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川：海上138天

正午的话：

2013年4月，我在青岛的出租车上第一次听见了郭川这个名字。收音机里正在直播，他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了138天。那年底，我在北京见到郭川。在CCTV2013体坛风云人物评选中，他被提名为年度特别贡献奖。

临颁奖前一天，我们聊天时，他还不知自己能否获奖。他那时49岁，但看起来很精壮。那次航行无疑是他生命中最精彩的经历之一。有人说，郭川就是现实版的“少年PI”，一个人在海上待了那么久，走了21600海里。但郭川拒绝任何浪漫化的意图。他反复说，那次航行并不是匹夫之勇，也不是无知者无畏。那是一种冒险，但却是一种谨慎的冒险。

今年10月25日，郭川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去联系，至今没有音讯。

下面是他三年前讲述的故事。

—— 正午谢丁

口述 | 郭川

采访、整理 | 谢丁

实在太困了，死去活来的困。白天还好，我能坚持不睡，忍着。可天一黑，半夜到天亮，是最难受的时候。那是2012年11月19日，我离开陆地，在海上的第二天晚上。凌晨三点，我心力交瘁，决定打个小盹。也就二十分钟，突然听见“咣铛”一声。糟了，我马上知道出事了。

事实上，临出发前，我就没睡好觉。在国外，像这种单人环球航行，出发前的最后一星期是封船的，和家人在一起，调整状态。但我呢，最后一天还在船上接待小学生参观——回答问题，帮他们树立崇高的目标和理想。一些相关的朋友、媒体记者还在船上来来回回。在青岛的最后那个晚上，凌晨四点，我们还在往船上搬东西。上午九点的启航仪式，等领导讲完话，一切的热闹过去后，我记得冲过起航线是11点57分07秒——他们说最好在12点左右，就像结婚似的。

当最后一个人影从视线中消失后，我仿佛一下放松了。感觉终于可以休息了。

但是，内心可以休息，身体却马上要进入另一种状态。首先就是培养睡眠系统，每次睡觉最多二十分钟。你不能进入深睡眠，神经要保持高度敏感。哪怕一丁点异样的声响，都会刺激你的神经末梢。那天晚上就是如此，“咣铛”——我一下就醒了，然后脑袋懵懵的，心想，肯定是挂上什么东西了。

那时船已经停下，帆仍鼓着，就好像你踩着油门，却怎么动不了。我跑到船舱外，一片漆黑，但在水面下，船底有个东西，一闪一闪在发亮。

我猜应该是挂到渔网的浮标了。这里仍是中国海域，白天我就看见了很多渔船。浮标是硬泡沫做成的，这时被压在船下，“嘭嘭”地不断撞击着船底。每撞一下，我心口就紧一下。我的帆船船体是三明治结构，里外两层薄，中间夹层撞击后容易变形。我很担心在浮标的不断冲撞下，外层容易撞坏，那样水可能会慢慢渗进来。我也担心，船舵会不会受损——虽然我还有个备份的舵，但换舵本身就是个特麻烦的事儿。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帆降下来，看看如果没有动力，渔网的绳子能否自动松脱。但当我降帆之后，发现浮标和绳子仍然绞在船底。我那时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如果缠得很死——我得潜到水里去清理。但在夜里，那是非常危险的。可能要等到天亮了。

我拿了个钩子，小心地把绳子一根一根勾过来，再用刀子割掉。浮标仍不停地在撞击。那真是个恐惧的声音，就像深更半夜有人在猛烈地敲门。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终于停下了。我拿着手电筒，检查了一下四周，看看船舵，自我感觉没出什么大问题，终于松了一口气。天仍是黑的，很快就是黎明，我却再也睡不着了。受了这个惊吓，睡意全无。而且你一旦知道船体没受损，心情似乎还挺高兴，有种劫后余生的快感。

说实话，如果那天真出了什么大问题，导致必须放弃这次航行，我一定非常沮丧。以我的个性，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会重新开始。可怎么开始？这是一个消耗非常大的系统工程——资源的对接，团队的力量，有形无形的物力财力等等——所有这些，我都不敢想象。为了这次航行，我准备了将近两年。即使要放弃，也不要是现在，这才刚出来两天。距离最终的目标，还有好几个月呢。而真正的危险，我知道，还在后面。

