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觉醒年代的选角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评精选三篇
导语：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篇一：
“主旋律也能这么好看”“很久没有看到如此清新和干净的弹幕了，没有互相找梗，更没有污言秽语，有的是一颗又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看电视剧《觉醒年代》，观众们不吝溢美之词表达自己的喜爱和认同。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使命，有血有肉立体刻画时代人物和革命先辈，《觉醒年代》让屏幕内外、百年前后同感一种爱国情怀，同燃一腔热血激情。剧还在播映，我们走近导演张永新，感受他那份至今仍被那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燃情岁月和先贤先烈的英雄壮举所激发所震撼的创作激情。
一、“破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秉持史家责任艺术家情怀，堂堂正正讲述中国共产党酝酿建党那段真史正史
“《觉醒年代》所反映的是从1915年到1921年所有历史大事件，包括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这些都是已经写进我们教科书里的。我们有这个责任，堂堂正正地把这段故事讲出来，要把它讲得正、讲得好、讲得真实，讲得有生活、有质感！”
就是带着这份初心使命，导演张永新和整个创作团队一头扎进创作中，孜孜矻矻，一路追随先觉者先驱者们的脚步，带领观众一起走入那个风云激荡、英雄辈出的觉醒年代。
“让人物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
《觉醒年代》汇聚了大量革命先贤先驱和思想文化大家，那些名字像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明星挂在历史的天空上。要让人物活起来，就必须尽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实,还原人物活生生的人世间烟火生活。
该剧在塑造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个关键人物时，除了表现两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工作，对他们家庭生活的描写也是一大亮点。剧中涉及到李大钊家庭的戏份虽仅有4场，却处处充满温情。“在这几场家庭戏中，我们不是在拍伟人，而是把大钊先生作为一个普通的丈夫、普通的父亲去创作。”当大钊先生和家人在一起时，他跟一双儿女在农家小院里的戏耍，跟妻子赵纫兰虽然常常别离却如胶似漆的夫妻深情，观众看到的是最真实、平实和朴实的夫妻情、父女情、父子情，这种场景真实立体地呈现出革命先辈伟大人格的另外一面，让观众对伟人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多了一个理解维度。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的互动也为观众津津乐道，体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中国式父子情。中国式父亲，往往在情感表达上拙于言辞，但都有一颗深爱孩子的心。正是这样独特的家庭文化，让剧中在孩子面前总是“口是心非”、有点“家长作风”的陈独秀更加生动真实可信。有观众说，我们认为剧中的陈独秀、李大钊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南陈北李”。
“不为尊者讳，也不因人设事，用唯物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反映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剧中也出现了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民国学术大家，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如何准确处理这些角色，是该剧要把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唯物地来看待和展现这些人物，不因人设事。”比如剧中涉及新文化运动的段落，通过毛泽东与李大钊、陈独秀之间，李大钊、陈独秀与青年学子们之间的问答，直接道出新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这一价值内核，正面清晰地回答了新文化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新文化和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价值。很多年轻观众表示，“看了文化大师们的争鸣，特别想去上北大。”“用客观的角度来回溯那段历史，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张永新表示。
人物和历史丰满起来，思想便已潜入观众心中。
二、“这是一个具有学术味道的剧组”
看《觉醒年代》，很多青年学生表示，“里面的文史知识太丰富了，我要回去好好学习。”还有的观众说“我是一边百度一边看剧的。”不同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最大特点是写文化写思想的，比较系统清晰地梳理和呈现了从《新青年》开始，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博弈，到五四运动，到我们党的红船，这样一个思想流变的过程，难度和门槛是很高的。从开始接受任务的信心不足，到齐心协力完成一场场硬核的思想传播、思想交锋大戏，或全场热泪盈眶、或全场掌声雷动，全剧组都经历了一次学习中国文化史、学习党史，深情演绎党史故事的学术和思想大洗礼。
