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圣地，也是历代儒家学者精神传承的象征。从祀孔庙的先哲先儒，需经严格遴选，代表着一个时代思想与道德的最高成就。在明代，有这样一位学者兼官员，他以清廉正直闻名于世，更以开创河东学派、传承程朱理学之功，成为明代首位从祀孔庙的贤哲——他便是薛瑄。
一、薛瑄其人：从寒门学子到理学宗师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他出身于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通经术，父亲薛贞曾任多地儒学教谕。薛瑄自幼聪颖好学，六七岁熟读《小学》《四书》，十二岁能诗，后师从元老学者研习经史百家及周程张朱学说，最终潜心于洛闽渊源，成为程朱理学的坚定传承者。
永乐十九年（1421年），薛瑄考中进士，开启仕途。他历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卿、礼部侍郎等职，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然而，比起仕途成就，薛瑄更以清廉正直、刚正不阿的品格闻名。他一生不畏权贵，不结党营私，甚至因拒绝向权宦王振谢恩而险遭杀身之祸，最终以“铁汉公”之名载入史册。
二、从祀孔庙：明代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薛瑄的学术成就与道德影响，不仅限于当时。他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形成与王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理学大宗。清人更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其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曾言：“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
然而，薛瑄的学术地位并未立即获得官方认可。从祀孔庙的遴选极为严格，需经朝臣反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自薛瑄去世次年（1465年）起，便有人建议其从祀，但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历经百余年、十余次奏请，朝廷才最终下诏，将薛瑄附祀于孔庙东庑第59位，称“先儒薛子”。这一决定，不仅是对薛瑄学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其道德人格的高度推崇。
三、薛瑄的清廉品格：从祀孔庙的核心价值
薛瑄之所以能从祀孔庙，与其清廉正直的品格密不可分。他一生严于律己，勤廉从政，留下了诸多感人故事：
拒收贿赂，宁死不屈：薛瑄任大理寺少卿时，曾因重审王振侄王山私通杀人案而得罪王振。王振诬陷薛瑄受贿，将其下狱判死罪。行刑前夕，王振老仆痛哭流涕，称薛瑄为人清白。王振震惊之下，赦免薛瑄死罪，但削其官职为民。薛瑄出狱后，泰然自若，手捧《周易》诵读如常，被时人誉为“真铁汉”。
清贫如洗，两袖清风：薛瑄任监察御史时，曾整治湖广银场，惩治贪官，使银场秩序井然。离任时，他拒绝官员赠送的银马镫，仅留下旧铁镫作纪念。他一生清贫，告老还乡时，全家挤在一艘小船上，行李仅一箱书籍。面对儿子不满，他告诫道：“荣华富贵非长久，百姓安居乐业方为真正的富足。”
廉洁三境界，自廉为上：薛瑄在《从政录》中提出官员廉洁的三重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者，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下也。”他认为，真正的廉洁应发自本心，而非因名节或法律约束。这种“自廉”境界，正是其从祀孔庙的精神内核。
四、薛瑄从祀孔庙的意义：道德与学术的双重典范
薛瑄从祀孔庙，不仅是对其个人成就的褒奖，更是对明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深刻反思。在王阳明心学盛行的背景下，薛瑄代表的程朱理学坚守传统、注重实践，为明代学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而他的清廉品格，则成为后世官员的道德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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