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我的表妹作为应届考生参加了高考。按她以往的水平，保二本冲一本不成问题。但考试的时候，她却发挥失常，最终成绩正踩普通二本的分数线，导致填报志愿非常受限。于是再三思索后，表妹选择了复读。
做出复读的决定是艰难的，但这样的艰难放在国内高考背景下，又显得微不足道。脱离苦海的执着改变着学生的生活参数，以至于那一年，表妹班上因身患抑郁症而休学，无法参加高考的同学多达五人，成为同届班级之最，一时间人心惶惶。
同学接二连三休学后，表妹告诉我：“要是这次考不上，我也不会再考了。”
以下是表妹的口述
1
2017年8月，我从市二高转学到市高，开始了复读的生活。
市高是整个市最好的高中，长辈们总说，能进市高读书，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迈入了大学。正因如此，每年都有许多考试失利的学生花高价插班学习，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复读的班级是尖子班。进班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学习的紧绷感：60多平米的教室，日光灯永远开得像白昼一样明亮。课桌全以三小桌打横拼成一大桌的方式被分成三列，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教室里。全班共有67个人，但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都躲在半人高的书堆后面写试卷，时不时抬头瞟一眼黑板。厚厚的眼镜下面垫着几层卫生纸，防止托架压塌鼻梁。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教室左边贴着窗户的地方。为了让我坐进去，两个坐在外边的同桌必须得依次起身，曲腿，扶住桌子走出来，侧身在过道上给我让位置。等我进去后，她们再依次坐回去。
作为复读生，我很快进入了学习状态。每天六点起床来到教室背英语，课间背文综、写数学，累了就看看窗外的树杈，灰蒙蒙的天空和飞过的鸽子。每到这时，我总忍不住想：“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在哪里看天空呢？”想到这里，我又猛地摇头，让自己抓紧时间学习。
但我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右边同桌彭佳的不满。
彭佳是当年的应届考生，据说她从初中一路披荆斩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市高尖子班，一读就是三年。但越是这样的学生，对环境的要求越高。一次，我写练习题正写得起劲，彭佳左手肘猛地将我一推，使得铅笔在试卷上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
没等我反应过来，彭佳先开了口：“你翻书能不能别翻得这么大声？好像别人不知道你在学习一样。”我学习认真起来，确实容易把书翻得哗啦啦地响。于是我赶紧道歉，翻书也小心不少，但彭佳仍然三天两头冲我挑刺。
“你写试卷下面能不能垫本书，写得那么响，别人就不用学习吗？”
“你看题目能不能默读，非得读出来才满意？二高的毛病怎么这么多？”
彭佳的要求我都尽量遵守，但轻手轻脚地翻书、小心翼翼地写字实在让我难以进入学习状态。后来，我忍不住对坐在彭佳右手边的小满吐槽，说彭佳神经衰弱，这种小细节还放得这么大。没想到小满说：“彭佳以前不这样，但这段时间越来越敏感了。”
小满告诉我，彭佳的父母都是商人，开着市里最著名的连锁蛋糕店。优渥的家境让彭佳也十分好胜，想要冲刺最好的大学。但几个月前，彭佳的排名直往下掉，老师甚至在班上点名，提醒彭佳继续努力。“所以彭佳很着急，学习很用功，但是效果似乎不是很好。”小满说。
从那以后，我发现彭佳的努力真的超乎我的想象。高三的教室虽然是24小时开放的，但大多数学生还是会在晚自习后回寝室休息。
可彭佳却不一样。
彭佳是班上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随时随地都拿着一本英文词典背诵。听说彭佳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白天犯困时，就把胳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或用笔芯扎破自己的皮肤。到了凌晨两点还在喝咖啡复习。
但如小满所说，彭佳的努力没有换来成绩的进步。最近的考试，她又倒退几名，甚至比我考得还差。
排名公布的那天，彭佳趁我趴在桌上睡觉时，狠狠地踹了桌子一脚，我莫名其妙。后来才听说彭佳因为这场考试的失利，非常痛苦，甚至迁怒到其他同学，尤其是我们这种转学过来的人。但她对自己更狠心，冬季里，她睡觉连被子都不盖，以此惩罚自己。
