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今天
“中美互关领事馆,值得高兴吗?”
“我不是怂包,但我希望中美和平”
“我们为什么反美?”
“美帝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吗?”
大对决在即,恐美跪美的声音不断出来,以上就是最近网络流传很广的几篇文章,标题和内容貌似都非常“理客中”,很是能忽悠人,一些善良的爱国群众也纷纷转发点赞,说是难得的理性声音。
其中,尤以一篇标题为“关于当前中美关系,至今写得最好的文章”为最,众多公众号纷纷转载,阅读量很是惊人。文章作者是国家某高端智库知名专家。其实这篇文章我一个月前就读过,文章主要观点是:
以退为进,争取和平,争取中美合作;
中国严重依赖美国,离不了美国;
不要刺激美国,要维持所谓世界秩序的平衡;
不要战略主动,不要另起炉灶;
美国在很多方面是我们的示范和样板,仍然需要美国“倒逼”我们“进步”……
这样的文章,突然这么多人、这么多公众号转发,恐怕不是偶然的。文章虽然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为正视听,我来驳斥一下文中主要观点。
奇文共赏,一起来读吧。(原文太长,做了部分删节)
01
有关中美之争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斐君按:人家要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处处置我们于死地,我们还要反思怎么惹到人家了。)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斐君按:回到哪个过去?那个过去,是中国人民想要的吗?谁在装睡?难道对等还击、战略主动、争取发展空间错了吗?)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斐君按:有效需求不足,恰恰是因为输血和喂养所致。不脱钩,维持所谓合作的代价太大,如同饮鸩止渴。
为什么搞一带一路、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就是减少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美国的所谓消费能力,是借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东西。继续依赖美国这个市场,我们就要借更多的钱给它,填那个无底洞。
如果不再喂养美国这个超级寄生虫和依附在寄生虫身上的那些势力,中国将立刻元气满满、充满生机,加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内外经济都将进入一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届时,整体国民收入都将上一个台阶,老百姓的日子将好过很多。国运和百姓的命运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当前管理层提出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就是在纠偏之前的政策。)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他是现实主义者,“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乡港、台湾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斐君按:意思有点隐晦,大意估计是要维护美国利益,不能违反”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不然我们的阵地就会丢掉。)
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斐君按:没看到美国这届政府一上台目标就很清晰,就是既要我们的钱,又要我们的命。)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斐君按:这段实在不值得一驳。)
02
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早已将我们视为头号敌人,早已是敌我矛盾,还在幻想所谓”内部矛盾“,不敢、不愿斗争,自缚手脚,坐以待毙。)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对付对手的真正办法是什么。美国人哪里讲什么竞争政策?讲什么公平交易?产业政策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放弃产业政策,就是自断手脚、自废武功。西方对产业政策的重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斐君按:刺激美国人民就要死?美国民意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美国统治者和资本集团操控洗脑的,要什么民意就有什么民意。美国民意如果要我们死,我们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吗?今天美国的民意已经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面对这样的民意,我们还要抱幻想吗?)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斐君按:对台湾产业崛起的无知。没有政府保护、没有产业政策,哪个经济体能培育出自己的拳头产业。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汇率利率自由浮动,都是美国挖的坑,但凡被忽悠走这条路,都将走向依附之路,不可能独立自主的发展。
以退为进?怎么退?退到哪里才能满足美国?倒逼产业升级就要退吗?就要放弃国格和尊严吗?坚决斗争、脱钩,才是最好的倒逼。把中美博弈尽可能的拖在贸易博弈层面?天真的幻想。)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80年代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斐君按:两个字,无语。)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斐君按:交给读者朋友们点评吧,我点评的话就要骂脏字了。)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斐君按:作者的逻辑是,历史上少有先例,我们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当好自己的老二,不要做非分之想,任老大打压吧。老大都快进ICU了,我们也要输血给他,捐器官给他,老大不能死啊!)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斐君按:明明能站着活,非要跪着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
(斐君按:疫情大考下,中美制度谁优谁劣,已经一目了然。还在说什么美国的决策效率、信息透明、纠错能力。估计也不真信,现在把这些说美国好的人送到美国去,去感受一下美国政府的抗疫效率,估计一个也不愿意去!)
03
反思与出路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斐君按:这就是千方百计争取和平,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所谓“和平红利”。和平,是打出来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么浅显的道理,专家和精英就是视而不见。)
结语:
这样一篇文章,居然那么多人在转发、在点赞,阅读量还很大,可见很多人糊涂到了什么地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不是糊涂,而是有意传播、误导读者。因为不忍读者被误导,所以写了这篇点评文章。
大脱钩、大对决在即,必须整肃网络舆论,一切跪美恐美的声音都必须控制,并深挖其背后!即,恐美跪美论调来势凶猛、别有用心!