“恶补”文史，勇于跨越题材内容高门槛
编剧六年磨一剑。“这个剧的编剧，若非像龙老师这样几十年的党史研究者是难以胜任的。正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剧本基础，我们才能够放飞二度创作的翅膀，才能够展开想象力，凝聚全剧组在创作上的方向，去做出一个好东西来。”导演张永新由衷地说。编剧龙平平，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当代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但写作这个剧本，仍花费了他六年时间，期间七易其稿。“像这样一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项目，非千锤百炼，难以出炉。”“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编剧龙平平说，一语道破其中心血甘苦。
导演三年背书拍戏。除了提前研究剧本，导演张永新把李大钊的文集等相关文集和历史文献资料带了几十本到拍摄现场，白天拍戏，晚上翻阅资料。“作为导演，想尽可能多地和那个时代、那些文字文献有一个接近，对时代、人物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张永新说，“开始接这个剧时有很大的压力和畏惧感，因为题材太重大了。随着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越来越丰沛，越来越丰厚，自然就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心里的底气也更足了。”
锱铢必较，服化道景“离真实的历史近一点再近一点”
打造“三精”作品，细节决定成败。“哪怕一个细节你看到了有违和感，你就对这个戏产生质疑。如果随着你发现的这种bug越来越多的话，你就会排斥它。”张永新说。所以，拍《觉醒年代》，导演和剧组花大力气考据考证，努力营造最真实的年代氛围。
剧中大到北大红楼的搭建复原，小到北洋军阀制服纽扣和帽檐的材质设计，均有严谨的考证和出处。剧中场景有三百多个，有些场景哪怕只使用一次，剧组也是严格查考历史，认真搭建出来。比如陈独秀初到北京时吃火锅的饭馆，虽然只有一场戏，但细节却毫不打折。剧中背景有一个写着“南路烧酒”的大酒缸，几名车夫模样的年轻人正在站着喝酒，这就是民国初年北京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酒是产自大兴县，所以叫“南路烧酒”，站着喝酒是因为车夫忙于拉活，没时间细细品味。这些焦点以外的细节，是经过大量的资料梳理和推敲后细致完整地呈现出来的。导演的理念是,“无论能否让观众注意到，我们都要让它存在着。”
另外还有中国驻底特律领馆中各国国旗的样式，英国驻华使馆中英国国徽的摆放，北大红楼内景从陶瓷灯罩、开关位置到电线走向的完整复原，特别定制的“北京风沙”，学者们使用的铅笔，蔡元培用的包，林林总总，无论大小，只要与剧情相关的服化道景，均经过了剧组严谨的考据和布设。
环境和细节的真实，给观众带来沉浸、代入体验，也给演员的“入戏”提供了支点，随着《觉醒年代》剧情的展开，年代感扑面而来，观众不知不觉融入剧中。
创新融入传统文化艺术手法，丰富剧作主题表达
剧中人物多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天然具有一种文化气质，这为主创团队提供了另外一个创作维度，即在写意方向的审美表达。“这个戏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美学方向，在充分占有大量写实影像的内容基础上，追求一种东方式的、诗意的、写意的表达。”
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导演在创作中大量使用了文学上赋比兴的手法。比如剧中对车辙、骆驼等意象的反复使用，分别隐喻当时中国制度的因循守旧和中华民族的忍辱负重，这一是让观众对历史有一个鲜活的感受和认知，二是也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增添剧情的思想深度。
剧中还诗化地演绎了陶然共醉、三顾茅庐、“陈”门立雪等故事情节。“这些都是中国独有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优质资源，我们有责任把它们变成我们的影像、镜头、戏剧调度，呈现给观众朋友。”这些手法都产生了“心与心的碰撞与交流，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三、跨越百年的心灵共鸣和红色基因的薪火传承
李大钊：仲甫兄，你为什么要成立党？
陈独秀：不为什么，我就要为了他们(人民)有尊严地活着，能有人的尊严，人的快乐，人的幸福。
平实的话，讲出先驱们的建党初心。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北大的名教授，他们完全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烈火烹油的生活。为什么他们甘愿放弃舒适，而选择去冲锋陷阵，乃至身陷囹圄、牺牲生命？因为他们爱祖国爱人民，他们要让国家民族不再忍受屈辱，不再任人宰割，人民有尊严地活着。“这就是我们党创始人人格的伟大和对信仰的忠诚，是他们爱国救国的勇气与力量所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美和大爱，是全剧所要表达的终极使命主题。”
“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堂堂正正地拍这个戏，讲好这段觉醒故事。”
“我李大钊愿意做这个急先锋。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剧中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浩然正气，贯穿回荡全剧，喊出来的每一句台词，都是中国人的心声共鸣。
