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宣言与汉光武帝“光武中兴”的传奇叙事之间，汉宣帝刘询缔造的“孝宣之治”堪称西汉王朝的巅峰时刻。这位幼年历经巫蛊之祸、在狱中成长的皇孙，通过铁腕清除霍氏集团、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创常平仓制度等举措，使西汉国力达到极盛。然而，这位被《汉书》赞誉为“功过太宗”的中兴之主，其历史声名却远不及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种反差背后折射出多重历史逻辑。
一、权力更迭的戏剧性缺失：平稳过渡削弱叙事张力
刘询的继位过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缺乏戏剧性的权力交接之一。元平元年（前74年），昌邑王刘贺因荒淫无道被霍光废黜，在丙吉等大臣举荐下，这位流落民间的皇孙被迎入未央宫。相较于汉武帝即位时“金屋藏娇”的宫廷秘闻，或汉光武帝昆阳之战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刘询的登基过程缺乏足以引发后世想象的传奇元素。
其执政生涯同样缺乏跌宕起伏的转折点。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后，刘询通过“诛霍禹、废霍后”的精准打击完成权力回收，整个过程未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权力巩固方式，与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血雨腥风形成鲜明对比，自然难以激发史家的叙事热情。
二、治国理念的务实取向：隐没于儒家理想主义光环之下
刘询的施政方针深刻体现着法家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他重用熟悉刑名法术的文法吏，设立治书侍御史、廷尉平等官职构建司法监督体系，同时推行“假民公田”“常平仓”等惠民政策。这种“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虽被《汉书》评价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却与儒家理想中的“仁政”存在微妙偏差。
相比之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宣言，以及汉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制度改革，更符合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刘询对法家实务的倚重，使其在儒家史观主导的历史书写中，难以获得与理想型明君同等的评价权重。
三、时代语境的认知错位：西汉盛世标签的归属争议
“孝宣之治”虽使西汉国力达到极盛，但后世对西汉盛世的认知却长期聚焦于汉武帝时代。这种认知偏差源于三个层面：其一，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的军事成就更具视觉冲击力；其二，司马迁《史记》对汉武帝时代的详尽记载，塑造了公众对西汉盛世的集体记忆；其三，汉武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宣言，更契合后世对帝国强盛的想象范式。
刘询的文治成就则显得更为内敛。他通过设置西域都护府将中原政令推行至巴尔喀什湖，通过“招抚流亡”使户口数从汉武帝末年的2500万恢复至5000万，这些成就虽被《资治通鉴》评价为“功盖太宗”，却因缺乏标志性事件而难以形成记忆锚点。
四、历史评价的双重标准：中兴之主与基祸之主的悖论
吕祖谦在《历代史论》中提出的“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评价，揭示了刘询历史形象的复杂性。其诛杀霍氏集团时的果断，在维护皇权稳定的同时，也开启了西汉外戚专权的先河；其重用宦官、奢侈享乐的弊政，更被班固批评为“吏风由是守俭之风替，奢纵之习成”。
这种功过交织的执政轨迹，使后世史家难以对其进行简单定性。相较于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单一化评价，或汉光武帝“柔道治国”的理想化塑造，刘询的立体形象反而削弱了其在历史叙事中的辨识度。
五、文化记忆的传播规律：传奇叙事对历史真实的遮蔽
在大众文化传播层面，刘询的生平缺乏足以引发持续关注的故事元素。其与许平君“故剑情深”的典故虽被传颂，但相较于汉武帝“金屋藏娇”的戏剧性，或汉光武帝“娶阴丽华”的浪漫色彩，仍显平淡。其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壮举，也因缺乏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标志性军事人物，而难以形成文化记忆点。
这种文化传播层面的劣势，使得刘询在民间叙事中逐渐被边缘化。当后世通过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重构历史记忆时，那些更具传奇色彩的帝王形象自然获得优先传播权，进一步固化了刘询名气不显的历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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