可是，她的努力依旧没有成效。2017年末，彭佳开始出现反常。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小声地嘀咕着什么，一开始我以为她在背诵或阅读，后来发现桌面上一本书也没有，仔细一听，是她在自言自语。不仅如此，彭佳和同学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总是一个人闷着，或是一下下用头撞击桌子和墙壁。
这个情况引起了班主任韦老师的注意，她把问题向彭佳的父母反映，再把彭佳送到医院检查，得出了轻度抑郁症的诊疗结果。医生说，如果彭佳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症状不仅会加重，病情还可能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于是过了没多久，彭佳就办理了休学，成为那届高三学生中，第一个因为抑郁症休学的人。
2
彭佳休学的事件在整个校园掀起了轩然大波，“万岁学长”的事又被大家重新提起。
“万岁学长”是2011年的考生。早在考试前，他的行为就有些反常，学校也建议他休学治疗。但学长的妈妈不同意，要求他撑过冲刺期，坚持到最后。学长也确实坚持下来了，但就在开考前几分钟，他突然精神崩溃，叫着“万岁！万岁！”跑出了校园，从此神经失常。
不久后，韦老师明令禁止同学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她认为这会渲染同学的消极情绪。“高考，不仅是知识水平的比赛，也是承受力、专注力、控制力的比赛。如果有人撑不下去，就会被淘汰。”韦老师站在讲台上摊开手说，“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无论如何，彭佳的事暂时被搁置下来，我和小满成了同桌。
小满的脸圆圆的，眼睛也是圆圆的，皮肤黝黑。她性格十分开朗，笑声响亮得像在瓮里打鼓，传出去很远。
那时，韦老师在班上实行高压学习政策，要求我们6点起床，6点半到教室，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其余时间全用来学习。一天写四五张试卷，还有各个县区的模拟题，每天都进行测验，困了就躲在书堆里小睡一会儿。当然，偷闲的聊天也是禁忌。尽管如此，小满还是常和我聊天，怕我承受不住压力，逗我发笑。
高压政策持续没多久，上次高考的失败感，和对未来的担忧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许多次，我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呼吸，却还是觉得胸闷。
一个闷热得快要下雨的晚自习，我把画满了叉的数学卷子狠狠塞进抽屉，终于哭了出来。我有点自暴自弃地对小满说：“完了，我感觉这次又考不上了。”
谁知那晚熄灯后，小满悄悄来寝室找我。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她把一边的耳机放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问她：“你把手机带来了？”带手机到校已经被韦老师明令禁止。但小满告诉我，她偷偷带来半个多月了，趁洗澡时用卫生间顶部的插座充电，她说：“我想睡觉前听听歌，缓冲一下。”
此后小满每晚都来，我们躺在黑暗里，有时听她喜欢的歌，更多时候是听音节毫无规律的白噪音。小满说：“我真想一头扎进深海里，就这么沉啊，沉啊，沉下去。海里安安静静的，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用管。”
但这样片刻的缓冲并未能持续多久。一个早上，阿姨检查宿舍时，在小满的枕头下发现了她的手机，当即交到了韦老师手里。
而韦老师也立刻把小满叫到办公室，当着她的面把手机摔得粉碎：“这么关键的时候还想玩手机，你看自己最近考试掉了多少名？想要回手机就让你爸来领，这么不争气，对得起你爸吗？”
那天回到教室，小满的眼睛红红的，咬着下唇一声不吭。直到中午吃饭她才告诉我，这是父亲存了很久的钱才给她买的手机。
小满的家境并不好，父亲在水泥厂工作，母亲因为患有精神病，状况时好时坏，所以被关在家里。全家人的支出，都靠父亲微薄的薪水支撑。高二分班时，小满被分到了学校的尖子班，为了奖励女儿，父亲一咬牙，给她买了部手机。
“我当然知道带手机不好，一带手机，我的成绩就掉，把手机放家里，我的成绩又恢复一点，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小满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历史要点我背了五六遍都背不下来，抽屉里面的试卷，三天前就应该做完了，可是我的脑袋一点都转不起来，我着急啊！只有看手机的时候，才能轻松一点。”
小满举起手，用校服袖子抹了把脸，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3
那段时间，班里呈现一种奇怪的氛围，虽然只有沙沙写字、哗哗翻书和电风扇吱呀吱呀的声音，却总有令人窒息的高密度安静感。空气潮乎乎沉甸甸的，走进班里，就紧张得心跳失常。