剧中一场重头戏是李大钊和长辛店工人在一起，其中有一句台词：“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那是一场近两百人参与的群众场面，当李大钊的扮演者张桐站在高处面向广大工人群众从胸腔里喊出这句台词后，这场戏就结束了。但群众演员们并没有散去，原地静默着，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五六十岁的年长者，眼里都闪着泪花。“这时我转过头来看到我监视器后的主创团队，包括我们的摄影指导张文杰老师，眼睛里都含着泪水。那一刻，大家的脉搏是一致的，大家的心跳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导演张永新回忆当时那一幕，“这就是我在拍这部剧的时候最真实、最真切的感受。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自豪！” 全剧类似的戏份不下几十场，几乎每一场都伴有这种撼人心魄、催人奋进的台词所形成的力量感。
“也是借角色之口说出了我们创作者心中的感受。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堂堂正正地拍这个戏，讲好这段觉醒故事。”张永新说。
“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气质就是爱国精神的薪火相传！”
感动观众的秘诀首先要感动自己。“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真的是几度热泪盈眶、潸然泪下。”导演张永新说。编剧龙平平在创作剧本时，曾有两次写不下去，嚎啕大哭。一次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还有一次就是写到巴黎和会，弱国无外交，那种屈辱感让所有热血的中国人都痛彻心扉，都要奋起而抗争。主创者的责任就是把这份炽热的爱国情怀传达出来，传扬下去，赓续中国精神血脉，强化时代新人使命担当。
效果如何？剧作播出过半，观众给出评价。
有观众留言，在看到巴黎和会那场戏时“实在哭坏了”，找出2019年国庆阅兵式的视频看了40分钟，来纾解心中的憋屈感。还有观众对比了今天我们的“外交天团”，看到优秀的外交官们终于可以站在世界的外交舞台上，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陈延年、陈乔年牺牲时分别只有29岁和26岁，该剧的导演组助理、一名95后女孩，在后期制作过程中，先后看到两个年轻人慷慨赴死的段落50多遍，每看一遍都泣不成声。张永新说，“如果能够让今天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在看剧时，除了被情节和人物感动外，还能用一点点的时间停一停、想一想，可能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穿越百年，通过一部燃情大剧，中国人同感一腔爱国情怀。
“堂堂正正把主旋律拍好看”，在这样的追求中，《觉醒年代》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方面到达了一个新高度。
篇二：
朝着太阳迈进，我们正在最好的时代。70后、80后，甚至90后，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国故事的讲述。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 觉醒年代》将历史向前推进一百年，那个时代的70后、80后、90后、00后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怎样面对当年世界之大变局？《觉醒年代》生动呈现了百年前的这样一群人。70后的陈独秀，80后的李大钊，90后的毛泽东、邓中夏、陈延年，00后的赵世炎、陈乔年等一大批人物，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代际构成从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走来，展现时代之激荡，描绘觉醒之年代。
如同一朝分娩必经十月怀胎一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极为艰难而漫长的孕育期，对于一个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为如此。《觉醒年代》便从思想启蒙、思想准备、思想动员的角度，展现了这段孕育历程的壮阔、壮丽与壮美。
《觉醒年代》，如何表现“觉醒”？
它建立在广阔而深邃的历史场景中，将“觉醒”与“寻路”这两大时代主题紧密融合在一起。电视剧的叙述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六年，即1915年北洋政府时期。当时，欧洲一战战事正酣，日本则趁机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举国为之震惊。此刻正在东瀛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亦怀满腔悲愤。“南陈北李”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们并不是先知先觉者，只是勇于比他人承受更为艰辛、更为痛苦、更为彻底的精神磨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所有的旧路都被证明行不通时，就必须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这便是那一代人的历史担当。剧中的李大钊曾告诉青年毛泽东，他虽然还没有寻找到“药方”，但他相信已经“在路上”。探路者们以“在路上”的决绝精神不断实现着自我觉醒，唤起了民众觉醒，并将思想觉醒的效能转化为中华民族开新路、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鲜活的思想基因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在此剧中得到充分彰显，“觉醒”展现了寻路的先导，丰富了寻路的内涵。
