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了吗？
七普数据终于在5月11日公布了，
简单的写几点想法吧,注意都是个人看法，数据都是来自国家统计局这次发布的数据，或者是新闻发布会以及其他回答记者采访回答中提及的数据。
1：最大问题还是老龄化，我国已经比美国更老了。
七人普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8.8岁，而美国最新的人口数据是38岁，我国已经比美国更老了，而且由于我国生育率更低，因此以后还会比美国更老。
2020年的总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7205万人，但是60岁及以上的人口增加了8642万人，
也就是说增加的人口都是老人，0-59岁的人口已经下降了1436万人。
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其实已经在下降了。
2：从区域来看，东北是全国受人口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也可以说受到计划生育影响最大的地区。
首先是老龄化影响最为严重，我做了两个表格，
一是14岁及其以下人口比例全国最低是上海，然后是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
其次是不仅老龄化，东北还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和2010年的六普相比，黑龙江人口减少全国最多646.39万，其次是吉林减少337.9万人，全国第三是辽宁人口减少115.49万，
三省合计人口减少了超过1100万人。
当然这里面有很大一个原因是黑龙江省的人口统计数字调整，在黑龙江省2019年的统计公报中，该省常住人口还有3751.3万人，然而此次七普调整为3185万人，一下子少了差不多600万人，统计局5月12日也在官网进行了解释，意思是平时进行的是抽样调查，统计数字还是普查更准确，之后会对每年的数字进行修订。
东北人口减少一方面是东北人口外流，
但是全国中西部省份人口外流现象都很明显，我本人就是从中西部地区外流到广东的人口，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安徽，广西，河南，江西这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总量相比2010年全部是增长的。
东北人口减少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本地的超低生育率，在往年的统计中，和北京上海一起全国倒数。
东北地区在人口持续减少和高度老龄化的双重夹击下，
经济增长在中央转移支付的支持下保持每年3%-5%的速度已经不容易了，
像黑龙江，2020年普查的常住人口比2010年少了16.87%，不觉得经济总量这几年（不含2020年）还能增长4%以上已经很不错了吗？
而目前三省人均GDP均不到一万美元，属于未富先老，加上经济增速不如其他地区（一般在6%以上），经济差距拉大又会加速年轻人外流。
生育政策调整对于东北地区来说是最为迫切的，毕竟振兴东北最重要的是人，或者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年轻人。
当然，这里多说几句，
全国一二线城市的居民，没错我说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苏州，武汉，西安，合肥，重庆等城市，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不错的城市名字我就不列出来了，其实这些地方受全国人口变动的负面影响一定会是最小的。
也就是越发达人口越多的地方受老龄化负面影响越小，就像新冠疫情受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穷人和底层老百姓，全球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了。
都说生育政策应该及时调整了，其实如果不调整，全国最先受影响的会是农村，然后是乡镇，然后是四五线城市，最后影响的才是最发达的一二线城市。
就拿辽宁省来说吧，拿葫芦岛和省会沈阳做个例子，
以下来自葫芦岛的统计公报，这是户籍人口，很明显这几年在加速下滑
2014年280.7万人，2015年280.1万人；
2016年280.5万人，这一年户籍人口增加了4000人，全面二胎挽救了一下
2017年277万人，2018年276.4万人；
2019年275.8万人,，2020年272.4万人。
2016-2020年，葫芦岛的户籍人口在以平均每年2万人的速度不断下降，2020年一年就下降了3.4万人，速度加快了，除了2016年全面二胎那一年，其余年份都在下滑，说明开放二胎的作用非常有限。
又查了下沈阳市的户籍人口，
2012年724.8万人，2013年727.1万人；
2014年730.8万人，2015年730.4万人；
2016年734.4万人，2017年737万人；
2018年746万人，2019年756.4万人；
2020年762.2万人
辽宁省已经高度老龄化，总体人口是下降的，然而这个人口萎缩和老龄化问题首先影响的是辽宁的中小城市，沈阳市的人口反而是在不断增加的，看数据就知道，沈阳户籍人口虽然在增加，但是主要是来自人口净迁入，2019年沈阳市迁出人口3.5万人；迁入人口13.8万人，净迁入10.3万人，迁入人口来自本省的中小城市的最多。
要想年轻人在中小城市安居乐业，吸引人回家乡发展，