我是在2010年春天萌生的这个想法——“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那时我还在欧洲训练，参加各式各样的帆船比赛。自从那几个字在脑子里冒出来，就再也停不住了，心里就一直在琢磨。对于任何一个职业水手来讲，那都是一个至高的目标，无论是体力、技术，还是精神上，都需要极难的要求。每个去挑战的人，都会引以为豪。

在很多人看来，以我的年龄、进入这行的资历，去挑战这个记录有点不太现实。2001年，我在香港第一次接触帆船，那时我已经36岁了。不过我刚刚辞职，还没结婚，我觉得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了。

在那以前，我在航天部下属的国有企业工作。我不是搞研究的，只是参与过一些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的业务。从1997年开始，我就迷上了户外运动。起初是滑雪，然后是滑翔伞，我还记得我们总在周末去北京周边玩这些运动。

在国有企业呆久了，就有种被束缚的感觉。我拖了两年，才真正脱离了那个单位。那时完全没什么事业方面的考虑，只觉得人生还很长，机会很多，我得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说白了，就是想先玩一段时间。

其实那时的北京，生活成本不高，也不像现在房子车子一大堆令人紧张的话题。我玩的那些运动，也不贵。滑翔伞零零碎碎一套装备下来，也就一万多块钱。但你可以飞啊！

起初，这些都只是业余爱好。我大部分时间仍在北京，每年玩一、两次帆船就不错了。到了2004年，契机出现了。青岛是奥运会的帆船项目主办城市，他们需要找一个人宣传这项运动，我恰好是青岛人。随后一两年，我就以宣传奥运的名义，驾着帆船去了日本，还去了香港。那已是半玩半工作的性质了。

一路往前走，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了。

2006年，我已过了40岁，决定去欧洲。我想得很简单，并不是一个全面的人生规划，只是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怎么讲，就是你要达到一种专业高度，对得起别人对你的尊重。

在欧洲，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参加了2008年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那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赛程最艰巨的专业帆船赛事之一。打个比方，那就像足球世界杯的水平，最高等级的，我一进去，立即感觉到我和其他人的差距。那艘船有个中国赞助商，因此需要个中国人参与。船上11个人，我是唯一的亚洲人。

我是作为媒体船员参赛的，负责拍照摄像，记录所有点点滴滴，然后回传给后方。我以为这很简单，结果后来发现其他几艘船的媒体船员，都是参加过奥运会帆船赛的，而且他们英语都是母语。我压力很大，如果我记录得不好，会拖这艘船的后腿，也没面子。到后来压力越来越大，几十天睡不着觉，就像忧郁恐惧症，完全快崩溃了。我记得船经过青岛时，我几乎要放弃，但咬咬牙居然又留下来。我不知道心理学上怎么说，好像过了某个时刻，心里所有的负担就慢慢放出来了。九个月后，我熬了过来。

对我来说，那次航行收获了太多。我知道极限在哪里。简单来说，你见过世面了。这些东西，你不亲身经历，永远得不到。

2009年秋天，我又回到欧洲，重新捡起训练。我得为接下来的好几个赛事做准备。那时候我就在想，所有这些训练和比赛都结束之后呢？我怎么办？我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经验——虽然很像快餐式的拔苗助长，但总归是要回国的。回去，我得做一个事业性的东西。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法国西部一个度假胜地训练。那里风景很美，我租了个房子，在阁楼上打开窗户，满眼都是海景。风打在桅杆上。但我那时就像那些留学苦读的学生一样，是个苦行僧。风景再美，也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得去克服什么——那些孤独、情感、似有似无的情绪。你知道，那也像一种训练，精神上的训练。我后来之所以能在海上一个人忍受138天，所有那些训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问我会孤独吗？当然会，但比你们想象的好得多。

11月26日，我在海上的第九天。我仍航行在北太平洋。过去两天，由于东北信风，船行驶得很快。已经驶出了1500海里了。我的身体似乎已习惯了海上生活的节奏。我睡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船舱内。里面原本有张担架床，可以调整角度，以防船晃时掉下去。但我几乎一直睡在地板上。因为万一出现情况，我可以迅速翻身起来解决问题。

地板是不平的。我铺上一些箱子、杂物、或者帆，垫得相对平缓一点。船舱里都是一个一个整齐的箱子，有时我需要移动这些箱子，来保持船的平衡。地板也是湿漉漉的，海上总是很潮，我的衣服偶尔也会带水进去。我总是和衣而睡。你不要以为帆船很舒服。这种赛船和休闲船不同，就好比清水房和豪华装修的不同。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每天还得记录，也要和后方沟通——在法国，有个技术团队在帮我。

