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姜文用过的编剧，都变成了药渣”。
话糙，道理却不假，一个自幼挨揍都提前预约的奇人，有什么做不出来？
“直男”
姜家三兄妹中，姜文是老大，出生在1963年的唐山，家里人宠着他，性格很直，心情全写在脸上，正因这样，经常挨打。
“挨揍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妈打我前还提前预约”。
日后说起也甚是无语的经历，母亲凌晨12点将其从床上薅起来，不知犯了什么错，结结实实挨打，然后睡觉。
母子俩心照不宣，没少打，没影响孝敬，电影拍出来后，最好的位置肯定留给父母，要求二老提意见，打时手上都不收劲，评价自然不会弄虚作假。
一种“特殊”的信任，而其与电影缘分的开始，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出生在唐山，辗转居住在贵州、湖南，1973年后才安定下来，定居北京，四处迁移的生活，创造不同的社会阅历，见识的多了，也想拍下来。
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在1993年的8月正式开拍，真正成为导演之前，姜文的头衔，是演员。
伯乐是中学时期的班主任，一场班会活动，老师发现平常寡言的姜文在表现时竟有极大天分，鼓励他报考表演系，第一年，落榜了。
1980年再战，中央戏剧学院为其打开大门，张仁里慧眼识珠，打磨之后，璞玉成明珠，也成了大导演。
拍电影，推动是对电影行业状况的不满足，零帧起手，没钱没资源，只有在看样品的时候，才觉得在“活着”，很成功。
好的作品，观后感是千人千面，有人看喜，有人觉悲，票房很好，5000万，荣成1995年国内票房第一，做出了成绩，再拍电影，姜文更谨慎了。
“让电影，不只是电影”
拍《鬼子来了》，姜文是有“私心”的。
抗日剧，和很多作品一样，复刻了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的暴行，想起警示作用，告诫国人，面对恶人，不能无端报以善良，传达给日本观众，历史需要真正面对，而非否认。
更大的作用，在“洗刷冤屈”，不少抗日老电影也曾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起反效果，根据拍摄内容，教育日本年轻人，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哪一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说辞强行合理，反倒让“全民歼灭”合理化。
姜文拍抗日电影，就是不想再给日本人类似口实，家国情怀辅以实力演绎，《鬼子来了》在2000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收获一片掌声。
只拍自己想拍的，热爱推动，才能将一件事情做好，直到《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现，姜文被舆论反噬。
观众表示看不懂，恶评很多，姜文苦恼过，却没怀疑过，票房不能代表一切，有人看不懂，有人高评，艺术电影的受众开始接纳姜文，在知识精英维度，姜文得到了认可。
2010年的《让子弹飞》将委屈洗刷，“票房决定质量”的畸形，姜文开辟平衡之路，7亿票房刷新中国电影市场记录，市场正式接纳独树一帜的姜文，称其是“站着赚钱”的业界良心，是能真正做到集票房大卖、社会批判和艺术水准为一体的好导演。
貌似飘了，《一步之遥》的出路，将姜文“打回原形”。
四年打磨原以为会是精品，大规模宣传，噱头累的高高的，真上映了，影院很安静，不知评价什么，闭嘴不言亦或看不懂，已经是很高的评价。
不可否认用心，选角很负责，不用整容脸，为了达到理想中的画面标准，重新粉刷了烟囱，铺了铁轨，还种下了大片鲜花，不可否认付出，也需清楚，影片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
“好看、有趣”是姜文对电影的底线，自诩做到了，骂就骂吧，个人特色浓厚，电影中的“英雄”，现实生活中的孩子，正因有矛盾，才让姜文更加立体。
“终章”
“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落在《邪不压正》上。
一部写给老北京的情书，堪称荒诞的拍摄手法，在执导的电影中，姜文重塑了一个北京城，是幻想，也是期待，电影可肃穆，可幽默，艺术上来说，姜文无可挑剔，翻身仗，又一次成功。
市场对姜文宽容，在其执导的电影，虽有争议，却始终有传达，而非过目即忘。
这便是姜文所追求的，生活中有困惑，带着好奇去拍电影，寻找答案，也拍出答案，他从不追求完美，十全十美之事也追求不来，但求尽可能消灭遗憾。
有态度是贴在姜文身上的标签，作品少而精，平均4年一部，为雕琢，也为生活。
不服务于钱，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生活，人前毒舌，家庭中负责，在家不谈工作，一心陪妻子，陪孩子，给儿子喂饭也是大事，知晓生活真正的重心，他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
母亲在其幼年时毫无征兆的辞去了工作，没有原因，只是不想上班了，人生只有一次，尽心感受，方能看见被人忽略遗忘的好东西，拍出来，便是姜文。
电影离不开艺术，而艺术，长存于生活，个性鲜明，成了长在姜文身体中的野蛮能量，它塑造了独树一帜，借此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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