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发起和参与古文论争，无疑有着借以创立一代“清文”的动机，但古文论争还有其具体的历史、文学及学术动因，在具体描述汪琬与古文家论争之前，有必要理清它的源起。
明清易代，士人反思明亡，将亡国之由归结到文道之衰上来。所谓文道之衰，大抵指明代前有七子拟古，后有公安、竟陵之文流行，七子是假古文，公安、竟陵既无法度，又与载道无关，有害于世。这一思维是清初文人反思历史变革之能事，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钱谦益将文道之衰与兵燹、阉祸等同视之。在这一点上，汪琬看法相近，有志一扫“今文陋迹”，“卓然思起百数十年文运之衰”（P630）。古文家复兴古文，以求有补于世，却将亡国归罪到一些文人身上，本末倒置，自然引起不少异议，遂构成一桩聚讼公案。
清初士人在新朝与故国之间的选择，本来就是容易引起激烈争议的话题，尤其是明清易代还有其历史特殊性：异族统治取代汉人政权，民族矛盾尖锐。“夷夏之辨”是汉人士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明遗民规模空前，清初二十余年间居为文坛主流，此后新朝士大夫始渐取代之。在汪琬这类仕清文人看来，遗民之文非适应世变的文字，不合世用，而遗民对适应世变的文字多不屑一顾。严迪昌先生《清诗史》将诗人的不同选择概括为“朝”、“野”离立。这种离立态势同时存在清初古文运动中，成为论争的一大动因。
易代后文学思潮多元变化，值得注意的就有七子、公安、竟陵余风犹存；遗民文学居为主流，而馆阁文学日益崛兴；小品风气犹盛，而古文呈现“中兴”。从历史概念上说，明人余风、遗民文学、小品风气指向一个朝代“明”，馆阁文学及古文“中兴”指向一个朝代“清”。所谓“中兴”，是以“明文”为参考的。汪琬等人倡导“清文”，自然也是对“明文”的一种反驳。有关“明文”、“清文”的不同批评态度，成为论争的核心问题。如何评价“明文”，已足以引起纷然争端了。
文学与学风关系密切，不可割裂，清初学风变革也是古文论争的一大源泉。明、清学术差异是相当清晰的，清人之学被龚自珍等称为“清学”，笔者将明人之学称为“明学”。清代以来主流批评观点是“清学”为实，“明学”为虚，清人有学，明人“不学”。其实，明人并非“不学”，只是其学与清人有异而已。“清学”作为对“明学”的一种反动，交锋最激烈的时期就发生在清初。“明文”与“明学”共生，“清文”与“清学”连体。
如何认识“明学”与“明文”、“清学”与“清文”，是清初的焦点问题。如学术宗汉，还是宗宋？说者不一。又如或以文章之“醇”专指儒学为宗，“不醇”谓染指释、老；或谓“醇”不离于“肆”与“博”，释、老不当排斥在外。再如小品，或谓脱离六经，非载道之文；或谓亦明道之文，不当排斥在古文之外。复如八股与古文的关系，或谓经学与古文之衰，八股难辞其咎；或谓八股从经传中来，附比经传，虽非古文正宗，但也是古文流亚。诸如此类问题，都反映了当时古文运动与学术思潮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明人的好论议标榜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政治史上党争之炽实已超过两宋与汉唐；学术史上论争的激烈程度不逊党社之争；文学史上论争涉及诗文、戏曲、小说等各个领域。明人这一习气未随明亡而终止。我们说汪琬借论争的形式推毂古文“中兴”，还只说得主要的一面，他与归庄、叶燮、阎若璩等人的交锋不乏负性使气、书生争是非的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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