我记得就在那天，我收到了他们的邮件，说未来几天即将出现一个热带风暴。他们给了三个方案，让我选择。第一，原地待命。第二，那个风暴是由东向西，我可以在远离风暴系统中心的安全区域北部由西朝东走，绕到它后面去。第三，抢在风暴到来前，驶出这片海域。

我花了一天时间考虑。那天航行的速度不错，我认为自己有能力抢在风暴的前面。这是个积极的选择，也更有挑战性。但他们也无法验证这个方案是否百分百的可靠。因为天气观测的准确性，也许只有12个小时、或一天，至于未来三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敢保证。因此，他们比我还紧张。

我知道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带来船体受损的后果。有人可能会说，这种航行，并不是和别人抢时间。实际上只要到达终点，完成记录，就是最大的收获。所以就绕一下，选择第二种保险的方案，不是更好吗？

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使我很兴奋，就像打仗似的。可战斗与否，是一种态度。我只有三天时间。三天不睡觉，全神贯注。我觉得自己有信心走过去。但我没料到，那次风暴的威力，比想象中大得多。

头一天还没事。第二天下午四点，我眼看着我的中号球帆掉到了海里。还好那时没有太大的风，15到20级的风。那块帆有150平米，拖在船尾。船仍在缓慢往前走，因为主帆还有动力。但那其实有点危险，那块帆很容易绞到船舵，再也拉不出来。我马上降下主帆，赶到船尾。我得把脑袋扎到海水里，才能把那块帆顺出来。然后再用绞盘一点一点收上来。等一切结束，天已经黑了。我以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但风暴的速度更快。

第三天傍晚，天空的黑云开始加强。我正迎风行驶，风越来越大，读出来的数据不断增高。我猜测后方团队也没料到风暴会这么大。很快我就发现，我用的帆不太对。那种情况下，应该用暴风帆的，要启动生存模式，保证安全。但风来得太快太大，我根本来不及换帆。风力不断加强，收帆更不大现实。何况这是夜里，只需几分钟，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相当于我的船没做任何准备，就进入了一个超过它负荷的境地。

我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扛过去。

那一整夜我都没敢睡。非常紧张，盯着那个数据表，观察风速。我也祈祷，希望这场大风很快过去。外面是5米高的大浪，虽然它不会劈头盖脸的打来，但仅仅是声音，就带来无形的压力。头顶的帆也在颤抖，你不知道哪一刻，某个颤抖会放大，会突然响一下，那就完蛋了。到后来，我已经不去想了。想什么都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

直到次日中午，风终于从40多级减回20多级。打扫战场时，我发现电子风向标被吹走了一个。它是用来测风速和风向的。那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天，我只剩下一个风向标——如果它也没了，我只能中途放弃。这件事就像个大石头，此后每分每秒都吊在心头，再也没放下。

风暴后的天空很诡异，乌云聚集，像浓重的油彩画，有一种恐惧的漂亮。

几天后，我才听说那个热带风暴最后形成了超强台风，名叫宝霞。在附近的菲律宾登陆时，死了一千多人。

没有谁能掌控风。几乎每一天，风持续地刮着。风的大小随时在变化。太大，就会变成风暴，命运仿佛掌握在自然手中。但是如果太小，甚至一点风都没有，我也难以忍受。12月4日，海上第17天，我过了赤道，到了南半球。在南纬0度0点7分，我放了一个漂流瓶。

将近半个月，我在赤道附近走走停停。有时十几个小时完全没风，速度是零，船一点不动。天气看起来很好，温度三十多度，跟夏天一样。但在船上，你完全没有休闲度假的感觉。因为闷热和停滞，快要把人逼疯了。没有空调，太阳顶头晒，我根本睡不着。你也不能放心大胆地去睡个好觉。因为一旦来风，你要抓住它，赶紧走。

有一次，我估计未来两个小时都不会有风，索性脱了衣服，跳到海里游了一会泳。如果碰到下大雨，还能站在雨中冲个澡。那是我出发后第一次洗澡——在后来又洗了一次，那已是一百多天后的事了。但赤道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很暖和，突然的暴风雨，就会变得冷飕飕的。