它以 新文化运动的历程为主线，贯穿诸多精彩的瞬间，将“觉醒”在艰苦的探索，在激烈的碰撞，在面向世界的鉴别比较中逐步实现的历程娓娓道来而令人信服。在这条主线上，又生发出叙事的两翼：一个是如何办《 新青年》这块新文化的阵地；另一个是如何办北大这座新文化的大本营。围绕于此，关于思想、文化、政治的论争一一登场，精彩场面此起彼伏。论争不仅在“新学”和“旧学”、“问题”和“主义”之间展开，还逐渐拓展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最早的觉醒者之一陈独秀在其中塑造得最为鲜明。从早年参与推翻清廷的暴力活动到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却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再到同李大钊相约建党，凸显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灵史，这个历程是通过学习、思考、比较、辨别，特别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否定方能完成的，唯有如此才会不断坚定自己的信仰选择。
它建构了众多历史人物出演的大舞台，将“觉醒”变得格外富有质感。观此剧犹如看当年思想文化的“天团”，剧中不仅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以及早期的英烈和骨干，还从新文化运动的广博出发，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章士钊、 蔡元培、鲁迅、胡适、辜鸿铭、钱玄同等人的形象。他们之间无论是惺惺相惜、相互扶持还是激烈论战，都既有大时代之气象又有日常生活之风貌。在他们的交织碰撞中，觉醒者们奔涌而出，而其他人也构成了历史合力中的完整组成部分。在屏幕上回望那段历史，人们不禁为其深沉厚重、大开大合、肆意豪放而心生触动与感动。
围绕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觉醒年代》精心刻画的几个“高光时刻”值得特别品味，而它们均来自《新青年》历史上发表过的文章。
一是191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早稻田大学除名的李大钊，在日本写下《青春》一文，作为其人生的宣言：“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二是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主张。
三是1918年，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完成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写作，《新青年》编委争相传阅、欣喜若狂。
一个个高光时刻让历史发出了亮光，而这群人最终点亮了历史。
篇三：
一部集中描写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全过程的电视剧，因为春节排播停更之后，竟然在网上被广大青少年群体不断催更，而且一经复播就立即登上微博热搜——即便是在《红海行动》《湄公河大案》《人民的名义》等主旋律影视剧已经一再大获成功的情况下，《觉醒年代》的热播依然具有不止是行业性的节点意义。
该剧自2月1日在央视首播以来，就领跑各大卫视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榜单。继《大江大河2》《山海情》等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收视、口碑双赢之后，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目的《觉醒年代》以高超的艺术性、思想性等特质，极大地拉近了主流文化与青年文化的距离，赢得了广大青少年群体的热议和肯定，这其中的因由显然值得深入探究。
一次带有集成式意义的美学突破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世纪之交，在我国有线电视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普及、省级电视台综合频道完成全部卫视上星之后，相继出现了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的电视剧《红岩》，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的电视剧《长征》《日出东方》，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时的电视剧《开天辟地》等。
在消化了此前的经典作品、并初步完成主旋律在电视剧领域的奠基之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开始向前摸索新的类型化模式。2007年的《恰同学少年》因为大胆起用了一批当时的青年演员，并果断吸纳了那一阶段的青春偶像剧的成功类型元素，不仅获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赢，更新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范式，也直接影响了《中国1921》《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此后一批电视剧创作，并为当下的此类影视剧奠定了良好的行业基础。例如，《觉醒年代》中的于和伟，就在《中国1921》中同样扮演过陈独秀这一角色，剧集中的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邓中夏、易群先等青年学生的选角，也明显继承了《恰同学少年》的成功经验。
只有以这样的历史景深，才能更为清晰地看清《觉醒年代》的节点意义。正如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一川所说：“像在《觉醒年代》中这样，紧密依托《新青年》杂志的传播轨迹，将多种多样的人物和事件共同组合成一幅完整而又多元、多元而又归一群像的作品还是第一次见到，称得上是一次带有集成式意义的美学突破。”
