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以“谋行鸩毒”的罪名废黜王皇后与萧淑妃，将二人囚禁于别院。然而，这场宫廷清洗的终局远比史书记载更血腥——武则天在李治尚在世时，便命人将王萧二人各杖一百，砍断手足后投入酒瓮，美其名曰“骨醉”。面对发妻与宠妃的惨死，李治为何未能施以援手？这场悲剧背后，是权力结构的失衡、性格弱点的暴露，以及帝王家国一体的无奈。
一、权力博弈：武则天的绝对掌控
武则天对王萧二人的清算，本质是一场排除异己的权力战。她通过诬陷王皇后行厌胜之术、萧淑妃谋害皇嗣等罪名，逐步瓦解二人的政治基础。当李治因念旧情探视囚室时，武则天迅速感知到威胁——若王萧复宠，自己苦心经营的皇后之位将岌岌可危。
史载，武则天得知李治探视后，“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瓮中”，手段之狠辣远超吕后制人彘。这种极端行为，既是对潜在威胁的彻底清除，也是向李治及朝臣展示权力的信号：后宫已无她容不下之人。李治虽为帝王，却在此事上表现出惊人的软弱——他未敢公开反对，仅在事后“恶之，以巫祝解谢”，甚至因此迁居东都洛阳以避晦气。
二、性格弱点：李治的仁弱与依赖
李治的性格缺陷，是王萧之死的关键诱因。作为帝王，他缺乏决断力与政治手腕，面对长孙无忌等权臣时常显得被动，转而依赖武则天处理政务。这种依赖逐渐演变为纵容：当武则天诛杀上官仪、废黜太子李忠时，李治虽心有不满，却最终选择妥协。
对王萧二人，李治的情感矛盾亦暴露无遗。他既对发妻有愧疚，又难舍萧淑妃的温情，但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反而加速了二人的死亡。当武则天以“骨醉”之刑处决王萧时，李治或许意识到这是武则天对权力边界的划定——若他执意保护二人，必将引发更激烈的权力冲突。在“家国一体”的帝制逻辑下，李治选择了维护皇权稳定，而非个人情感。
三、制度困境：帝制时代的权力真空
王萧之死的深层原因，在于帝制时代权力结构的失衡。唐代后宫虽设六局二十四司，但实际权力集中于皇后与皇帝。当武则天通过政治联姻、拉拢朝臣巩固地位后，后宫已形成“武则天—李治”的二元权力核心。王萧二人作为旧势力代表，其存在本身即是对新权力的挑战。
此外，唐代门阀政治的影响不可忽视。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萧淑妃源自兰陵萧氏，二者背后均站着关陇贵族与南朝遗族。武则天以寒门身份崛起，必然需要摧毁旧门阀的象征符号。王萧之死，既是个人恩怨的爆发，也是寒门与门阀政治博弈的结果。李治虽为帝王，却难以平衡新旧势力的冲突，最终只能任由武则天以极端手段完成权力洗牌。
四、历史回响：权力与人性的双重悲剧
王萧之死的惨烈，折射出帝制时代人性的异化。萧淑妃被囚时曾诅咒武则天：“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则天闻讯后，竟下令宫中禁养猫，足见其对鬼神之说的畏惧与对权力失控的恐慌。而王皇后临终前那句“昭仪承恩，死自吾分”，则道出了后宫女子在权力漩涡中的无奈——她们的生死，从来不由自己掌控。
李治的沉默，亦非全然冷血。史载他晚年“多疾，且畏光”，或许正是长期压抑与权力斗争的精神创伤所致。他既无法保护挚爱，也难以制约武则天，最终只能在史书中留下“仁弱”的评价。而武则天虽赢得权力，却也背负了“毒妇”的骂名——这场权力游戏，没有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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