让年轻人可以在大城市残酷竞争之外有其他选择，前提是中小城市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要保持较为稳定，而如果全国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人口走向萎缩和高度老龄化，这不利于我国实现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均衡发展的愿景。
人口萎缩意味着市场和劳动力萎缩，会极大影响企业到该地的投资意愿，工作机会减少，缺乏发展前景，作为居民最大资产的房价也会缩水。如果工作机会和资产都在缩水，那年轻人会加速外流向大城市集中。
尤其是如果这个地方属于未富先老，则影响更大，因为如果是“富裕的老去”，这个地方对年轻人多少还是会有吸引力，如果是贫穷的老去，那更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了。
3：民族结构
汉族人口比例在持续下降，这次是在91.11%，比10年前下降0.4个百分点。
汉族人口增加60378693人，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1675179人，增长10.26%。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都在下降，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汉族一倍多。
如果看10年新增人口的民族比例的话，汉族占83.8%，少数民族占16.2%。
但是注意新生儿中汉族比例并没有那么低，因为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新增人口，
按照平均77岁的年龄算，过去十年中国死亡人口总体是出生于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几年，而根据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汉族比例高达93.94%。
由于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新增人口，
其中过去十年每年抽样调查死亡人数都是960-998万之间，死亡人数按照9700万估算，汉族比例大约94%，而新增人口则是7205万人，汉族比例83.8%。
这样估算过去十年汉族新生儿比例大约89.6%左右,注意这只是我的估算，因为过去十年的死亡人数都是抽样调查，是有误差的，国家统计局还要根据普查数据进行修订的，另外死亡人口汉族比例是按照一普数据的94%估计的。
居住在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生育率都不高，
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很快，
2020年和2010年相比，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是西藏，增加21.5%，增加64.59万人。
新疆人口增幅达到18.5%，仅次于西藏，广东，浙江排在全国第四。
海南人口增幅排全国第五，而宁夏的人口增幅则以14.3%排在全国第六位。
而从人口的绝对增量来看，
新疆（七普人口2585.23万人）的十年人口绝对增量则排在全国第八位，
和十年前相比，新疆人口增加了403.65万人，
超过了四川（七普人口8367.49万人），河北(七普人口7461.02万人)，
安徽（七普人口6102.72万人），湖南（七普人口6644.49万人）这些人口大省。
而贵州省的十年人口增量则排在全国第九位。
由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落后地区发展高度依赖转移支付，产业发展不充分，人口增长过快不利于消弭地区和民族间发展水平差异，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目前也在采取措施在欠发达地区加强引导少生优生，以新疆南部各地市州为例，这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
4：性别比例优化，降低生育成本是关键
这次人口普查最不好看的数据就是60岁及以上老人的比例增加了5.44个百分点，
最好看的数据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这样计算201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8.1.
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就是选择性堕胎，如果都生下来，是不会有性别比失衡一说的。
这个要大大归功于2014年单独二胎和2016年全面二胎的放开，尤其是后者。
对于想要儿子的家庭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选择性堕胎，一条是多生，前者会造成性别比失衡，因此越多人选择后者，则性别比越是优化。
而影响选择的核心因素就是成本，为什么二胎性别比失衡比一胎更高，因为随着生育孩子数的增加，生育带来的边际收益逐渐下降，而成本却不断上升，再加上计划生育极大抬高二胎成本，因此导致堕胎比例大大提高，相应的也就大大提高了选择性堕胎的数量，极大的加剧了性别比失衡。
以统计局新闻发布会的回答，生育政策调整全国多出生了1000多万二孩，而他们中非常多本来会被堕掉的，尤其是女婴。
这大大减少了全国因为计生带来的堕胎数量，二胎的性别比得到了明显改善，因此带来了出生性别比的极大改善。
下图是山东省2016年全面二孩的数据，二孩的出生性别比从2015年的119.94下降到了2016年的110.9.
