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像一个有无限磁力的吸盘，每年试图通过国考、省考、教师编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近日，一个发表于两年前的研究再度翻火，揭示了体制的另一面——县域体制内的青年中，男性成为“香饽饽”，女性却面临“择偶难”的困境。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欧阳静在研究中指出，中西部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以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自2008年以来体制新招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而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占比超10%。
在四川省A县机关工作六年的男公务员李伟深有同感，他判断体制内男性“即使不在金字塔尖，也仅次于金字塔尖”。而女性“如果在县城有个好单位，又有几分姿色，那就更不容易（找对象）了。”
按他的分析，“她们剩下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眼光高。”
这是男性的看法，然而，当你去问更多体制内的女青年，会发现她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很难用一个答案概括。
甘肃天水的奔三小学美术老师刘雪说，她属于被迫单身。她上一所待的学校，未婚女性有15位，未婚男仅1位，换了学校以后，未婚女教师共计4位，适龄男教师还是1位。
29岁的四线城市法院工作者曾余欢坦言，在过去，她的择偶标准仅为尊重女性、精神匹配，但随着年纪渐长、个人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她决定“不找比自己差的人，那样还不如自己过”，对男方家庭条件、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
海南海口某镇政府在编公务员林楠发现，她周围的异性谈婚论嫁大多并非出于爱情，只是想尽快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她觉得别扭，不乐意。
她反问道：“我都有铁饭碗了，还要男人干什么？”
相亲氛围
河北人曾余欢在某所211大学读公安专业，这个专业里，大部分人的出路是“当公务员”。2014年，她读大四，河北省省考仅有一个既招女生、又专业符合的岗位，位于离家四个小时，离省城更远的四线城市。
她还记得，刚开始工作那年，所在城市的市区还没有一家麦当劳，“打车20块可以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
周围人对待婚恋的重视，让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入职前两年，同事、领导都积极为她张罗对象，但都无法令她满意——“专科毕业的、没有正式工作的、还有特别矮的，和我一样165高……”
这些男孩的条件，她很多时候见面了才知道。介绍人总说 “说不定见见合适呢”，出于给领导面子的考虑，她会同意见面吃饭，由此结识了十几位相亲对象。
曾余欢发现，身边很多人的观念相当传统，与男同事聊天，她会故意谈论某地鼓励随母姓的新政，得到的回复是“就算生三个，也不可能跟老婆姓一个，这是底线”。
她至今记得很清楚，与男领导出门执行任务时，对方聊到“打老婆”的话题。她提及，“要是谁敢打我，我告到他倾家荡产”，她原以为会得到众人的认同，想不到领导却说：“你还是太年轻、太天真”，同行的男同事也漫不经心地补充：“老婆不听话，不打怎么办呀？”
听完这番话，曾余欢很长时间处于恐婚状态。
30岁的教师刘雪有同样的相亲体验。刚毕业回到甘肃家乡工作时，她23岁，体制内女教师是众人眼里的好工作，周围人都涌来为她介绍对象。当时年纪轻轻，她只当相亲是完成任务，再大一点她才发现，“小县城走入婚姻，百分之八十以上都靠相亲。”
过了28岁——周围人眼中“剩女”的年纪，她逐渐不再抵制相亲，她的择偶条件也放宽了，变得对另一半“没有任何具体要求”。
见识过的相亲场面多了，刘雪发现，县城里未婚男性会同时与多个女孩见面，他们总是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刘雪说：“经常一起玩的女孩，会相到同一个人。”
“男生条件如何？”
“一点也不优秀。”
她补充：“各方面都平平。”
恋爱
体制内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占据优势，公务员、医生、教师，都是香饽饽，四川省某乡纪委书记李伟将其归因为“县城环境更轻松，（男性）没那么多竞争对手。”
“在大城市，刚毕业没有原始积累的男生很快发现自己在底层——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太多了。在婚恋市场从23岁到40岁都是潜在竞争对手。”
县城刚好相反，“超过30岁没结婚的男人很少”。有体制加身的男性被捧在金字塔塔尖。
在海口某镇政府工作了三年的林楠发现，适龄青年中，男性更着急结婚。