等风的时候其实很无奈。我带了一些书，比如南怀瑾的书，莫言的《生死疲劳》（我看不下去）。在IPAD里，还有很多电子书，大都是历史类的。印象较深的是一本外国书《绑架》，讲一对英国夫妇被海盗绑架的故事。

我那时已经近一个月没看见任何人了。有一天，我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马达声。放眼望去，20海里之外有座岛屿，然后我看见两艘船朝我开过来。那天没风，我根本无法动弹，因此很紧张。我说不好他们想干什么。

在大海上，每艘船都在自己的航道上，各走各的路。互相看见不足为奇，但突然朝你而来，你会有一种不详的感觉。所谓的海盗，也分职业和业余的。有时你也许只是碰上了一些刁民，有些人也只是好奇，但就怕那种好奇变成了非分之想。

那两艘船走近后，我看出他们并不是海盗。船上站着两个人，穿得破破烂烂的，但说的是英语。我决定先表现出友善，主动和他们打了招呼，问这是哪里？

“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一个人说。

他们也许是附近的渔民，船上堆满了几十条金枪鱼。我问这些鱼打了多久？“半个小时吧。”那一天能打多少？“一百多条吧。”他们看起来和中国的渔民不太一样，好像压力没那么大似的。我记得刚离开青岛时，很容易碰到中国的渔船，但从没有过来打招呼的。不过，也许是这两个渔民没见过这种帆船。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他想上船看看。

“我在比赛。”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说：“比赛不允许其他人上船。”

我从船舱里拿出一件保暖衣，递给那个人。我不确定这是否有用，但我告诉他，这是一个礼物。他看起来很高兴。我们接着又聊了半个多小时。临走前，他还留下了姓名和电话。看着他们慢慢消失，说实话，我心情有点复杂。我很高兴终于有人可以说说话，另外，我也松了一口气。

但那次插曲带来了意外的想法。也许我也可以试试打鱼？我船上有一套钓鱼的设备。用一根线绑上仿真鱼饵，然后仍到床尾的水里。如果船在走的话，能拖出几十米远。这是海钓的一种方式。我的运气可能不太好，一条鱼也没上钩。

但那些天，我常常看见海豚在捕鱼。它们总是集体作业，把鱼慢慢地围起来。从远处望去，你能清晰地看见金枪鱼惊惶无措地跳到海面上，绷得老高。

那是我唯一一次尝试钓鱼，只有在心情不错的时候才会发生。但风平浪静的日子很快过去。我将继续驶往南大洋。最南方，是南美洲的合恩角。在航海人心中，那就是一座珠穆朗玛峰。

在欧洲时，我曾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去航海，中途突然出现了问题，需要他们中的一个人，爬到桅杆上去解决。那个男的爬了上去，但下来的时候，突然卡住了。在桅杆上卡住，是最危险的事。他根本就动不了。下面的人也帮不上忙。总而言之，他们完全没有救生的办法。最后，那个女人眼看着男人挂在桅杆上，挂了七、八天，直到腐烂。

这是水手间流传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听很多人讲过。在海上，任何小问题，都可能演变成无穷大的大问题。前往合恩角的那段海路，可能是我这次航行中最紧张的旅程。厄运一个接着一个来。

我记得是圣诞节后的那一天夜里，凌晨12点半左右。我的前帆突然从桅杆顶部大约2米的地方撕裂了。下面那一截帆，掉进了水里。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它捞起来。但桅杆上还有一部分残片，残留在支索上——就像一个旗帜在飘。

起初我觉得它并无大碍。好像就一点点残片，不用管它。但后来才发现它有足足两米长，会影响其他帆的运行。有一次，另一块帆缠绕到了这个支索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爬上桅杆，去把剩下的那一截帆剪掉，取下来。我就在那时想起了那个故事。

每个水手其实都会爬桅杆。那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技能。我和后方的技术团队讨论了之后，他们说，最好选一个风浪比较小的时间。但具体哪一天？谁也说不准。我没打算告诉我妻子。

2014年1月1日，天气不错。我已处于南纬40度附近，再往南，天会变得更冷，风更大，也许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去爬桅杆。我立即决定就在那天做这件事。

那个桅杆高18米。当你往上爬时，它是来回晃动的，整个船也在晃。我们有一套专业的提升器装置，你得保证熟练，才不至于出现差错。但就像那个故事一样，最危险的时刻，不是爬上去，而是下来。我有80%的把握，能完成这件事。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下来时，我觉得自己快要大功告成了，动作快了一点，结果衣服上拉锁的扣子，一下挤在滑槽里，卡在那儿动不了。

