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中国医生台词
7月9日，电影《中国医生》全国上映。不到两天，票房突破2个亿。
影片故事原型人物之一、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说：“它饱含深情，把我们拉回到战斗的岁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说：“它没有任何掩饰，非常真实地还原了武汉抗疫的情况，呈现了全国人民共同克服困难的画面，最重要的是真实展现了中国力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它抓住了医生的精髓，我坚持2个多小时基本没有找到bug”。一句刷屏的观众评价是：“看《中国医生》，真止不住流泪。”
从2020年那个特殊的春天，到《中国医生》全国上映，间隔不过十几个月，主创人员如何迅速且真实地再现抗疫历程？影片为何能让人感动、心弦共振？记者专访了电影《中国医生》导演刘伟强。
“我所访问的医护人员，回忆不过3分钟就开始流泪”
记者：备受期待的《中国医生》上映了。这是一段我们共同经历的特殊记忆，大家会带着不一样的心情来看待电影。首场放映在武汉，观众的反应符合你的预期吗？
刘伟强：我很忐忑。7月4日，我们在武汉洪山礼堂举办首映礼，电影第一次面对观众。张定宇、张继先，很多当地的医疗专家、医务工作人员，有几百人作为首批观众。放映时候，我的手心在出汗。我一直在观察大家的反应，大概影片开始十多分钟，许多人已经按捺不住，开始抹眼泪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观影结束了现场有五次掌声。那一天，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记者：2019年国庆档，你执导的《中国机长》上映，距离2018年5月14日川航8633备降成都不过16个月。《中国医生》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创作周期更紧凑，题材更宏大，难度想必也更大。最初，你们如何确定创作《中国医生》的？
刘伟强：大概是去年3月初，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告诉我：“有一个计划”。我说：“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那时只有做一部抗疫电影的概念，具体怎么拍，拍钟南山还是张定宇，是不是拍武汉都没有确定。但我很快就答应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特别，特别的不得了。你、我、他，我们的人生怎么会面对这么大的事情！因为疫情，全世界很多地方停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受到疫情的影响。有一段时间，电影院关闭了、摄制组全部停工，对我们这个行业是很大的冲击，与我们切身相关。有机会创作这样一部电影，我有什么理由不尝试、不努力？
记者：这一年多来，疫情防控的形势和要求不断变化，你们同步创作一部抗疫主题的电影，难度可想而知。
刘伟强：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1月23日，钟南山等专家从广州乘坐高铁去武汉。因为春运订不到机票，餐车特意给他留了一个位置，他忧心忡忡的样子。我那时在香港，因为我的公司就在淘大花园附近，所以我对非典有很深的印象，也能感受到武汉人的心情。
接下这部电影后，我和北京的工作人员按照时间表，分头寻找资料，开始研究这个事情。编剧很勇敢，他先是在广州采访医疗专家、援鄂医疗队，4月份又在武汉访问了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外卖小哥等不同的群体。大概6月底7月初，我到广州采访了钟南山、桑岭，参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了解他们的ICU病房、研发实验室。我第一次穿防护服就是那时在广州，一穿上去全身就已经湿了，因为防护服是不透风的。
印象最深的是我去武汉采访。那时已经是7月，我所访问的医护人员，回忆不过3分钟就开始流泪。他们的讲述历历在目，一开始时的束手无措、内心恐惧，后来各地援助来了后，大家守望相助、共同作战。这些医护人员真的很伟大！他们拿自己的命去拼，为每一个人争取生的希望。这些医生也有家人，家人感染了却无法照顾，他们还在一线抢救病人。电影里有句台词：“我从12月底就没回过家”。这是采访中听到的，我们写进了电影。我在武汉还听到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也一次次被他们感动着。医院周边的小超市免费为医务人员提供餐食；外卖小哥冒着风险穿梭在各个社区之间，为大家递送生活用品；社区义工没日没夜的忙碌着，为各家服务……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相互支撑、同甘共苦，对于这场战疫非常重要。
“拍一部马马虎虎的电影，观众不会买账，我也觉得对不起自己”
记者：《中国医生》为什么选择以武汉金银潭医院为大背景，重点聚焦在张定宇、张继先、桑岭等人物身上？
刘伟强：这个电影我一开始定位就是“半纪实”，我们取材真实事件，不可能做很多虚构。一部电影只有两个小时，故事怎么讲？我们采访的这些人，一个ICU护士的故事、一个外卖小哥的故事都可以讲两个小时，不可能全拍的。武汉金银潭医院是当时的一个“风暴眼”，作为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最早接收了新冠肺炎患者。我采访了张定宇院长，他虽然身患渐冻症，但很坚强很有个性，也很有力量。许多医疗专家都来到金银潭医院援助。于是，我们决定聚焦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聚焦在张定宇、ICU主任、广州和上海援鄂医疗队这些人物身上。社区工作者、外卖小哥、流调人员等等作为更多人群的缩影。
记者：拍《中国机长》，你们按1:1原则搭建了空客A319模拟机，也邀请了很多专业人士做顾问。《中国医生》如何追求真实，在服化道方面是怎么做的？
