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剩女”:县城太缺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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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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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像一个有无限磁力的吸盘,每年试图通过国考、省考、教师编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近日,一个发表于两年前的研究再度翻火,揭示了体制的另一面——县域体制内的青年中,男性成为“香饽饽”,女性却面临“择偶难”的困境。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欧阳静在研究中指出,中西部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以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自2008年以来体制新招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而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占比超10%。

在四川省A县机关工作六年的男公务员李伟深有同感,他判断体制内男性“即使不在金字塔尖,也仅次于金字塔尖”。而女性“如果在县城有个好单位,又有几分姿色,那就更不容易(找对象)了。”

按他的分析,“她们剩下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眼光高。”

这是男性的看法,然而,当你去问更多体制内的女青年,会发现她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很难用一个答案概括。

甘肃天水的奔三小学美术老师刘雪说,她属于被迫单身。她上一所待的学校,未婚女性有15位,未婚男仅1位,换了学校以后,未婚女教师共计4位,适龄男教师还是1位。

29岁的四线城市法院工作者曾余欢坦言,在过去,她的择偶标准仅为尊重女性、精神匹配,但随着年纪渐长、个人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她决定“不找比自己差的人,那样还不如自己过”,对男方家庭条件、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

海南海口某镇政府在编公务员林楠发现,她周围的异性谈婚论嫁大多并非出于爱情,只是想尽快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她觉得别扭,不乐意。

她反问道:“我都有铁饭碗了,还要男人干什么?”

相亲氛围

河北人曾余欢在某所211大学读公安专业,这个专业里,大部分人的出路是“当公务员”。2014年,她读大四,河北省省考仅有一个既招女生、又专业符合的岗位,位于离家四个小时,离省城更远的四线城市。

她还记得,刚开始工作那年,所在城市的市区还没有一家麦当劳,“打车20块可以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

周围人对待婚恋的重视,让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入职前两年,同事、领导都积极为她张罗对象,但都无法令她满意——“专科毕业的、没有正式工作的、还有特别矮的,和我一样165高……”

这些男孩的条件,她很多时候见面了才知道。介绍人总说 “说不定见见合适呢”,出于给领导面子的考虑,她会同意见面吃饭,由此结识了十几位相亲对象。

曾余欢发现,身边很多人的观念相当传统,与男同事聊天,她会故意谈论某地鼓励随母姓的新政,得到的回复是“就算生三个,也不可能跟老婆姓一个,这是底线”。

她至今记得很清楚,与男领导出门执行任务时,对方聊到“打老婆”的话题。她提及,“要是谁敢打我,我告到他倾家荡产”,她原以为会得到众人的认同,想不到领导却说:“你还是太年轻、太天真”,同行的男同事也漫不经心地补充:“老婆不听话,不打怎么办呀?”

听完这番话,曾余欢很长时间处于恐婚状态。

30岁的教师刘雪有同样的相亲体验。刚毕业回到甘肃家乡工作时,她23岁,体制内女教师是众人眼里的好工作,周围人都涌来为她介绍对象。当时年纪轻轻,她只当相亲是完成任务,再大一点她才发现,“小县城走入婚姻,百分之八十以上都靠相亲。”

过了28岁——周围人眼中“剩女”的年纪,她逐渐不再抵制相亲,她的择偶条件也放宽了,变得对另一半“没有任何具体要求”。

见识过的相亲场面多了,刘雪发现,县城里未婚男性会同时与多个女孩见面,他们总是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刘雪说:“经常一起玩的女孩,会相到同一个人。”

“男生条件如何?”

“一点也不优秀。”

她补充:“各方面都平平。”

恋爱

体制内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占据优势,公务员、医生、教师,都是香饽饽,四川省某乡纪委书记李伟将其归因为“县城环境更轻松,(男性)没那么多竞争对手。”

“在大城市,刚毕业没有原始积累的男生很快发现自己在底层——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太多了。在婚恋市场从23岁到40岁都是潜在竞争对手。”

县城刚好相反,“超过30岁没结婚的男人很少”。有体制加身的男性被捧在金字塔塔尖。

在海口某镇政府工作了三年的林楠发现,适龄青年中,男性更着急结婚。

她的依据是,每年只要有新的女同事入职,年龄过了25岁的男性同事都会主动搭讪 。她把这一举动称为“养鱼”,结合自身经历,她得出结论,”他们只是到了年龄找个合适的生孩子,是你也行,不是你也行。”

她列出一系列令她不舒服的细节:男孩约女孩出门吃饭,大多选在晚上十点以后,加上当地很多“未婚先孕”的案例,她总怀疑前者居心不轨;部分男同事结婚以后从来没在朋友圈公开过妻子的照片,却热衷于晒孩子;她的前一个追求者——同单位的男同事,单方面对她宣布自己的喜欢后,开始无穷尽的骚扰,美其名曰为“爱的表现”。