作者 l 夏斐君
来源公众号 l斐君思享汇(ID:feijunsixianghui)警惕!大脱钩在即,恐美跪美论调来势凶猛、别有用心!
“中美互关领事馆,值得高兴吗?”
“我不是怂包,但我希望中美和平”
“我们为什么反美?”
“美帝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吗?”
大对决在即,恐美跪美的声音不断出来,以上就是最近网络流传很广的几篇文章,标题和内容貌似都非常“理客中”,很是能忽悠人,一些善良的爱国群众也纷纷转发点赞,说是难得的理性声音。
其中,尤以一篇标题为“关于当前中美关系,至今写得最好的文章”为最,众多公众号纷纷转载,阅读量很是惊人。文章作者是国家某高端智库知名专家。其实这篇文章我一个月前就读过,文章主要观点是:
以退为进,争取和平,争取中美合作;
中国严重依赖美国,离不了美国;
不要刺激美国,要维持所谓世界秩序的平衡;
不要战略主动,不要另起炉灶;
美国在很多方面是我们的示范和样板,仍然需要美国“倒逼”我们“进步”……
这样的文章,突然这么多人、这么多公众号转发,恐怕不是偶然的。文章虽然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为正视听,我来驳斥一下文中主要观点。
奇文共赏,一起来读吧。(原文太长,做了部分删节)
01
有关中美之争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斐君按:人家要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处处置我们于死地,我们还要反思怎么惹到人家了。)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斐君按:回到哪个过去?那个过去,是中国人民想要的吗?谁在装睡?难道对等还击、战略主动、争取发展空间错了吗?)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斐君按:有效需求不足,恰恰是因为输血和喂养所致。不脱钩,维持所谓合作的代价太大,如同饮鸩止渴。
为什么搞一带一路、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就是减少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美国的所谓消费能力,是借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东西。继续依赖美国这个市场,我们就要借更多的钱给它,填那个无底洞。
如果不再喂养美国这个超级寄生虫和依附在寄生虫身上的那些势力,中国将立刻元气满满、充满生机,加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内外经济都将进入一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届时,整体国民收入都将上一个台阶,老百姓的日子将好过很多。国运和百姓的命运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当前管理层提出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就是在纠偏之前的政策。)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他是现实主义者,“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乡港、台湾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斐君按:意思有点隐晦,大意估计是要维护美国利益,不能违反”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不然我们的阵地就会丢掉。)
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斐君按:没看到美国这届政府一上台目标就很清晰,就是既要我们的钱,又要我们的命。)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斐君按:这段实在不值得一驳。)
02
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早已将我们视为头号敌人,早已是敌我矛盾,还在幻想所谓”内部矛盾“,不敢、不愿斗争,自缚手脚,坐以待毙。)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对付对手的真正办法是什么。美国人哪里讲什么竞争政策?讲什么公平交易?产业政策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放弃产业政策,就是自断手脚、自废武功。西方对产业政策的重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斐君按:刺激美国人民就要死?美国民意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美国统治者和资本集团操控洗脑的,要什么民意就有什么民意。美国民意如果要我们死,我们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吗?今天美国的民意已经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面对这样的民意,我们还要抱幻想吗?)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斐君按:对台湾产业崛起的无知。没有政府保护、没有产业政策,哪个经济体能培育出自己的拳头产业。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汇率利率自由浮动,都是美国挖的坑,但凡被忽悠走这条路,都将走向依附之路,不可能独立自主的发展。
以退为进?怎么退?退到哪里才能满足美国?倒逼产业升级就要退吗?就要放弃国格和尊严吗?坚决斗争、脱钩,才是最好的倒逼。把中美博弈尽可能的拖在贸易博弈层面?天真的幻想。)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80年代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斐君按:两个字,无语。)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斐君按:交给读者朋友们点评吧,我点评的话就要骂脏字了。)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斐君按:作者的逻辑是,历史上少有先例,我们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当好自己的老二,不要做非分之想,任老大打压吧。老大都快进ICU了,我们也要输血给他,捐器官给他,老大不能死啊!)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斐君按:明明能站着活,非要跪着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
(斐君按:疫情大考下,中美制度谁优谁劣,已经一目了然。还在说什么美国的决策效率、信息透明、纠错能力。估计也不真信,现在把这些说美国好的人送到美国去,去感受一下美国政府的抗疫效率,估计一个也不愿意去!)
03
反思与出路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斐君按:这就是千方百计争取和平,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所谓“和平红利”。和平,是打出来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么浅显的道理,专家和精英就是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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