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父子24年后团聚,《失孤》迎来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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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5

发表自话题:失孤


1905电影网专稿 “姐,我现在可以过正常生活了。”这是郭刚堂在找回失散24年儿子之后,给导演彭三源回复的第一句话。



7月13日,在公安部“通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团圆”行动最新成效”发布会上,公安部介绍郭刚堂儿子被拐案的相关信息。而郭刚堂正是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的雷泽宽的原型。


2天前,公安机关为郭刚堂、郭振(户口名为郭新振)一家人举行认亲仪式,离散24年的家庭终于获得团聚。电影《失孤》剧组纷纷送上祝福。片方在新发布的海报上,以一句“这是电影最好的结局”为整个事件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刘德华特意录制视频,“今天我感觉到非常开心而且振奋,因为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儿子,在公安机关的努力之下,终于跟父母团圆。”另一位主演井柏然同样在社交平台送上祝福。



电影导演彭三源更是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文,替郭大哥高兴,并寄语给郭新振,“因为他对你的爱我们拍了电影《失孤》,那时候我们就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所以你生父的突然出现,不止是带给你一份父爱,还带着天下的祝福!我们知道你平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们为此感到庆幸,为你父亲,也为你!因为你父亲曾经害怕地问过的‘他还活着吗’?因为你的回归给了一个圆满结局。”



有网友在文章下面评价,“彭导!可以拍个《失孤2》吗?”彭三源导演并没有给出拒绝,回了一句,“看谁找我。”一部电影,让整个事件被大众关注,更是让所有民众加深了对拐卖儿童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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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孤”


2011年春节期间,“微博打拐”事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一话题,同样引起了导演彭三源的关注。


自此,彭三源开始了该题材的电影创作和乡野调查,她联系了“宝贝回家”等相关公益组织,从各种真实的案例中,触碰事件的力量。当她越来越深度了解失踪被拐儿童事件之后,她惊讶于数据的庞大。



在《失孤》上映期间,彭三源在接受媒体时就曾坦言,“我拍这片的所有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这些‘失孤’的父母和被拐的小孩。”


在创作初期,彭三源曾计划把彭高峰的故事搬上大银幕,因为当时他重新找到了孩子,但孩子已经不认识他了,这种矛盾冲突自然是一部电影的最佳看点。可结果,这个故事率先被陈可辛导演创作成了电影《亲爱的》。


于是,她重新回忆起了自己早年在新闻上看见的郭刚堂寻子事件。



在改编过程中,团队坚持不去为了追求戏剧化而伤害当事人和他的家庭,同时,所有的改编内容都是得到过法律授权。有了这些现实的基础,她坦言,控诉并不高级,而要创作更温暖积极的东西,“控诉激起来的是愤怒,愤怒激起来的是反抗,反抗激起来的是混乱,混乱激起的是更大的悲剧,没有意义。”


在拍摄中,彭三源曾一度和郭刚堂建议,把郭振本人的照片,印在刘德华摩托车飘扬的旗帜上,这样后续在电影宣传期间,也能利用媒体效应去扩大寻子事件的影响力。



或许是一位父亲出于保护孩子的顾虑,这个方案当时就被郭刚堂拒绝了。团队最终在拍摄过程中,仍是选择了使用小演员的照片。对比现实,电影并没有给出结局。刘德华问僧人,自己什么时候能找回儿子。僧人答曰,多行善业,缘聚自能相见。



缘聚缘散,缘起缘灭。如今郭氏父子重新相聚,现实中的这份折射,正是电影《失孤》最好的结局。郭刚堂在采访中也坦言,对于儿子的养父母,自己也是“多了一门亲戚”。



截至目前,经过公安部门的努力,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达61年。可见,郭刚堂寻子是近二十余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持续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一个缩影。


“亲爱的”


当真实事件投射到大银幕,电影力量也为事件本身带来更多的关注。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亲爱的》,同样改编自现实中的真实拐卖事件。