从我国往年发布的出生性别比抽样数据来看，其实过去十年的出生性别比下降主要是来自于2014-2017年这四年，因为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2016年全面二孩，而在2017年之后下降幅度大大放缓，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显示放开二胎带来的效应减弱。
5：到底会不会放开生育
我们首先看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观点：
“我们要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
三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
四是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老年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智慧、传承、发挥和需求拓展扩大。
五是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谢谢。”
这五条唯一明确认可限制生育带来的问题就是老龄化，
这段对人口情况的观点给我的感觉是，
第一是依然在历数人口众多带来的“危害”或者说“负面影响”，包括“人口和资源环境紧平衡”，“大学生就业压力大”。
第二是已经对老龄化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判断已经成为今后的基本国情，
但是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有多么严重，因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人才红利”，更多认为老龄化是中长期的，以后的问题。
因此会“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红星新闻记者更是直接问了计划生育会不会取消的问题：
从普查情况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当前居民生育意愿不足，是否导致新生儿出生率已经接近了警戒线，这次普查结果会不会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谢谢。
宁吉喆: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大家比较关心生育问题，这方面通过普查得到了相当多的资料。首先，应当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的生育情况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出生人口规模大。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第二，“二孩”占比高。从生育孩次看，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第三，生育率降低。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
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还应该看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刚才，你提到的关于生育方面的一些考虑，路透社的记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谢谢。
这个回答挺有意思的，
一方面是说1200万的的出生规模“仍然不小”，
一方面是认为“2020年总和生育率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但是认为有“新冠肺炎降低了人口生育率”的因素，也提到要“释放生育潜力”，推动实现全国生育率到“适度水平”。多少是适度，没有明确的说，但肯定不是目前的1.3。
这个回答给我的感觉是，认识到了生育率确实偏低了，但是认为1.3是因为有新冠肺炎影响的因素，同时依然认为出生人口规模不小，因此在未来会进行有限度的提升生育率措施，
5月13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中新社专访
记者对国民关心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提问，我们看下负责人的回答，体会下目前官方对于此事的认知。
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仍需观察
国是直通车：生育意愿低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根据普查数据来看，中国是否已经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人普办负责人：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变化，人口主要矛盾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较低水平，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水平出现短期回升，之后逐渐下行，在低水平徘徊。当然，去年生育率下降与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有一定的关系。
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据测算，本次普查结果是自2010年六人普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1.5，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国是直通车：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当前中国老龄化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过去10年间中国人口老龄化显现出哪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人普办负责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9.3%），但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了1000万人。
第二，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第三，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老龄化水平的城乡差异，除了经济社会原因外，与人口流动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四，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60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13.90%，比10年前提高了4.98个百分点。10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也在持续提高，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客观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国是直通车：
低生育率叠加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资源减少了吗？从趋势来看，“十四五”期间劳动力供应是否充裕，“人口红利”还存不存在？
人普办负责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总量上看，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仍然较大，达到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疗服务体系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身体素质也日益改善，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应当全面客观地来看待。
一是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压力依然不小。
二是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是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看完这段采访，给我的感觉是相同的，
第一点认识到老龄化会是问题，但是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下有多么严重，因为“劳动力资源绝对量大”，“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而且认为“老年人口质量在提高”，还能产生“银发经济”减缓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因此认为老龄化更多是一个长期问题，认为我们还有不少时间去解决。
第二点是认为2020年1.3的总和生育率偏低，但是认为这跟新冠肺炎有关系，而国际上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算是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因此还要继续观察。
因此综合以上，总体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以下是我的个人看法，
第一认为人口总量依然大，而人口总量大有“负面影响”，
第二是认识到了我国生育率总体是在下降的，但对我国生育率是否已经跌入1.5以下的低生育率陷阱还在争论，认为是2020年新冠肺炎影响了生育率走低到了1.3，还要继续观察
第三认为老龄化并不是当下的问题，而更多是个中长期问题，因为目前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而且还有教育带来的人才红利。
因此综合以上，今年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是不明朗的，还需要时间观察数据并且达成一致，
但是在取消“严厉限制生育”的措施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一致了，但是否全面取消限制，还要再继续观察，但是严厉限制已经在逐步取消了。
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建议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为贯彻这一精神，全国人大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清理这些文件的目的，就是全面废除“严厉限制生育”的措施，但是距离全面取消“限制生育”，甚至全面鼓励生育，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达成共识。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别再等了，现在的情况由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以及不婚率提升，工业化带来的养育成本提升，生育率还会继续往下掉是个确定的趋势，
工业化与生育率就是反着来的，工业化国家总人口一定会减少，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少了就没有了，所以欧美都要大量从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吸收移民，没有必要纠结于2020年总和生育率是不是还在1.5以上，
实际上本次七普也已经清楚的表明，所谓的全国人口增加其实都是老年人，劳动年龄人口少了4000多万，这还是在放开二孩的情况下。
再说一次，工业化国家人口少了就没有了，所以要靠外来移民。
从全国范围看，除了本文有提及的少数几个欠发达又人口增长很快的地方，绝大部分地区继续搞生育限制已经没有必要了，要彻底转向鼓励生育。
不然最为简单的结果，就会加快和加大全国人口聚集到一二十个大城市集体搞地狱竞争模式，而没得选择。
人口下降和老龄化会对低线区域或者低线区域影响更大，就以本文提到的数据为例，
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老龄化水平的城乡差异，除了经济社会原因外，与人口流动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实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在城市之中，大城市老龄化水平又显著的低于低线城市。你想下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所在的家乡人口年年下降，老龄化越来越深，工资高的新兴产业资本不愿意到这里投资，缺乏工作前景，作为最大资产的房价又随着人口下降而缩水，那么年轻人一定会大量外流到大城市和发达区域，即使那里房价高，交通拥挤，学位紧张。
这次七普发现，广东省增加了超过2000万人，浙江省增加了超过1000万人就是个例子，实际上这些增加的人口高度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杭州，宁波等少数几个城市。
这对全国均衡发展其实不太有利，让人失去在中小城市发展的选择，也会进一步造成大城市竞争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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