这种集成式的美学突破，首先体现在剧集的正剧立场。面对线索如此复杂的历史横切面，《觉醒年代》既没有像此前一些同类题材剧集那样在表达相关理念的时候，过于集中在理念本身，表现形式也相对单一，无法有效吸引广大青少年群体，同时也克服了此前一些影视剧为了收视率而对革命历史题材“三国演义”式讲述的痼疾，即便是在电影范畴中可能也只有《大决战》三部曲等少数作品可以与之媲美。
其次，在具体的拍摄和制作上，《觉醒年代》调用了大量在电视剧中并不常见的电影的制作手段，非常熟练地将版画、蒙太奇、超现实、通感等艺术语言有机地纳入到了剧集的影像结构中，既将复杂的历史线索予以写意的视觉呈现，在表意方式上也实现了自成一派式的创新，在国内电视剧中罕见的大量的多机位拍摄则最大化地传递出了演员、道具和场景的细节。
再者，剧集在高度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于历史细节有着几近极致的描摹，无论是室外街景、室内布景、服化道，还是台词、表演、场面调度，包括诸多配角甚至群众演员，都做了非常细致、扎实的工作，鲜活地再现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北京大学等场景，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中国电影的中上等水准。
一次实现传播力拓展的类型创新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对于我国影视行业而言，这种集成式意义的美学突破，还有着更为清晰的横向对照，对于主旋律的“破圈”也有着更为深层的影响。
以历史人物、家族和时代的横切面为主题，并且尊重史实、艺术严谨的长篇电视剧，在创作脉络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文学史上的多卷集长河小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被认为带有鲜明的长河小说特点。20世纪60年代，日本广播协会即NHK开始每年制作一部类似长河式小说的长篇电视剧，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长河剧（大河与长河同义，仅为中日两国翻译差异）。
正如同长河小说已经奠定了自身的文学史地位一样，大河剧在世界连续剧舞台也一样有着自身清晰的定位，即无限接近长河小说的、几近正史视角的长篇、多卷集的连续剧。尽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电视人也尝试过拍摄大河剧，但日本电视界通过长年不间断的实践，完善其艺术形态，将其发展成了一种成熟的类型样式，不仅在表现和传播日本从战后至经济腾飞并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日本国家主流意志方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并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甚至国际上都颇具辐射效应。
大河剧在起步阶段多为古代题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触及近现代题材。2019年，为了配合东京奥运会，日本广播协会拍摄了力图表现日本从参加到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全历程的大河剧。
回到《觉醒年代》，笔者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我国青少年观众在观看相关视频网站播放该剧时所发的弹幕，一再提及该剧与大河剧的相似之处，充分说明此种艺术类型尽管还并不被主流文化所十分了解，但在我国90后、00后群体中具有潜在影响力。考虑到其对于凝聚文化共识、塑造族群意识、增强身份认同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显著的、长期的作用和影响，来自青年一代观众的反应尤其值得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世纪之交开始，我国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也出现了《汉武大帝》《大明王朝1566》等与大河剧类型相近的优秀剧集，但古代历史题材偏多，革命历史题材还没有实现有效的类型创新。从2001年的《长征》《日出东方》到2009年的《解放》《人间正道是沧桑》，献礼剧等主旋律影视剧开始试图触及对于重大革命历史的大河剧式的类型表达，但总体而言仍多集中为《红岩》《敌后武工队》等革命历史传奇或《恰同学少年》《中国1921》《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试图吸收新世纪青春偶像剧的成功类型元素的尝试。
因此，《觉醒年代》的节点意义，也就显而易见。即我国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生产和传播、影响，在连续剧领域又实现了新的突破。我们已不仅可以推出《汉武大帝》《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古代历史题材，以及《大江大河2》《山海情》这样具有强烈代入感和感染力的当代题材，《觉醒年代》的成功，标志着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我们还完成了大河剧式的类型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的意义，不只是艺术性、思想性上的全面提升，更有主旋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破圈”，直接赢得了来自广大青少年群体的热捧和认可，既真正实现了主旋律的题中之义，对于中国影视剧乃至中国文化的新一轮“走出去”，也都极具深远的标杆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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