在电影上映前两年,陈可辛被“寻子的力量”震撼,专程到深圳宴请了彭高峰和孙海洋,听他们讲述寻子故事。由此,以他们俩为原型的寻子电影有了雏形。



张译饰演的韩德忠原型孙海洋,在电影《亲爱的》创作时,向电影团队提出了要求,希望张译在电影里使用自己孩子的照片,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15920054088”加在了片尾。



导演陈可辛提醒他,这样可能会被更多的电话恶意骚扰。孙海洋却说,“没关系,就怕有一天,连骗子都不愿意来骗我了。”


这番对话最后更被导演放到了电影中。电影的力量永远来自真实,这种不经加工的现实素材,在银幕上的力量,比设计过的台词还要震撼。


电影《亲爱的》片尾


2020年元旦,孙海洋曾在微博中写下对孩子的祝福,“你已经是一个17岁的大孩子了自己的衣服裤子要自己洗,要学会独立,自己照顾好自己!爸祝你健康快乐......”而在他寻子的十余年中,他参与解救了50多名被拐儿童 。



而上文所提及的彭高峰,正是《亲爱的》中黄渤的原型。比较幸运的是,和电影里的结局一样,他找到了孩子乐乐,只是刚两人重遇时,一些生分的地方会有所流露。


一开始彭高峰夫妇并不希望儿子再去接触高永侠——赵薇饰演的李红琴的原型。但抵不住儿子对养母的思念,两家才在后来的日子中,慢慢和解。



现实为电影注入了养分,也提供了更多的生机。《亲爱的》《失孤》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适当地加入创作元素,同时又遵循事件本身的发展,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抓手。


两部电影在半年内轮番上映,让儿童被拐卖事件成为了全民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这类公益组织的兴起,同时刺激了越来越多有抱负的人参与到这类公益项目中,成为志愿者。或许,这也是电影本身的力量。


“真实”


真实事件和电影的结合,一直都是影史上,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第一部长片剧情电影《阎瑞生》至今恰好100周年,而它则是改编自当年轰动上海的真实事件“阎瑞生案”。借着现实和电影的结合,上映初期就反响热烈,据1927年的《中国影戏大观》所记载,这部电影在第一个礼拜净赚了4000大洋。



这种对“真实”的放大,让观众回到事件现场,“参与”到事件中心。正在热映的电影《中国医生》亦是如此,当每位观众都是事件的参与者时,电影的每分每秒,都能给每个人带来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认知。



同样由刘伟强执导的《中国机长》,也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这些创作既能全景式的还原当时情景,又让观众从根部理解事件背后,每个付出者的不易。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不少电影均改编自新闻报道,像电影《落叶归根》《左右》等作品,便是改编自《南方周末》的报道。甚至有内容团队,深度参与运作售卖新闻特稿的版权生意。


当电影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在乎内容的时候,大众对电影内容的期盼容易被情绪影响,和现实有所互动共鸣的事件,更能让观众有所移情,进而产生共鸣。



从新闻/真实事件出发,本身所具备的内容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更多是事件本身在社会上就有了影响力和刺中大众情绪的爆点。当单纯的文字或者纪录影像,通过电影这个话题性更强的载体传播时,其有机会把情感拉动到最高点,同时把事件的社会性拔高。


在过往的创作中,电影《战狼2》《我不是药神》亦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电影都是抓住了现实的支撑点,并在创作中提取出了社会性,进而一次又一次地调动观众的观影情绪。当然,这种优势并不是让创作者有机会“添油加醋”,而是如何实现在不破坏事实原貌的同时,让故事在大银幕上呈现更精彩的光影瞬间。


正如彭三源导演说的,未来不会把郭氏父子的故事拍成电影。如今现实的发展已经和当初电影的结尾有了最好的呼应。因为真实从来不是去自揭伤疤,而是让人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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