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激烈繁复的古文论争，体现了一代文学思潮的急剧变革与古文运动的复杂形态。结合清初古文“中兴”与明清古文发展史，体现论争的文学史意义。
清初古文“中兴”是一种文学史的客观存在。其源起有三：一是文学源起。清初文人远承唐、宋古文运动，取法韩愈、欧阳修等人；近承归有光与唐宋派及复社、几社复古风气，反思唐宋、七子、公安、竟陵诸派得失，倡导古文复兴。二是政治源起。明末清初政治与历史大动荡，促使古文家寻求变革，提倡六经为本、文以用实，疏离自适性情。三是学术源起。实学昌明构成“明学”的新变，经学崛兴成为“清学”创立的关键，二者都推毂了清初古文“中兴”。
顺康之际涌现不同的古文创作群体，主要包括：复社、几社后劲群体；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为代表的贰臣群体；黄宗羲与浙东文派；顾炎武、归庄、王猷定、屈大均、周容、杜濬为代表的遗民群体；王士禛、王崇简、施闰章、魏裔介为代表的新朝士大夫群体；汪琬、叶燮、计东、尤侗为代表的吴中群体；易堂九子为代表的江右群体；侯方域、汤斌、宋荦为代表的中州群体；王弘撰、李因笃为代表的关中群体，董文友、陈维崧为代表的常州群体等。各群体、作家间的交叉与冲突，对清初古文理论与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清初古文运动中，古文论争、古文评点、朴学之兴，构成“中兴”的三大基石。通过对话交流，古文家鲜明地阐述了各自的古文观。文坛大家论争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对当时古文理论与创作的繁荣大有裨益。
基于此，再看汪琬与古文家论争的文学史意义。
一方面，汪琬论争对象，如黄宗羲、魏禧、归庄、周容、陈僖等，皆一时古文名家，所论都关系着清初古文运动的大问题，包括对古文正统的反思，对文法的认识，对“明文”的反思，对古文与经学关系的理解，对八股文的评价态度等。针锋相对的辩说，甚至剑拔弩张的对垒，对古文“中兴”有着不凡的意义。
清代金石义例之学的兴起，汪、阎之争有发端之功。探讨清代金石义例之学，此一文史公案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清文”取代“明文”，既非随朝代鼎革自然形成，又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汪琬与遗民周容、吴殳、归庄、魏禧、黄宗羲之争，前三次由汪琬主动发起，后两次由遗民主动发起。周、吴、归、魏、黄在明遗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文也几乎代表了遗民古文的最高成就。论争又牵入钱谦益、侯方域、王猷定等人，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周容之争，侧面反映了当时在野遗民居为文坛主流的史实。
在许多遗民眼中，钱谦益失节降清，但仍是“明文”大纛，“明文”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毕竟是故国之“遗”，非新朝所有，遗民可以批判它的弊端，如果以“清文”取而代之，他们显然是不尽肯的。黄宗羲编选《明文海》、《明文授读》，即可觇其意。这无疑含有十分微妙的“敝帚自珍”心理。所以，汪琬批评钱、侯、王，就遇到不小的阻力。随着时间推移，遗民社会衰落，“清文”最终取代“明文”的地位。
“清文”创立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文法之兴；经学昌明；适应世变。适应世变，不待详言而明。文法之兴是“明文”到“清文”演变的一个关键要素。这并不是说“明文”没有文法，而是说汪琬等提倡文法，重新认识古文正统，黜七子、公安、竟陵于正宗之外，从而变革了明中叶以来文章传统。
当然，“清文”取代“明文”，并不意味古文完成了从“虚”到“实”的质变。无论是七子复古、阳明学人鼓吹良知，还是公安“独抒性灵”、竟陵“幽清孤峭”，都体现了明代古文的革新尝试。“明文”自成一体，有“清文”难以替代的价值。
综上，汪琬与古文家的论争对清初古文“中兴”深具影响。论争胜负不是最重要的，未分出胜负，并不影响其推毂古文复兴的作用。清初古文“中兴”富有创造性，存在诸多有待深入开掘的空间，只有对诸如此类问题深作探讨，始可进一步认识清初古文“中兴”在文学史上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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