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自话题：网传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标题：《14.1178亿人！》，瞭望综合整理自：新华社、国新办网站、光明日报，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以下为已出炉的部分重要数据：
总人口：我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性别比例：男性人口为723339956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38768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
人口地区分布：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中部地区下降0.79%，西部地区上升0.22%，东北地区下降1.20%。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家庭户：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住房条件改善和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
民族：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人，占8.89%。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0.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0.40个百分点。
国民受教育程度：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年龄结构：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城乡比例：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延伸阅读：
如何全面看待中国面对的人口挑战？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杨舸（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发于2021年5月10日，为保持原文意思，未将内文时间做调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即将于5月11日上午公布。此前，人口话题不时受到关注，“出生人口再刷新低”“人口即将负增长”“老龄化进程加速”等观点被热传，“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创十年新低”更是冲上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榜。在这之后，“2020年我国人口持续保持增长”这则官方消息的发布，对似乎弥漫全民的人口焦虑起到了一定的缓释作用，但似乎仍无法扭转全民人口焦虑之势。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变化及相关问题？除了持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哪些关注点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从更长的视野来观察，中国该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从某种程度上说，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从人类近200年的工业文明史来看是如此。18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发起，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基本取代传统手工业，并于18世纪末逐渐向西欧大陆和北美传播。英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870年代开始放缓，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也几乎完全遵循工业文明传播的轨迹。
1909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利用西欧的人口数据描述了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演变规律，并奠定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雏形。其中的重要观点就是，受经济因素的驱动，为了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有意识限制生育。
当前，工业文明的足迹遍布全球，受影响的国家无一例外均开始了人口转变，生育率下降。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按照国民收入水平划分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67、2.35和4.52。
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借由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避孕节育技术的可获得性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弱化了家庭功能，逆转了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使得多生孩子成为非经济理性的事情。
人口的再生产由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向追求质量的精致型转变，最终使得人们通过限制家庭规模来实现家庭成员平均福利水平的提升。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迅速提高，伴随社会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强化了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理性选择。
因此，全世界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都正面临生育率下降的风险，中国也无法避免。人们寄希望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来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遗憾的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并不及预期。
一是，政策效果可持续性存疑，不少研究表明，生育补贴、儿童津贴等经济奖励措施缩短了生育间隔，但并未改变人们的理想子女数。
二是，北欧、西欧国家的慷慨家庭福利政策曾被认为对维持稳定生育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使公共财政背上了沉重负担，受欧洲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高福利政策不断被诟病，欧洲国家正在保持或下调家庭福利水平，欧洲的总和生育率仍在下跌。
中国该如何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笔者认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或是更恰当选择。
一方面，中国应尽快优化生育政策，让自主生育权回归家庭和个体，加快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塑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尽力支持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达成生育目标。
另一方面，加大家庭支持力度，在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各级公共财政的支付能力，量力而行，毕竟依赖公共财政的诸多民生领域仍需增加支出。
谨慎地看，“少子化”和“老龄化”或是中国人口无法避免的趋势，不过，对此不该过分悲观，如此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唯有坚持国家创新战略，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才能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人口的老龄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人口红利”的来源由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素质，由此必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取劳动投入的下降，依靠科技创新来阻止产业竞争力可能被削弱。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首先要增强人力资本。人口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的改善也是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0年中国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排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前列。而且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超过一半的新增劳动力具有高等教育学历。
此外，体现国家创新能力的相关指标也正在优化，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科技研发人员总量已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总量、被引次数和研发经费投入居世界第二。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需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将是中国新发展阶段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更要建立创新型的产业结构。“十二五”时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环境和要素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已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重化工型转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
传统工业正在加紧技术改造和升级，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和水平也在持续提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深海空天开发等前沿科技领域均有实现“弯道超车”的潜力。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机遇，实现人才、产业、科技协同发展，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决胜武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瞭望综合整理自：新华社、国新办网站、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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