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了吗？
作者：时代财经 余思毅
10月26日，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最新发布的人口研究报告中称，“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胎。”
“十四五”规划框架公布在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也逐渐铺开，开放三胎建议一出，激起了网上热议，“你给养吗？”“住房读书教育不用钱吗？”……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10月28日对时代财经表示，“全面开放生育是大势所趋，但从生育政策的实施来看，没必要讨论开放三胎，要鼓励生育就直接全面开放。”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教授向时代财经分析，“预测放开三胎或全面放开是今年或明年的事，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会让决策层尽快作出决定。”
专家普遍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而生活成本高企也是一个直接原因，对此，苏剑认为，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除了增设托儿所、幼儿园等设施，还可以效仿国外提供医疗、生育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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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家庭生育意愿
任泽平在报告中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
自2015年10月全面开放二胎政策，迄今刚好五年。据统计，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显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不及预期。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得太迟了，导致60后和一部分70后虽然想生二孩，但年龄已过。”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对时代财经分析，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以来连续三连降，由于二孩生育堆积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原因，今年以及未来几年的出生人口也很可能继续下降。
对于任泽平的倡议，何亚福认为，“现在不但应该放开三胎，而且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把生育权归交给家庭。”他向时代财经提供一组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18。“尽管这两次人口普查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因素，但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5。如果不出意外，即将进行的2020年人口普查将再次证实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而在具体选择政策路径上，丁金宏则认为，绝大多数人生育两个孩子已经感到满足，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生三孩或四孩，因此他建议全面放开生育。“如果设置行政资源去监测所生是三胎还是四胎，这是对行政资源的浪费。政策应该越走越简单，不要越走越复杂。”
对此，苏剑也表示认同，“二胎政策实施后，一方面鼓励二胎，一方面却限制三胎，是不合理的。”
丁金宏认为，全面放开生育的好处在于尊重家庭生育的意愿， “如果他们想生却有困难的家庭，政府或社会可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不想生，也不要劳心费力去动员、鼓励。”
苏剑则指出，过去计划生育时代总是提到“提高人口质量”，然而质量再高，没有数量也无从谈起，数量还是很重要的。“人力资源本身消亡得很快，也很脆弱。如果一个人培养了几十年，天有不测风云，或发生了意外。所以，还是需要人口的数量来弥补质量的不足，以应对各种意外的出现。”
生育意愿降低，应给予政策支持
对于全面放开或放开三胎的效果如何，丁金宏并不乐观。“即便全面开放，人口也不可能大规模爆发。首先，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第二，生孩子的母亲人数下降。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出生数和出生率肯定下降。”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贾绍凤则从社会发展阶段揭示出生率下降的必然性。他对时代财经分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质量，生育意愿大大降低，这是走过多个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普遍规律。
“中国新一代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经与上一代人有非常大的不同，大多数不愿早生多生，甚至选择不生，社会也给予了很宽松的环境，使得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对此，苏剑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的生育文化，而生活成本高企是生育意愿低的最直接原因。
苏剑还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是社会的进步，但对生育率是有抑制的。“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之后，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高了。职场受影响太大，养育小孩子牵扯精力也很多。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好处是女性压力没这么大，坏处是女性没有独立性。现代家庭分工，夫妻双方都去工作，但对于女性来说，照顾家庭和孩子负担并没有减轻。”
苏剑还提到，由于晚婚晚育的观念影响，现在很多老人跟年轻一代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大，老人难以照看孙辈，所以政府应在支持系统上发力，如托儿所、幼儿园的设置。
“现在北京海淀的孩子上课外班，一年得花好几十万。像日本在医疗教育补贴，加拿大“牛奶金”补贴等，政府要鼓励生育就应该效仿。”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时有传出儿童被拐卖，或是遭到袭击的新闻。苏剑认为，“政府要在维持社会治安上加大力度，提高拐卖儿童的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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