谊地久天长，他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友谊是什么？是寒冷时的暖流，是骄傲时的清风；是那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相依，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深沉，也是那“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轻叹。毫无疑问，人们需要友谊，毕生也都在追求友谊。
今天，带您看一看，历史上的他们，是如何诠释“友谊”二字的。
两个有趣的老头儿：
“大侠”金庸与“怪侠”黄永玉
｜相识
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兼自由撰稿人。当年，二十四岁的他进入了《大公报》。非常凑巧的是，此时金庸也在《大公报》，两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就这样有了交集。
在黄永玉眼中，金庸真是了不起：“我俩的年龄是一样的。我们以前不叫他金庸，我们当时在《新晚报》大家都叫他小查，他叫查良镛，我到现在也叫他小查，他说现在香港叫我小查的没有几个了。”
“金庸是大侠，黄永玉是怪侠。”《大公报》的另一位同事梁羽生这样评价他俩。
金庸
黄永玉
｜俩人之间趣事满满
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讲过一件趣事：那时有家店名叫“美利坚”的童子鸡做得很出名，黄永玉约金庸、梁羽生等朋友经常去。有一次吃鸡吃到一半，大家发现口袋里都没有钱，很是尴尬。这时，黄永玉对着饭店里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后，金庸给在当时《星岛日报》工作的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交上画，叶灵凤喜滋滋地预付稿费——也就是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有次回忆说：“那时刚解放，他呀（指金庸），就穿个花衬衫到北京，找乔冠华他们，要到外交部工作，我们知道后当作笑话讲。其实他那是爱国和进步的表现。那时我们觉得他不懂事，一个党外人士，怎么可能当外交官呢！”当然，幸亏金庸没当成外交官，否则，文学界便少了一位大家。
｜朋友之间也不优惠
黄永玉的《春江花月夜》当时被金庸以一百万元的价格订购。有人开玩笑地对黄永玉说：“您和金庸是老朋友，您就不给他打折优惠点儿？”黄永玉说：“朋友是朋友，但是画价钱该多少就多少。”
对前来求画者，黄永玉在凤凰古城的家里贴着一张有趣的告示，其中有这样的妙语：“……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这绝非玩笑。多年前，一位香港商人慕名前来，欲求购黄永玉的一幅画，谈好十万元一幅。小气的商人大概是为了省下些银两，突然向黄永玉提出，他和香港的金庸是好朋友，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朋友，看在这一缘份上，画价可否再降一些？叼着烟斗的黄永玉眼睛都没眨一下：“十五万！”香港商人傻眼了，他以为是黄永玉不相信自己跟金庸是朋友，忙掏出手机拨通了金庸的电话，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和黄永玉交往多年的金庸在电话那端早急了：“你赶快交钱吧！不然就涨到二十万了！”
（原文《黄永玉与金庸：两个有趣的老头儿》刊于《名人传记》2015年第3期）
莫逆之交：于右任与张季鸾
文/李满星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原《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虽同为陕西人，但秉性气质迥异：于右任是典型的关西大汉，魁梧雄健，豪侠之风扑面而来；张季鸾则是典型的北人南相，身材文弱俊秀，不乏挥斥方遒的书生之气。但他们共同受教于关学大儒刘古愚，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们自1902年相识，后来建立莫逆之交，四十年间，肝胆相照，共同反对内战，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富强，为国家和平统一努力，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莫大影响。
于右任
张季鸾
｜志同道合
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张季鸾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只好释放了于右任。
1910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张季鸾决定回到国内，到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记者。他在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起义，必获成功，我决定先行回沪，协助于右任先生，鼓吹革命思想，期望早日达到革命成功目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张季鸾经于右任推荐，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于右任也在交通部任次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右任、张季鸾相继离开临时政府，再返上海，续办《民立报》。于右任还委派张季鸾北上北京，担任上海《民立报》记者。这是张季鸾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自此真正成为报坛闻人。他和于右任南北遥相呼应，以鲜明的立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痛斥袁世凯的野蛮暴行。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二人都反对内战，为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不遗余力。“九一八”事变后，于右任心急如焚，赶忙去找蒋介石，要他“快拿主意，回击日人”，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张季鸾当时在天津也拍案而起，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严词斥责不抵抗行为，甚至称“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其笔锋之凌厉，举国俱惊。这两位知己，可以说为国为民“有笔有书有肝胆”。
于右任、张季鸾还是重庆和谈的最早倡导者。在1941年5月，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张季鸾和于右任在《大公报》一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中说道：“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
1934年，张季鸾准备回乡为去世的父母立碑，请于右任书写由章太炎撰写的墓表，于右任“欣然允诺”，不顾养病之身，五小时内书写一通；极其看重忠孝品德的蒋介石，派人给张季鸾送一万元作为礼金，但张敬谢不受。由此可见，于、张友情之重。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重庆新闻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于右任偕同蒋介石的代表等国民党要人，以及美、英、苏大使馆官员参加。于还发表致辞，对张季鸾本人及其《大公报》给予高度评价。张也在会上发表演说，叙述了办报的经过，说《大公报》的荣誉，也应归功于于右任先生，“因于右任先生之启迪，献身新闻界之志愿益坚定”。
｜季子仙逝，于髯怅望
1941年8月，张季鸾因病重住院。于右任多次看望，在张临去世时，不顾年迈之身守候在医院，为小他近十岁的弟弟安排后事，在遗嘱证明人的地方，郑重地添上了自己的姓名。