然而,这名追求者被明确拒绝后,不仅将她拉进了黑名单,还在三个月后火速“奉子成婚”。

林楠想反驳“县城女生单身是因为眼光高”的观点,“是这些男生太赤裸裸地表现出,我就是要找个人结婚生子”。

曾余欢也说,她最早只想找一个尊重女性、思想匹配的伴侣,但无论是身边同事还是前男友们,都令这样的想法泡汤。

她工作后的第一任男友,是同事的亲弟弟。那时,曾余欢26岁,到了周围人嘴里“再不找对象就嫁不出去”的年龄,她内心也有些波澜,答应了那个她内心并不喜欢,但家庭条件尚好的男生。

双方接触的半年时间里,曾余欢打从心底感到痛苦,“连牵手,我的内心都在抵触”。她最终因为发现两人三观不合,选择不再忍耐。

一次,她与前男友讨论一个案子:一个农村女孩未婚先孕,男生跑了,女孩的妈妈把生下的孩子卖了,并理直气壮说:“我没错呀,那总不能把他掐死吧?”

前男友却认为这很有理:“她说得没错啊,总不能掐死吧?”

曾余欢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认为双方存在智识的差异。

她后来还交往了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友,他喜欢健身,同是211毕业的体制内公务员。但因为“总催着我和他发生关系”,两人还是以分手告终。

分手一段时间后,在28岁的某一天,曾余欢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享有父母的宠爱,什么都不用害怕,“渐渐地有了自信,我可以配得上任何人。”

“女生可以一辈子不结婚,没必要着急找,找不着就不找。”

后悔吗

已经结婚生子的李伟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变化。他在六年间经历过三次工作调动,每去一个新单位,都会有几位大龄剩女。

他将原因归咎为县城圈子窄,而且周围人达成了诡异的默契——“体制内和体制外几乎不通婚。”

林楠承认,体制内女性都偏好于找体制内的,“要正式编,不能是临时工”。原因是他们收入稳定,且进入体制前都通过了严格的体检,相当于做了一次大筛查。

在李伟眼中,女性的择偶相当现实,他总结,女孩找另一半有一套鄙视链——“女公务员或教师都优先选男公务员,不太喜欢男教师”。有些女性还会判断男性未来的仕途,来决定是否与其共度余生。

而男性相反,对象是公务员、医生或者老师都不重要,“主要看脸”,他表示。

教授欧阳静认为,自古以来,择偶梯度都作用于男女关系。“现在这样的标准已经不算高了。在以前,女生是农村人,想嫁到城里去,这才是标准高。”

“一个公务员嫁个公务员,条件是同等的。”而欧阳静调研发现,要想结束单身,很多女性只能选择“下嫁”,这亦是家境好、优秀的女性“剩”下的缘由——她们更难降低择偶标准。

如此窘境,似乎从女性选择回到小县城生活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她们在个人事业、经济条件上处在小城的高点,却找不到心意相通、思想匹配的伴侣。

她们不被理解。刘雪说,总会听到周围人对自己的闲言碎语,她自己也不免感到焦虑:“年龄越来越大,担心生育困难。”

她曾后悔回到家乡,“城市太小,有个芝麻大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流言蜚语止不住。”

林楠也后悔过,她说,当年报考的时候没有预料到,小镇与市区相隔不远,人的思想开放程度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她所在的体制内环境封闭,人际关系却十分复杂。

这份工作是她花了三年才考上的。第一次考试是大四毕业那年,后来在私企,她边工作边备考。直到2018年,她将备考目标由事业编和公务员调至考乡镇,才最终“上岸”。

乡镇工作直面一线基层,林楠什么事情都要参与。打疫苗负责发动、接送、宣传;刮台风,要走访、转移人员。大多数时候,林楠没有周末,她要下乡服务村民,把心思放在脱单的时间更少了。

但说起做公务员,她从未感到后悔。她担任驻村干部,加上补贴,月薪可达7000元左右,在海口已是上游水平。单位提供了几十元月租的公租房,因此她每月最大笔的开销是车贷。

经历了三年的乡镇体制内生活,林楠对婚姻不抱太多期待,暗自下了决心,“如果35岁没结婚,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见到朋友圈有人秀恩爱时,她只偶尔感到焦虑,但转念一想,“指不定在家一地鸡毛”——她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

曾余欢也决定,“宁愿一辈子单身,也不将就”,她不愿像周围能力突出的女性一样低下头颅,进入婚姻后堕入“丧偶式育儿”的深渊。于是,她很早为自己买好一套60平米的二室一厅,刚刚还完房贷,“等父母老了,可以跟着我过来。”

她最近在听《华夏巾帼志》,那首歌的副歌唱道:“我可执一人手偕老,亦可独一身以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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