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了吗？
网易研究局NO.530
作者|王军辉（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反贫困政策实验室副主任 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死亡人口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在“二孩”政策的第二年，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滑。
根据全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个整体的趋势。但对于我国来说，应对人口下滑对经济发展的冲击，要扭转对人口负担的过分关注，转向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家庭和政策层面对人口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
家庭的生育考虑主要是投资为导向，政策层面对人口问题更多考虑的是负担，这一认识错位，导致现在家庭承担了过高的生育成本。
家庭层面对生育的考虑，长期以来都是在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当生育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回报上升以及孩子养育的成本下降时，家庭会增加孩子的生育，当回报下降以及养育成本上升，家庭会减少孩子的生育。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回报，除了孩子本身作为父母的效用函数的一部分以外，更重要的是孩子成年后的收入和发展。
孩子养育成本，除了孩子抚养的直接费用，更重要的是父母因为养育孩子所放弃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尤其是母亲的时间和收入。
目前普遍观察到随着国家和家庭的收入上升，生育率会逐渐下降。但有研究显示，给定母亲工资收入占全家收入的比重，家庭收入上升会提高生育意愿，而母亲工资收入占全家收入比重越高，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都会明显下降。
并且也有研究显示，因外生冲击带来的财富水平上升也会有效提高生育水平。而部分研究也表明，在农业社会里，家庭的生育水平与家庭的农业生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生育意愿随收入和财富上升而降低，并非是因为孩子是“劣质品”，而是由于婚姻市场上的正向匹配，家庭收入高的家庭里女性自身能力较强，拥有较强高的职业收入，这部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太高，也即女性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
女性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与托育服务的可得性密切相关。面对目前托育服务严重不足、全社会托育率仅为4%的状况，母亲女性在做出生育决策时，面临着利用和积累自身人力资本和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两难决策。
同时，更应该看到的是，目前的孩子养育成本的关键不是养，而是育，即家庭普遍对孩子质量的高度关注。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假说”认为，收入越高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会逐渐增强。有调查数据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
但在政策层面，我国从建国之初主要考虑人口的生产要素投入作用，快速转向主要考虑人口的成本负担，并逐步走向前所未有的独生子女政策。计划经济时代，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有其特定背景。
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认为当时“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农村地区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农业生产呈现出“内卷化”趋势。考虑到当时缓慢的劳动力生产率进步速度和可能快速上升的人口负担，政府逐步走向超常规的方式来降低生育率。
人口作为一种负担，也逐步渗透到各项政策设计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教育、育儿和养老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严重不足、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和在公共服务可得性方面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以至于现在的公积金制度，仍然保留着双职工家庭公积金可贷额度要低于单职工家庭的制度规定。
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所忧心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资本积累速度的问题已经彻底扭转，中国已经从资本不足走向一定程度的资本过剩，有研究显示我国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9.8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3.02%，反而需要较大的人口规模来增加消费以消化过剩的产能，提高资本回报率，维持国民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平衡。
另一方面，抚养孩子的成本也从过去政府的包揽走向主要由家庭自身来承担。房价的快速上涨、幼儿托管服务的不足、激烈的教育竞争和日益上涨的医疗支出大幅提升了家庭的抚养成本，压低了家庭的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
多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人们的意愿生育率为1.6-2.0之间，略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仍然高于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所认定的1.5。即如果能完全释放人们的生育意愿，不仅不会出现人口暴涨，也可以避免陷入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围绕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改革力度
应对生育率下滑的关键，是尽快把过度关注人口的负担转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深化改革，优化政策框架。
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认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一观点已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
2018年诺贝尔奖得主罗默的主要贡献即论证了人力资本和创新在长期经济增长的突出作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赫克曼，在近十余年间所开创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关键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迫切需要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存量，并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和利用效率。
1. 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
大部分家庭都是以劳动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力资本是其获得收入的主要定价基础。目前过分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在固定资本投资效益不断下滑的情况下，需更多地转向对研发和创新的补贴，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一方面提高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提高其抚养孩子能力，另一方面鼓励全社会更积极投资人力资本。
2. 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目前体制内储备了大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但因体制内的激励机制相对较弱，大量高质量人力资本的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有研究显示，政府-企业间人力资本差异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非政府部门或者国企就业。
3. 降低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
较低的托管服务可得性、高昂的教育成本和房价大幅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大力发展托管服务，增加对托管服务的公共性支出，提高托管服务的可得性，降低女性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增加幼儿园的供给，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减少家庭的校外教育需求。对有孩和多孩家庭给予优惠的购房政策，增加有孩和多孩家庭的抚养空间，降低其因抚养需求带来的购房成本。
更进一步地，要基于激励相容的理念，改革目前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制度，在目前个税专项抵扣的基础上，扩大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规模和支付对象范围，对有孩和多孩家庭进行现金转移支付，对其抚养成本进行现金补贴，切实降低其抚养成本。并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和健康行为建立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其有效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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