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唱书亦称"嵊县文书"。是流行于嵊县一带的说唱形式。形成于19世纪中叶，嵊县西乡遭受灾害，一些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当地流行的[宣卷调]为主，揉合了[牧牛调]、[莲子行]等民歌小调，创造了一种叫[四工合调]，每年农历正月至清明，在农村沿门卖唱，称为"落地唱书"。
历史沿革
清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嵊州马塘村有位青年农民金其炳，是一位聪慧的民歌手，自编自唱，有见人唱人、见物唱物、即兴歌唱之能，并唱得形象有趣，使听者捧腹大笑。田头歌唱小调非常直观，也十分生动形象。如：
日出东方红黝黝，长工短工上田头。
一年四季忙到头，过年回家空双手。
正月里来喜洋洋，家家户户放炮仗。
店王财主吃鱼吃肉，穷苦人家喝粥喝汤。
这些歌谣反映了农民对世道的不满和内心忧郁之情，曲调好听，内容深入人心，很受广大农民欢迎，被广为传唱。金其炳之名也传扬剡江南北。
金其炳以自己的才华，不断歌唱，形成了特有的风格，集宣卷佛曲、牧歌小调、四工合调精华于一体的新唱调。它的特点是纯朴流畅，唱词可多可少，无死板的格式，又好学好记，深受农民喜爱。许多青年纷纷拜他为师学唱。
当时马塘村就有金和林(金芝堂)、金和忠、金和文、金和清、金水清、金阿土、金传高等二三十人。之后，崇仁下相的相来鑫(相金堂)随父做蚕子生意来到马塘，被金所唱民歌迷住，也拜其为师学唱。
金其炳自有艺徒后，歌唱有了帮手，便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又按“箫经”中“四工合上尺”五个字或佛曲中的“阿弥陀佛”作尾声衬字，叫艺徒帮腔，如此便形成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较前宏亮雄壮，大大激励了演唱者情绪。
因为这种曲调以“四工合上尺”为衬字，大家就叫“四工合调”。从1851年前后金其炳等人的田头歌唱到被人们邀到台门、天井中演唱的十多年时间里，被称为“落地唱书”的前身——田头歌唱。到1863年前后，田头歌唱发展成沿门唱书，即沿门挨户卖唱。
当时，嵊州剡江两岸农村自然灾害连年发生，同时清政府的苛捐杂税，田赋繁重，使嵊州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离乡背井，四处逃荒。在这样特定历史条件下，于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前后，部分青年农民用民间曲艺作为谋生辅助手段，赖以生存。越剧的“母亲”——落地唱书的雏形“沿门唱书”产生了。
沿门唱书
马塘村青年农民歌手金其炳等人，不愿离家出走，也不愿提篮讨饭，为了生活，凭着自己会唱“四工合调”，便仿效新春佳节有堕民讨饭佬卖“春牛图”、“蚕花猫”和“扫地佬送元宝”的形式，于1863年前后走上街头村庄去卖唱乞讨。
马塘村人的沿门卖唱是不需本钱的不丢脸的变相讨饭，而收益也不小，故仿者甚多。由于卖唱所得的是年糕粽子，被人贬称为“讨饭佬唱年糕”。可是唱书人自己却称“唱年糕”，同时由于是沿门挨户卖唱，就称“沿门唱书”。
马塘村的近邻后朱、赵马、柳岸、支鉴路等村农民也仿效着卖唱，远在崇仁、甘霖地区、甚至全县农村相继出现了肩背钿褡、手拿长烟盅的农民去挨村挨户的“沿门唱书”的现象。
大约在清同治初年(1866)后，落地唱书便向新昌、东阳周边县发展。到同治末(1874)和光绪初年(1875)间，嵊州的唱书艺人到了安吉、孝丰、余杭、临安、富阳、严州、新登、湖州等地。金荣水随同师父金水清还到过苏州唱书。
那时唱书最好的是金其炳徒弟金芝堂(金和林)。他原是个补鞋匠，有书唱便唱书，无书唱就补鞋；有时日补鞋夜唱书。他在光绪年间挑着鞋担到余杭等地唱书。
余杭等地唱的是“茶店书”，农民要听书，必须进茶店。金芝堂等却把“书”送到农民家门口，农民不进茶馆坐在家里便可听书，受到广大农户特别是老弱妇幼的欢迎。唱书人收入可观，有“在家农忙三季，不如外出唱书一季”和“浦江铜钿，严州是面，余杭、湖州是晒不煞的田”之说。为此，嵊地唱书艺人纷纷到杭、嘉、湖地区唱书。
“落地唱书”虽发展到外地，但除金芝堂及其师弟相来鑫等少数人长年在外唱书，其他大部分艺人是农忙务农、农闲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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