如果卡得很紧，如果靠自身的力量弄不开，我不敢想象。我冷汗直冒，悬在空中，想做任何操作也没那么容易。我在那里僵了几分钟，然后慢慢地动，最后它终于开始松动，然后使了很大的劲，一下子给解开了。

也许一个真正挑战冒险的水手，他一定尊重和热爱生命。而不是像敢死队，抱着必死无疑的决心去做这个事儿。他觉得自己可行，有足够的把握，以最小的危险概率去完成。我记得当我告诉后方团队，我已经爬完桅杆，顺利解决问题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卡在桅杆上的那一刻，紧张、焦虑。但那并不意味着，其他时候我就没这感觉。我好像随时都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比如仅剩的那个电子风向标，我总是担心它又被风吹走了。有一次，恍惚间，我好像发现它也不见了。常常这样，自己吓自己一跳。

有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的事情。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你不敢忽视任何一个小问题。帆的问题，机械故障，电子系统的问题，这些都会带来令人抓狂的想法。比如，我船上原本配备了三套发电系统。一个柴油发动机、一个水力发电机，一个太阳能。它们提供电力，支持我的所有设备。但最后，每一套机器都出现了故障。当你发现出了问题，脑袋一下就嗡的一声——会不会造成连锁反应？会不会就此结束？所有这些事情都在我心里造成很大的冲击。相对而言，孤独算什么？

1月5日是我的48岁生日，航行正好是第48天。我打开电脑，和妻子、孩子们视频了一小会儿。我最小的孩子还不到十个月。临行前，他们专门为这天准备了一袋速食面。好吃，但没那么好吃。

距离合恩角越近，我也越兴奋。之前每一次出现问题，我都很担心，总觉得如果中途放弃，很不划算。但合恩角是个标志性的点，是很多水手的梦想。即使最终我没有完成环球航行，但走到合恩角，已经是一种成功。我也能理直气壮的说，这次旅行，并不是我无知者无畏，也不是一时的匹夫之勇。一切都是值得的。

1月18日早上，天一亮，我就看到了南美大陆，远处的雪山。我估计中午就能抵达合恩角。但那天的天气糟糕透了，风不断在变化。整整一天，我都手忙脚乱，筋疲力尽。傍晚时分，我终于抵达了合恩角。我再次放了一个漂流瓶，然后坐在那儿，掏出团队给我早就准备好的一瓶朗姆酒，一根雪茄。摄像机放在我前面，那个时刻值得记录。

“从出发到现在，两个月，真是太难了。”说完这句话，不知道怎么了，我哭了起来。我转头看着远处的山脉。天色已晚，在夜幕下，合恩角正变成一个黑色的轮廓。

信天翁、海豚、阳光，偶尔还听听音乐。过了合恩角，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1月25日，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海域，见到了新华社的记者。我们原本约好了一个汇合点，但那天风浪有点大，港口不允许他们租的船开得太远。所以我往里多走了20海里。为这事儿，世界帆船速度纪录委员会要求我澄清一下，为什么要牺牲20海里，走一段没必要的路程。而且你不能得到外援，哪怕是一瓶水。最后，那个开船的阿根廷人和新华社记者，不得不单独写了一份声明。

从那天之后，我穿过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直到印度尼西亚的巽达海峡，我再也没见过任何人，任何船。

那是一段漫长的，甚至有点无聊的旅程。只剩下无尽的风。风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和敌人。如果你用得好，它能帮助你前行。但如果形成风暴，它就是个恶魔。但所有这些自然的因素，都是不可控的。

当然，我的朋友还包括那些无拘无束的动物。在以前的航海经历中，我曾碰到过鲸鱼。鲨鱼——我听说过有船撞上它们。在《少年PI》中，李安把那些美妙的海洋小生物拍得那么绚丽，但实际上你真正看到它们时，偶尔还会紧张。那些在海水里闪闪发光的东西，会带来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最常见到的是海豚。白天看着很浪漫，飞来飞去像个小伙伴。但到了夜里，它们仍游荡在四周，发出那种呼吸的声音，幽灵似的。似乎能看见，又好像看不见。有时候，即使是月光投射在海面上的影子，也会让你产生无尽的联想。