9月，于右任发起筹集“季鸾新闻学奖学基金”，以表彰季鸾对新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后来，于还担任全国新闻界、陕西省各界公葬张季鸾先生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2年4月16日晨，全国新闻界在重庆举行公祭张季鸾仪式，于右任亲往现场照料，看着张的灵柩装上汽车，然后又赶到监察院审计部门口路祭，路祭既毕，张先生遗孀陈孝侠女士携儿子张士基，与于右任挥泪告别。
1957年，《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于右任先生慨然题诗：
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
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
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
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
（原文《于右任与张季鸾的半世友情》刊发于《名人传记》2011年第1期）
“大罗”和“小罗”：
元帅罗荣桓与大将罗瑞卿
文/夏明星 苏振兰
红军时期，有这么两位人物，因他们都姓罗，又亲如兄弟，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大罗”“小罗”。在长达三十四年的革命友谊中，他们既有革命战友间的生死与共，又有亲如兄弟般的砥砺共进。这两个人的名字，已经镌刻在红色军史上：开国元帅罗荣桓与开国大将罗瑞卿！
罗荣桓
罗瑞卿
｜缘聚红四军
罗荣桓从小就是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1927年5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内反共逆流汹涌澎湃，罗荣桓毅然加入中共。和罗荣桓一样，罗瑞卿也是从爱国学生成长为红军指战员的。他少时就积极求学，立志报国。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他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召开，罗荣桓、罗瑞卿都参加了。由于两人不在一个纵队，所以彼此印象不深。在四军内部对这一时期毛泽东主持的前委工作，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在会议上有质疑的声音。而罗荣桓从秋收起义以来，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从实践中认识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正确性，所以在会上发言力挺毛泽东。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红四军前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对于红四军内的激烈争论，刚刚成为红四军一员仅仅十二天的罗瑞卿，自然不好轻易表态，但罗荣桓的发言也是他的心声，他便牢牢记住了“罗荣桓”这个名字。1929年9月，红四军在上杭县城内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罗荣桓在会上强烈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这时，罗瑞卿刚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也认为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山。在许多同志的反对声中，罗荣桓、罗瑞卿的声音弥足珍贵。据说，毛泽东回顾当年红四军的争论，曾动情地说过：那时，许多同志反对我，可是有两位姓罗的党代表都支持我！
10月，陈毅从上海带来了党中央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让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前委。
｜通力合作
1930年1月，为发展壮大红军，毛泽东根据政治建军原则，改组了自己领导的二纵队的领导机构，起用了“两位姓罗的党代表”：罗荣桓任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将帅，开始首次共事！
第二纵队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成的。一直以来，部队里存在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在管理教育上，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
面对上述不良倾向，罗荣桓、罗瑞卿一到职，就督促各连队党支部检查本支部存在的问题。检查结束后，他们又要求各支部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士兵和群众讨论。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
在政治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来。罗瑞卿没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就经常向他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1972年春天，还在蒙难的罗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文字材料中深情地回忆道：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经过罗荣桓和罗瑞卿几个月的努力，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
｜“大罗”“小罗”很团结
1936年6月，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宣布：黄埔出身的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教育长。“红大”第一期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红军名将陈光担任第一科科长，罗荣桓担任第一科政委。在“红大”，罗荣桓、罗瑞卿既是学校行政领导，又是普通学员。命令一宣布，罗荣桓真诚地对罗瑞卿说：“教育长，你是我的领导……”话未说完，罗瑞卿打断了：“我首先是第一科学员，你首先是我的领导！”消息传出，毛泽东感慨地说：“红军里只有岗位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大罗’‘小罗’很团结啊！”
1937年1月，罗荣桓随党中央迁往西安事变后被红军和平接管的延安，就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时，后方政治部主管着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和陕北红军等的政治工作。而红大正好迁址延安，罗瑞卿的工作也经常请示罗荣桓，所以“大罗”“小罗”三天两头见面。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大罗”“小罗”分开多年。罗荣桓随军挥戈北上，后在山东抗战多年，解放战争中纵横东北战场；罗瑞卿则继续领导“红大”办学，后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多年，解放战争中纵横华北战场。两人身在两地，却相互挂念。
（原文《罗荣桓与罗瑞卿红军时期的战友情》刊于《名人传记》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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