刘伟强：我拍《中国机长》的经验，观众很聪明，电影是没法骗人的。大银幕之上，任何瑕疵都会被放大很多倍，“穿帮”逃不过观众的眼睛。拍一部马马虎虎的电影，观众不会买账，我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十几天时间就能建成，我们用三四个月时间搭景、写故事、做训练，有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拍真实的医院会干扰到医生和病人，我们就在无锡1:1搭景重现金银潭医院内景。搭建的医院不只是一座房子，重要的是需要真实的医疗器材。幸运的是，我们在深圳找到一家曾援助武汉的医疗器材公司。当时，他们的员工在火神山医院帮助运送安装器材，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他们特别支持我们，电影里，大到ECMO（人工肺），小到一根棉花棒，都是真实的。所以，演员走进我们的“医院”，他们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感觉到“我是医生”了。
医生谈话的态度、走路的姿态跟其他职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每天见到生生死死，所以会特别镇定冷静。我跟演员们说，不要理演技是什么，先要理解医生的态度和精神。拍摄中，我们的演员都会主动跟医疗顾问请教沟通。医疗顾问也会告诉他们很细节的部分，如何使用这些医疗器械，如何给病人插管，如何推车……我们在采访中知道，重症、轻症、方舱医院的不同病患症状也不一样，比如病人的脸色，轻症患者就是有一点点黑。所以，我们扮演医生、护士、病人的演员都要上课，接受培训，还要考试，最终要根据分数来筛选。有一个医疗顾问团一直跟组监督，我很感谢他们。
记者：您刚刚讲到，所有的演技，实际上首先是在真实还原基础上的表演。几位主要演员的表现怎么样？
刘伟强：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太特别，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段特殊时期，或多或少参与了抗击疫情，所以每个人都能在第一时间进入到角色里。张涵予之前就看过很多张定宇的新闻片，他很快就进入这个人物里。袁泉是湖北人，她的很多亲人生活在武汉，所以她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感情。朱亚文是江苏人，在电影里演桑岭，我对他的要求是首先要讲好广东话。虽然朱亚文拍过抗疫题材的电视剧，但我告诉他，我们是不一样的，必须全力去准备。
记者：在此之前，抗疫题材有好几部纪录片、电视剧与观众见面了，与它们相比，电影《中国医生》的独特在哪里？
刘伟强：很不同的。电视剧我全看过，一集不落的，它们也是很真实地去告诉人们武汉的情况。我们的优点在于，资金更为庞大，可以达到更高的制片要求。像我刚才讲的，可以更进一步接近真实。比如电影里出现的医疗仪器，如果去购买，大概要1亿多人民币。与新闻片相比，我们更聚焦，有电影的艺术风格。观众可以跟随张定宇、张继先或者桑岭这个人物，去了解当时的状况，理解他们的心情。这是电影的艺术魔力。
“每一个人都投入了感情，我们一起扛下这场硬仗”
记者：您自己怎么定位《中国医生》？当时《中国机长》拍出来了，很多人感到惊喜：原来英雄故事可以用灾难片的类型语言来讲述。
刘伟强：我很老实讲，如果按照类型片来分，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中国医生》，你说它是灾难片吗？好像是。你说它是催人泪下的情感片吗？也是的。它还讲了全民守望相助抗疫的故事，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我自己投了很多感情在《中国医生》。我们去采访，很多医务人员的讲述特别打动我，我都把它们不知不觉地投入进电影里了。但是，我们没有特意去煽情，而是克制地去讲述。每个演员也是用心去演绎。因为这个电影很难演，演员们需要带着口罩、带着防护面具，你从眼神里、身体里传递出的感情，必须让观众能感受得到。我们不是靠台词去表达的，而是靠演员的魅力来呈现。
抗疫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有的人失去了妈妈，有的失去了爸爸……影片里张子枫演的那个小姑娘失去了双亲。医生给她送去遗物，小姑娘一开始酷酷的，突然回头说：“叔叔，你能告诉我，一个小孩没有了爸爸妈妈，该怎么过？”这一段我拍摄的时候流泪，剪辑的时候流泪，首映的时候流泪，现在跟你讲还是会流下眼泪来。这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电影不是要停留在痛苦上面，我们要讲的是如何面对苦难。我们不怕，因为有强大的国家，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每一个人有一份力、出一份力的守望相助，所以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这种精神是我特别想表达的。
记者：也就是说，一切的电影技巧，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真实的事件面前，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于你们，最关键是用心用情去讲好这个故事。
刘伟强：其实，每一部电影都可以说是用心去拍，你讲的电影技巧，比如美术、灯光、特技，是一部电影最基本的。但这个题材太特别了。它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中国机长》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台前幕后，一个小工、一个司机、一个煮菜的阿姨……因为有这样的抗疫经历，他们每个人都把情感投入进来了。是我们一起拍了这部电影，扛下了这场硬仗。
我常说：《中国医生》背负着中国14亿人的期望，这不是夸张。《中国机长》我们也很用心去拍，票房很好，但它主要讲川航8633上的事情。但《中国医生》很不同，我们要拍给中国14亿人看，也希望全世界的人能看到。我从事电影近40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剪片的时候，我们也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每一句对白、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仔细再仔细去检查核对。
以前拍电影，如果有点遗憾，我会安慰自己：没关系，下一次再来再努力些。《中国医生》不行，如果我不够努力，拍得不好，我觉得对不起为我们拼过命的医务人员，对不起帮助过我们的人，对不起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