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中国医生
每经记者 丁舟洋 实习记者 朱鹏 每经编辑 董兴生
《中国医生》在武汉首映的那天，坐在包括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在内的两百多位医护人员中间，刘伟强心情复杂。
“头十分钟很紧张，周围都是专家，要是电影里出现了不专业的医疗细节，我就丢脸丢大了。”刘伟强说，“再看下去，我真的就把眼镜摘下来擦眼泪。我拍的，为什么自己还哭成这样？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真实的经历。”
7月9日，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医生》上映，该片由博纳影业出品，刘伟强执导，张涵予、袁泉、朱亚文等主演。拍过《建军大业》《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一系列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香港导演刘伟强早已多次探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大片式拍法。饶是如此，《中国医生》对他的挑战仍是前所未有。
如果不是那场突然暴发的疫情，刘伟强原本将在2020年2月20日开拍电影《长津湖》。突然，这部酝酿已久的影片开机就要停机，整个电影行业停摆，所有人都处在对疫情未知的害怕中……到要拍《中国医生》，无论是项目的意义，还是面临的防疫压力、经济压力，《中国医生》都是一个输不起的使命。
“你可以问问她，那段时间睡不睡得着觉。”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专访时，刘伟强指着身旁的《中国医生》监制李锦文说，“还好，我们都挺过来了。”
“不是普通人，是电影人”
截至7月12日下午1点30分，猫眼专业版显示，《中国医生》累计票房达3.70亿元。
在生活秩序恢复如常时，回想起一年半前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好像一切隔得很远。但一说起那时的事件，又好像一切都宛如昨日。
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问起“当初作为普通人”的感受时，刘伟强连连摇头：“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是电影人。”
对电影人而言，片场即战场，最让他们难受的莫过于战斗还未打响，就被迫熄火。
去年1月15日，刘伟强回香港过年，准备大年初五（1月29日）赶赴丹东。彼时，已有约2000名工作人员抵达丹东，大家都在为2020年2月2日开机的《长津湖》摩拳擦掌。
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计划。“大年初三，我接到电话，于冬打来的，‘刘伟强，我们得停下来’。”刘伟强说。
“我们要停，电影院要关。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扑街！糟糕了，糟大糕了。”身处香港，刘伟强和每个人一样焦虑，“一方面担心口罩不够，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安危。很多北京的朋友，主动问我们口罩够不够，寄过来给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发现，在大灾难面前，人和人之间彼此关心、互相帮助，才能一起渡过难关。”
恢复电影工作时，刘伟强要从《长津湖》中抽身出来，接手《中国医生》。
城市复苏之际，电影紧锣密鼓地筹备。刘伟强在广州见到了钟南山，听取他对于《中国医生》的建议。“虽然这部影片没有对钟院士的直接表现，但跟他握手时，好像传递给我某种力量。”
当时，在谈到对《中国医生》电影制作的期望时，钟南山说：“希望你们不仅要走访一些出头露面比较多的专家，还要更多地采访在一线埋头苦干的医务人员，他们是大多数。”钟南山表示，他之前看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那种以普通人视角讲述大格局故事的方法就很好。
“边防疫边拍电影”
开弓没有回头箭，如何一边防疫一边拍摄，如何最大限度地贴近真实，是刘伟强必须要翻越的两座大山。
2020年8月底，《中国医生》在无锡置景，10月1日正式开机，拍摄三个多月。那段时期，疫情还未完全结束，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在确保防疫无虞的前提下开展。“你问问她，那段时间睡不睡得着觉。”刘伟强指了指旁边的李锦文。
“我们剧组几百号人集中在无锡，导演就对我说，Peggy（李锦文英文名）我们拍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组是不能出现一例新冠（感染者）的。”李锦文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道，“我们几乎每两周就全组做一次核酸检测，每一个出入口都严格检查，每天用消毒水擦擦擦，再用紫光灯杀菌两小时……”