农历新年的那天，我仍在大西洋上。我用红笔在船舱里写下一副对联：“孤帆不孤，十亿人同在；远影虽远，四万里即归。”我穿上了中国式的红衣服，开了一瓶五粮液。只能喝一口，否则就醉驾了。等到元宵节时，我已经过了非洲的好望角，身处印度洋。那时正好是我航行的第100天。

自从攀登完合恩角这个“珠穆朗玛峰”之后，接下来的行程，就像下山一样。我有种收拾战场的感觉。风持续地稳定，我走得很快，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样考虑战术。仍有一些小问题，但都不是致命的了。我甚至已经在考虑，人生中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我记得十几年前，刚接触大海时，它带给我的就是一种直感的东西，就是好玩。那是一种单纯的喜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如此开始的。但是如今，当爱好上升成一份职业，似乎就到了另一个层面。很多其他的因素加了进来，包括你的经历——比如一不留神参加了沃尔沃那次航海赛，在这个过程中，痛苦不堪的那部分，逐渐变成了收获。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已不再是起初那种单纯的好玩了。

但有一点我相信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对大海的享受。这100多天里，我印象最美的时刻，就是在过了合恩角之后的那几天。那时心情大好，无风无浪，夕阳陪着晚霞，远处是无数的海豚在蹦来蹦去。

2013年3月12日，我回到了文明世界。航行在巽他海峡时，恍若隔世，突然进入了一个有人烟的地方，真实又不真实，好像做梦一般。那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一条狭窄水道。最窄处，两岸都看得一清二楚。那也是个忙碌的海峡，身边都是来往的商船。我既兴奋，又紧张。大脑一根弦绷得很紧。那天的晚霞特别漂亮。但离开海峡没多久，我就遇到了海盗。

好像总是这样。荒无人烟时，希望回到人群中。但有了人，就有突发状况。

那又是个凌晨十二点，我突然发现船又被渔网钩住了。它安静地停在爪哇海上，一动不动。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特别抓狂。这一次，比刚出发时碰到的那次情况更麻烦。我折腾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听见了马达声，看到远处有一点点微弱的光。

那艘船大概离我几十米远，已经很近了。我起初以为是普通的渔船，只是没看到我而已。我朝他们大喊大叫，希望能引起注意。但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反应，仍然对直朝我撞过来。它的个头不大，速度也不快。我站在船边，在它靠近我的一瞬间，我用手拨开了它的船头。

如果他们是不经意，或者失误开过来的，这时应该立即走开了。但我看见它兜了一圈，用船屁股对着我又撞了过来。“大事不好。”我心想，“这一定是有意的。”

第二次，我知道自己拨不开了。他们撞上了船后的一个不锈钢支架，那是用来支撑卫星天线的。但经过这么一撞，我的帆船开始松动。那时渔网也割得差不多了，我赶紧趁乱开走。帆一升起来，风的动力比他们快得多。他们是个木船，船上好像有两个人。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他们没有追上来。我猜测他们只是一些业余的小海盗，也是属于碰运气的，碰到一个算一个。如果我运气差，渔网还没割开他们就来了，我就成了瓮中之鳖。

那时我离终点只有很近的距离了。我打算进入南中国海，穿过台湾海峡，然后沿着海岸线抵达青岛。我没想到，接下来这段路程，才是最艰难的航行。我足足走了将近一个月。

我似乎又进入了令人抓狂的缺觉阶段。视线中，始终能看到有船在四周。白天还好，我可以睡20分钟。但晚上，你根本不敢睡。有一次，连续两、三天我都没睡觉。尤其是过了台湾海峡后，那些中国的渔船特别彪悍，根本不管你，而且他们还拖着渔网。最危险的一次，我离他们的渔网只有二、三十米远。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但心情却很焦躁。

4月4日傍晚，我看见了一艘海监船。然后他们一直伴随我往前走。我知道离青岛已经很近很近。第二天早上，天刚亮，烟雨蒙蒙时，好像下着下雨。我突然听见有人叫了我的名字。然后我看见了朋友的游艇，好多好多，浩浩荡荡。

头一天我完全没睡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继续朝码头开过去。大约还有几米远时，我情不自禁跳到了水里。后来他们说，现场的大屏幕上，显示着这次航行的最终时间：137天20小时02分钟28秒。我那时根本没想到看这个。

我跳到水里，水很冷，但这些都不在乎了。我朝最近的那块陆地游过去，然后爬上岸，跪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只想亲吻脚下的那一小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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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14年3月《时尚先生》。

所有图片都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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