她的依据是，每年只要有新的女同事入职，年龄过了25岁的男性同事都会主动搭讪 。她把这一举动称为“养鱼”，结合自身经历，她得出结论，”他们只是到了年龄找个合适的生孩子，是你也行，不是你也行。”
她列出一系列令她不舒服的细节：男孩约女孩出门吃饭，大多选在晚上十点以后，加上当地很多“未婚先孕”的案例，她总怀疑前者居心不轨；部分男同事结婚以后从来没在朋友圈公开过妻子的照片，却热衷于晒孩子；她的前一个追求者——同单位的男同事，单方面对她宣布自己的喜欢后，开始无穷尽的骚扰，美其名曰为“爱的表现”。
然而，这名追求者被明确拒绝后，不仅将她拉进了黑名单，还在三个月后火速“奉子成婚”。
林楠想反驳“县城女生单身是因为眼光高”的观点，“是这些男生太赤裸裸地表现出，我就是要找个人结婚生子”。
曾余欢也说，她最早只想找一个尊重女性、思想匹配的伴侣，但无论是身边同事还是前男友们，都令这样的想法泡汤。
她工作后的第一任男友，是同事的亲弟弟。那时，曾余欢26岁，到了周围人嘴里“再不找对象就嫁不出去”的年龄，她内心也有些波澜，答应了那个她内心并不喜欢，但家庭条件尚好的男生。
双方接触的半年时间里，曾余欢打从心底感到痛苦，“连牵手，我的内心都在抵触”。她最终因为发现两人三观不合，选择不再忍耐。
一次，她与前男友讨论一个案子：一个农村女孩未婚先孕，男生跑了，女孩的妈妈把生下的孩子卖了，并理直气壮说：“我没错呀，那总不能把他掐死吧？”
前男友却认为这很有理：“她说得没错啊，总不能掐死吧？”
曾余欢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认为双方存在智识的差异。
她后来还交往了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友，他喜欢健身，同是211毕业的体制内公务员。但因为“总催着我和他发生关系”，两人还是以分手告终。
分手一段时间后，在28岁的某一天，曾余欢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享有父母的宠爱，什么都不用害怕，“渐渐地有了自信，我可以配得上任何人。”
“女生可以一辈子不结婚，没必要着急找，找不着就不找。”
后悔吗
已经结婚生子的李伟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变化。他在六年间经历过三次工作调动，每去一个新单位，都会有几位大龄剩女。
他将原因归咎为县城圈子窄，而且周围人达成了诡异的默契——“体制内和体制外几乎不通婚。”
林楠承认，体制内女性都偏好于找体制内的，“要正式编，不能是临时工”。原因是他们收入稳定，且进入体制前都通过了严格的体检，相当于做了一次大筛查。
在李伟眼中，女性的择偶相当现实，他总结，女孩找另一半有一套鄙视链——“女公务员或教师都优先选男公务员，不太喜欢男教师”。有些女性还会判断男性未来的仕途，来决定是否与其共度余生。
而男性相反，对象是公务员、医生或者老师都不重要，“主要看脸”，他表示。
教授欧阳静认为，自古以来，择偶梯度都作用于男女关系。“现在这样的标准已经不算高了。在以前，女生是农村人，想嫁到城里去，这才是标准高。”
“一个公务员嫁个公务员，条件是同等的。”而欧阳静调研发现，要想结束单身，很多女性只能选择“下嫁”，这亦是家境好、优秀的女性“剩”下的缘由——她们更难降低择偶标准。
如此窘境，似乎从女性选择回到小县城生活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她们在个人事业、经济条件上处在小城的高点，却找不到心意相通、思想匹配的伴侣。
她们不被理解。刘雪说，总会听到周围人对自己的闲言碎语，她自己也不免感到焦虑：“年龄越来越大，担心生育困难。”
她曾后悔回到家乡，“城市太小，有个芝麻大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流言蜚语止不住。”
林楠也后悔过，她说，当年报考的时候没有预料到，小镇与市区相隔不远，人的思想开放程度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她所在的体制内环境封闭，人际关系却十分复杂。
这份工作是她花了三年才考上的。第一次考试是大四毕业那年，后来在私企，她边工作边备考。直到2018年，她将备考目标由事业编和公务员调至考乡镇，才最终“上岸”。
乡镇工作直面一线基层，林楠什么事情都要参与。打疫苗负责发动、接送、宣传；刮台风，要走访、转移人员。大多数时候，林楠没有周末，她要下乡服务村民，把心思放在脱单的时间更少了。
但说起做公务员，她从未感到后悔。她担任驻村干部，加上补贴，月薪可达7000元左右，在海口已是上游水平。单位提供了几十元月租的公租房，因此她每月最大笔的开销是车贷。
经历了三年的乡镇体制内生活，林楠对婚姻不抱太多期待，暗自下了决心，“如果35岁没结婚，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见到朋友圈有人秀恩爱时，她只偶尔感到焦虑，但转念一想，“指不定在家一地鸡毛”——她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
曾余欢也决定，“宁愿一辈子单身，也不将就”，她不愿像周围能力突出的女性一样低下头颅，进入婚姻后堕入“丧偶式育儿”的深渊。于是，她很早为自己买好一套60平米的二室一厅，刚刚还完房贷，“等父母老了，可以跟着我过来。”
她最近在听《华夏巾帼志》，那首歌的副歌唱道：“我可执一人手偕老，亦可独一身以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