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历史中，幼帝登基的案例并不鲜见，但出生仅百日便身披龙袍的皇帝却独此一例——东汉第五位皇帝刘隆，以襁褓之躯创下中国历史上最小的即位年龄纪录。这位被后世称为“汉殇帝”的幼主，其短暂的人生轨迹与东汉深宫的权力博弈紧密交织，成为窥探皇权更迭与外戚专政的特殊样本。
百日登基：皇权更迭的非常态操作
元兴元年（106年）十二月辛未夜，洛阳南宫章德殿内，一场改变东汉命运的权力交接正在上演。汉和帝刘肇突然驾崩，留下“子嗣凋零”的困局：此前所生皇子皆夭折，仅存两位公主。为保皇统延续，宫人将寄养民间的幼子刘隆接入宫中。这个生于105年11月5日的婴儿，在出生仅100余日后，便被邓绥太后抱上龙椅，成为东汉第五位皇帝。
这场看似突兀的立储，实则是东汉宫廷政治的必然产物。自和帝即位以来，后宫“子贵母死”制度与外戚干政传统形成恶性循环。邓绥作为和帝第二任皇后，虽无子嗣却早已掌控后宫。当和帝暴毙时，她以“刘胜有疾”为由，越过已成年的平原王刘胜，选择襁褓中的刘隆为帝。这一决策既规避了成年皇子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也为邓氏家族延续权势铺平道路。
傀儡天子：女君统治时代的开启
刘隆的登基大典，本质是邓绥太后“垂帘听政”的加冕仪式。据《后汉书》记载，即位当日，玉玺需用锦缎包裹方能置于婴儿胸前，朝臣奏事皆由邓太后代为裁决。这种“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的格局，使东汉正式进入长达16年的女君统治时期。
在位期间，刘隆的帝王身份仅具象征意义。延平元年（106年）四月，渔阳太守张显率军追击鲜卑入侵者时，因轻敌冒进遭伏击身亡。这场边疆危机从决策到善后，全程由邓太后主导处置。更耐人寻味的是，同年八月刘隆夭折后，邓太后并未还政于成年宗室，而是选择迎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帝，继续把持朝政。
夭折之谜：宫廷政治的牺牲品
关于刘隆的死因，史书记载仅“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帝崩于崇德殿”十二字。但联系其短暂人生轨迹，不难发现其中蹊跷：
健康疑云：作为早产儿，刘隆自出生便体质羸弱。东汉宫廷为保皇嗣存活，常将皇子寄养民间，但此举也导致医疗监护缺失。
政治阴谋：邓氏家族为巩固权势，或存在对幼主健康状况的漠视。其兄邓骘在刘隆死后迅速掌控禁军，显示邓氏早有预案。
制度悲剧：东汉“幼主—太后—外戚”的权力铁三角，使刘隆成为皇权虚化下的必然牺牲品。其继任者刘祜（汉安帝）即位时13岁，仍遭邓太后长期掣肘，印证了这一制度的恶性循环。
历史回响：帝王悲剧的制度根源
刘隆的百日帝王生涯，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东汉政治的深层矛盾：
皇权异化：从章帝时期开始，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皇帝逐渐沦为权力符号。刘隆的登基，将这种异化推向极致。
后宫干政：邓绥以“女君”身份临朝称制，虽推行节俭、劝课农桑等政策，但其专权本质与西汉吕后无异。
宗室危机：刘隆之后，东汉又出现多位幼帝，形成“冲、质、桓、灵”的昏君序列，最终引爆黄巾起义。
站在历史长河边回望，刘隆的悲剧早已超越个体命运，成为解读东汉政治生态的关键密码。当我们在洛阳康陵前凭吊这位“百日皇帝”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婴儿的早夭，更是一个王朝制度性崩溃的缩影。这种制度性悲剧，直到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仍在重演，构成中国帝制时代挥之不去的政治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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