为了帮同学调节心态，并让我们收获高效的学习经验，一个周五，韦老师特意把上一届考上中山大学的学姐请到班上给我们做动员。
学姐状态松弛，妙语连珠，一点看不出她也曾像我们这样整天油头垢面地拼搏。但学姐说，她曾因抑郁症退学，复读后才重新考上大学。
“我以前的状态非常紧绷，爱钻牛角尖，性格敏感。要是别人成绩超过我，我就会非常焦虑，看书要比别人多看两页，睡觉也比别人晚半个小时。”但学姐说这种自我感动的努力收效甚微，她号召我们戒骄戒躁，加强锻炼，让心态放松下来。
这次动员会后，许多同学都加入了锻炼大军。除了学校安排的常规跑操，我们每天傍晚也去操场上动两下。但只有刘畅不为所动，他还问我：“学姐怎么知道我看书的时候会焦虑，她是不是故意这么说，来讽刺我的？”
刘畅和我都是从二高转学过来的复读生，不同的是，刘畅去年因抑郁症已经休学一次，错过了高考，这是他的第二次备战。
但在我看来，刘畅并没有恢复得很好，他很少和同学说话，走路总是低着头，还经常斜眼偷看人。更要命的是，刘畅性格敏感，老觉得别人在讽刺自己，心中愤恨。所以和他说话，我总努力选择用词。
我告诉他：“学姐怎么可能针对你，她是说她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刘畅不信，嘴里一边细碎地叨念些什么，一边低头走回自己的座位。
没多久，刘畅的情绪出现了一次小爆发。
那天我刚回到教室，就看到全班同学难得停下手中的笔，纷纷注视着刘畅。只见他站在位置上，指着前桌的女生大呼小叫：“我就知道你们背着我说坏话，说我是一个被命运宣判失败的人。”
女生仰头辩解道：“你神经病啊，谁整天说你坏话。”两个人争执了半天，直到韦老师过来，把他们都拎去办公室。
后来我们才知道，前桌的同学只是在讨论影视作品，并没有说刘畅的坏话。但他听到那句“一个被命运宣判失败的人”，就自己对号入座，才和同学争执起来。
刘畅似乎对自己是第二次复读，又是从二高转学过来的事有些自卑。他曾对我说：“这些市高的人总是瞧不起我们，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劝他：“大家都忙着复习，没这么多精力看不起我们的。”
但他仍然留心关注别人的讨论，生怕别人在背地里讽刺自己，连学习都无法认真起来。
刘畅的事情还没解决好，班里又出了事。
有天晚上，一个叫傅明的男生站到了宿舍的窗台上，被拉下来后当晚就被父母领回家看守起来。同学们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和舍友说过话了，经常失眠了就站到窗台上去。考试不好就拧自己的胳膊和大腿，手臂上都是淤青。和他关系好的同学说，傅明经常自言自语说“考不上就完了”这种话，头抖得像弹簧公仔。
韦老师很快把傅明列为重点观察对象，并让心理老师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
4
“咱们班一连出了这么多事，你说咱们班是不是有毒啊？”几个引起学校注意的例子都发生在我们班，一时间人心惶惶。
学校也采取了措施，让心理老师给我们进行集体心理疏导，但效果甚微。仿佛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病毒，稍有不慎就会被感染，我的状态也越来越不对劲。
2018年初，我突然一点也不想复习了。就像脑子里本该有个引擎，按下电源就能启动思维，开动脑筋。但那段时间，发动引擎所需要的电池好像耗尽了电力。我早早到教室坐着，却只是面对试卷发愣。
周末妈妈让我回家休息半天，放松一下，我以复习为由拒绝了。但其实我起得比同学早，走得比同学晚，却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突然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不爱说话，不想看书。分明知道时间紧迫——当时快到期末考，同学们几乎都跑步上学，站着吃饭，牺牲午休时间都要再写一套题。我知道再不努力，我的成绩又要下滑一大截，而且前几次考试，我的排名已经掉出尖子班了。但我的手却动不了，我的脑子对我说：“反正肯定考不上的。”看着身边努力的同学，我的脑子又说：“他们一定准备得很好，每个人都准备得比我好。我这么差劲，凭什么上大学？”
这种状态在我去年高考前也出现过，毫无缘由地消极、否定自己，最后考试果然失利。意识到这一点，我心里一片绝望，觉得历史又要重演了。
在这种封闭消极的状态下，我的期末考试果然考砸了。韦老师拿着排名表告诉我，中等班有同学几次考试排名都比较靠前，学校打算把他们调到尖子班来。
于是高三下学期，我从尖子班被刷到了中等班。
5
从二高转学过来的复读生里，只有我被刷下来，一时间感觉有些丢人，但中等班的氛围却让我有机会松弛下来。和争分夺秒的尖子班不同，这个班的同学常在课间去买零食、散步，要么在走廊上放松。我新认识的五个舍友也很开朗，平时几乎不聊考试的事情。我和她们打闹，尽力不去想考试和复习的事。
只有小满还是经常来找我。
她通常在晚自习的课间过来，蹲在墙角和我聊天，多数时候会倾诉最近的困难。
“你走之后，我在班里都找不到人说话了。”小满苦着脸说，“我的成绩有点滑坡，数学还有好多题型不会做，英语也找不到感觉，我好怕自己考不上。”自从小满的手机被摔烂，她的眼里就蒙上一层忧伤，说话声音很轻，我也再没听见她笑过。 
