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把法律奉为真理，认为刘鑫没有犯法所以在这件事中没什么责任的人，我表示…emmmm…可能没啥人情吧…
对于因为觉得江歌母亲行为过度而反过来支持刘鑫的，感觉应该距zz不远…
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权益的争取，常常不会得到积极的评价。
几年前蓝色钱江纵火案的遇难者家属，曾因为向物业提起诉讼而遭到恶评，有人认为林先生是在用家人的命换钱，却罔顾物业灭火设备的不足。
西安奔驰车主坐在车盖上哭诉维权，遭到不怀好意的评价，很快车主的隐私也被挖掘出来，舆论从一开始的全面支持很快分化成了毁誉参半。
类似的场景层出不穷，甚至有人调侃，“以后要维权，可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历史是不是清白的”。
明明是正当的行为，却换不来别人的理解，甚至还被泼脏水，受害者就只能忍气吞声，委屈憋闷才能换来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吗？也许，真的是这样。
Grey和Wegner在2009年提出的道德角色定型（MoralTypecasting）可以解释这一现象。Typecasting一词源于好莱坞，意思为演员被角色定义，影响了人们对演员本身的认知。
例如我们认为罗温·艾金森和他饰演的角色憨豆先生一样低智商，傻乎乎，而实际上，他本人是博士学历。由于出演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家庭暴力男，冯远征迄今为止摆脱不了“童年噩梦”的称号。
如同我们对演员进行定型一样，我们也将周围的人定型为某类道德角色，阻止他们扮演其他道德角色，这便是道德定型。
道德角色定型会影响我们对其心智的感知。
所谓心智，简单而言包括感受性和主体性（行为水平）两个维度。
一个人可以表现出高感受性和高主体性，例如健康的成年人；
可以表现出低感受性和高主体性，如英雄；
可以表现出高感受性和低主体性，例如儿童；
可以表现出低感受性和低主体性，例如死者。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心智低下的人对他们的行为负有较低的责任，这也是为何对于精神病人和儿童法律会宽大处理。
根据道德角色定型和心智概念，当某人被归类为道德行为主体时，观察者会自动推断出他的主体性；同样的，当某人被归类为道德受害者时，人们会自动推断出他的感受性。举个例子，当被归类为受害者时，人们会认为他对疼痛更加敏感。Grey等人（2010）的一项研究发现，当被试把自己当做英雄时，可以增加身体力量。
道德角色定型理论进一步提出，道德主体和道德受害者的角色是互斥的。如果一个人在一个事件中是受害者，在另一个事件是加害者，会让人们混淆对这个人角色的判断。人们很难将一个事故中的受害者视为一个恶棍。同样的，如果罪犯将自己视为情绪的受害者，人们也会倾向于谅解这种激情犯罪忽略他的主体性。
个体可以根据对其感受性的感知来减少对其责备的程度，根据Zitek等人的研究，加害者可以通过塑造自己成为另一事件的受害者来减轻自责程度。
道德定型的另一些负面作用体现在，我们认为英雄应该做出牺牲，因为他们对疼痛的感受性更低；同样的，我们认为受害者应该弱小无助，因为他们的行为水平更低。
当受害者表现出主体性的特征，例如反抗和争取，就削弱了人们将其作为受害者的信念，从而降低对其同情和关心。
说回到可怜的江母，她还一直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公道，且不说事发当天，刘鑫对江歌的所作所为（外界一直争论刘鑫是否锁门，使江歌无法进入家中躲藏），案发后刘鑫的表现也足以让人愤怒。
陈世峰与江歌，本无交集，若不是刘鑫借住，他怎么会找到江歌家？
不论凶手的目的是伤害前女友还是伤害“以为阻碍自己恋情”前女友的朋友，江歌的身亡与刘鑫脱不了干系，“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里有明显的间接因果关系，作为朋友的刘鑫，大难不死，至少应心怀感激，至少对江母表现出一些歉意和关怀。
然而刘鑫对江母不闻不问，刘鑫家人对江母恶语相加。
清明节的“挑衅”，不怀好意的“血馄饨”，刘鑫以让人惊讶的行为挑战着江母的情绪和所有人的底线，“坏”这样的字眼对刘鑫而言，太轻了。
江母的坚韧和仇恨使得别人对其感受性的感知降低，而刘鑫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又让人产生了同情，于是真的有不少人开始站到了刘鑫这一边，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刘鑫没有错”。
是的，刘鑫没有撺掇陈世峰杀人，刘鑫没有亲自递刀，刘鑫到底锁没锁门堵住江歌的求生路尚在争议，刘鑫只是一个试图与男友分手，遇到暴躁男友的普通女生，她有错吗？她本没有错。
朋友劝她报警，她坚持不报警，她没错，想不到后果而已。
朋友在门外被自己前男友攻击，她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担当，她没错，太害怕而已。
朋友身亡，她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她没错，不是真朋友而已。
朋友被男友杀害，她没有表现出惋惜，她没错，不是真爱而已。
朋友的母亲要她讲述事件真相，她含糊不清，她没错，记忆混乱而已。
逢年过节挑衅遗属，她没错，对方先曝光了她的隐私。
“你失去的只是歌儿，我失去的可是我的生活啊！”刘鑫和支持者们如是想。
对，她什么都没错，只有纠缠不清的江母，心中永远有填补不了的空洞。
而现实中即使是站在刘鑫那一方的人，也不会想遇到刘鑫这样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