在力求真实方面，主创们的共识是——只能尽力贴近真实而非还原真实。饰演援鄂医疗队医生的李晨说得好：“拍戏的场景，是可以喊停的。但当疫情真正发生的时候，谁跟你喊停？”袁泉也有同感：“尽我们所能，向他们靠近。”
海平面上“贴近真实”的冰山一角呈现得怎么样，是由海平面下更巨大的冰山决定的。
《中国医生》是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而医疗的专业门槛和这场全民经历的抗疫斗争意味着，故事、人物、专业细节都不能错，否则大家看了就会出戏。武汉解封后，《中国医生》剧组第一时间去武汉采风，向医疗机构搜集了大量素材。进组拍摄后，剧组找来了货真价实的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
“大概有30~40个医务人员在现场指导，我们拍摄用的那些CT、B超等医疗器材也都是真的。”刘伟强表示，“演员们要穿三层防护服，走起来负担很重，但他们又不能慢，因为医生要救人真的不能慢。”
在李锦文眼中，导演是个“细节控”。“比如，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演员，他们是没有新冠症状的，可旁边的医疗仪器上，重症是什么、轻症是什么，这些数据都必须显示准确。导演就要求我们，按照病人的真实案例来调所有仪器上的一切数据，包括那些折线怎么走，都要一模一样的。总之他不管你好不好执行，反正他就提要求，反正你们就是要做到。”
“首先要大量学习”
有的导演一生偏好一种题材，将一种类型拍到极致；有的导演则对任何题材与类型都勇于尝试，对时代与潮流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刘伟强显然属于后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刘伟强，从小就常去同学父亲开的剧院看电影，迷上光影的他，中学毕业后就加入“邵氏影业”。“我由做小工开始就设定目标，跟自己说多少岁要做摄影、多少岁要做导演。我做了3年多摄影助理，24岁当摄影师，以为25岁可以做导演，结果要到28岁才做到，因为要准备充足‘弹药’。我读书不多，都是靠实战经验。”2003年，刘伟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那一年，他导演的《无间道》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可那时刘伟强就说：“《无间道》只是一个阶段，我不想这是事业的最高峰，我还想向前走，有很多戏想拍。”
如他当初所言，随着内地电影产业的壮大，刘伟强在这片广阔的水域中，事业之路越走越开阔。
从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开始，博纳影业联手徐克、林超贤、刘伟强等香港导演，探索了“主旋律商业大片”的方法论。而当下不同公司推出的“主旋律商业大片”越来越多，《战狼2》《攀登者》《1921》等先后上映，已成为市场中的一股“新主流”。
刘伟强出手的“主旋律商业大片”怎样才能赢得市场？
“一面大量学习，一面把自己的风格融进去。”刘伟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2017年《建军大业》上映时，大家注意到，曾执导“建国大业”前两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黄建新改任监制，拿起导筒的是刘伟强。“最开始我也很疑惑，那段历史我并不熟悉，让我来拍，可以吗？但于冬他们认为，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大片是可以结合的，主旋律电影也应该吸引很多观众去看。”
“我觉得，他们说得对，那我首先就要大量学习，拍《建军大业》我学了将近一年，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那段历史的材料。然后就融入我的风格，来表达和处理。当然也要很小心，历史不能出错，这是我的一个挑战，幸运的是很多专家在旁边，我可以不断向他们请教。”刘伟强表示。
再到《中国机长》《中国医生》，虽然都是主旋律电影，但影片类型和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每一次都是全新和陌生的。“这些都是给我去学习的很好机会，就像这次的《中国医生》，每个很小的东西都要准，要不然在武汉一放出来，大家看专业上有错，口碑就没那么好了。”刘伟强说。
首映礼结束后，看到医生们的反应，刘伟强略松了一口气。而走过那段举国上下共同经历的特殊日子，观众们又将对《中国医生》作何反馈呢？
刘伟强既兴奋又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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