一开始我还鼓励小满，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从没听过尖子班的人考不上的。但后来，我对她的倾诉有了一些不耐——对我一个被尖子班刷下来的人，她哭诉个什么劲？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加上我交了新的朋友，花在小满身上的精力就更少了。
一个晚自习课间，小满又到班门口找我。彼时我正打算和舍友去小卖部，于是我们手拉手走到小满面前，我假装没看到她眼里的黯淡，神采飞扬地问：“我们刚好要去买零食，你去不去？”她直愣愣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聊。”
我就这么转身离开了，这变成了我高考后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因为我的话，那天之后，小满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而我分明感受到了她情绪的极端变化，却没有在意。
2018年4月的一天，班里突然传来消息，尖子班四名学生被诊断出抑郁症，当天已经全部休学回家休养了。其中两个学生是轻度抑郁，两个是重度抑郁。令我吃惊的是，小满也在其中，此外还有刘畅、傅明，和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同学。
接到消息后，我急忙跑到楼上的尖子班，发现小满已经不在了。我多方后打听才知道，这个学期开始，小满的情绪、状态和成绩就很不稳定。上个月，小满妈妈的病症复发，她一下子就崩溃了，确诊了轻度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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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休学那一天，我毫无保留地哭了一场。因为我没有及时察觉她的不对劲，因为我作为她唯一的倾诉对象，却又把她推开了。
由于妈妈生病的缘故，小满曾告诉我，她最大的愿望是将来能够学医。所以没人比我更清楚，她有多希望考上这个大学。但如今，想考大学的人被迫离开了，我这个注定考不上的人却留了下来，我既生气又难过。
这件事情之后，我脑子里的引擎好像又可以重新发动起来。我恢复到尖子班时期的作息：每天学习十多个小时，保持运动、补充营养，站在走廊休息时我也在背诵英文。不会做的题型，我一遍一遍地总结、练习，记不住的要点，我就多抄几遍。
我的脑子里偶尔还是会冒出“肯定考不上的”“尖子班的人这么努力，哪里轮得到我这个中等班的出头”之类的话语，但我也回答它：“考不上就考不上，但既然今年要参加的考试，我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才行。”
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往前走，那年高考，我竟考上了省里的一所211大学。
遗憾的是，考试结束后的聚餐和大一寒假的同学聚会，当初因为抑郁症休学的同学们都没有参加。过了许久我才知道，2018年1月休学的彭佳，因为状态恢复得还不错，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冲刺了，刘畅和傅明也是一样。刘畅的状态时好时坏，但他也在为第三次高考进行准备。傅明则插班进入了中等班，他父母不再期望他能考上多好的学校，只希望他尽力而为，考上一所大学。
而和我不熟的那位同学没再回到学校，小满也没再复读。
2018年底，我终于拿到小满的联系方式，又和她恢复了联系。休学后，她在家修养了一段时间，状态渐渐好转。现在她已经进入了一家私人中医馆，跟着老中医学习配药、制药、针灸等等。
我问她：“你不想再上大学了吗？”小满告诉我，她妈妈的病比之前更重了，经常一个人跑到街上骂来骂去，没人照顾是不行的。如果考大学，肯定要重新复读，就要多花一年的钱，再加上妈妈的治疗费，她爸爸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她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能学本事，还能照顾妈妈。
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完了。后来发现，没考上，路也会继续。
小满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之外，还有许多要承担的责任。”所幸人生中最漫长的那些日子总算过去，未来如拨云见日般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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