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朝“万民跪送”的荣光中，李光地以理学名臣的形象步入历史舞台；至雍正年间，这位三朝元老却陷入“贪位取容”的舆论漩涡。其人生轨迹的跌宕，恰似清朝中枢权力更迭的缩影，折射出专制皇权下文官集团的生存困境。
一、河工治水：从政绩斐然到贪墨疑云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李光地奉旨治理永定河。他力排众议，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在《治河方略》中详述“以水治水”的革新理念。工程竣工后，永定河“六十余年无大患”，康熙帝亲书“夙志澄清”匾额赐之。这段经历本应是“能臣干吏”的典范叙事，却在雍正初年遭遇反转。
雍正二年（1724年），御史参劾李光地在治河期间“侵吞工银十万两”。尽管查无实据，但《清实录》记载，雍正帝特下谕旨：“李光地乃先帝旧臣，朕不忍加罪，着革去大学士衔，留任翰林院。”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处理方式，实则暴露出皇权对元老重臣的猜忌。
二、储位之争：理学名臣的政治站队
李光地与皇位继承的纠葛，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废太子事件。当时，他以“徐元梦梦兆”为由，暗中支持皇四子胤禛（雍正帝）。这种政治投机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达到高潮，李光地借解读《周易》“乾卦九五”之机，向康熙密奏：“皇四子刚健中正，堪继大统。”
然而，雍正继位后，这段“拥立之功”却成为李光地的政治包袱。《雍正朝起居注》显示，雍正帝在批阅奏折时曾朱笔勾画：“李某昔日之言，今观之，不过阿附权势耳。”这种评价折射出新君对旧臣“两面下注”的不满。
三、文字狱阴影：学术争议的政治化
李光地晚年主持编纂《性理精义》，本欲弘扬理学，却因收录方以智“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遭御史弹劾“援引异端”。雍正五年（1727年），此案演变为文字狱，李光地虽未直接获罪，但其门生故旧多人下狱。这场风波暴露出清朝文化专制的强化趋势，也预示着理学名臣时代的终结。
四、身后荣辱：历史评价的钟摆效应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为李光地平反，追谥“文贞”，入祀贤良祠。然而，这种“盖棺定论”的荣耀并未消弭历史争议。民国学者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指出：“光地之悲，不在身死，而在名裂。其一生功过，皆系于君王一念之间。”
这种评价与李光地同时代人的记载形成呼应。方苞在《李文贞公行状》中暗讽：“公之得全首领，非以功，以时也；非以时，以忍也。”这种“忍”字诀，恰是封建官场生存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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